在從事金融行業以前，我在香港一家商會工作過，這種親身的經歷，讓我對香港上流社會的商人有一些切身的認識。
香港無疑是華人社會中各類商會最爲集中的地方，而且很多知名商會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當然這和它本身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是分不開的。
香港上流社會的名利場在商會是最集中體現的。首先能加入這些知名商會的商人，往往身價都不低，當然有錢顯然是不夠的，還要有政治資本，有社會地位，所以很多榮譽會長之類的頭銜都會邀請名流高官擔任，而處於塔尖的富商必定是身負多個商會會長的頭銜，各個商會都想拉你入會，好彰顯你這個圈子的層次，所以可能兩個不同的商會但裏面的主要活動人其實都是同一撥人，兩個聯繫緊密的商會，大家也會相互給臉，你在這個商會是祕書長，另一個商會可能是副會長，反正香港的有錢人麼，都是那圈人。
要說現在陸港矛盾這麼激烈，可是在香港的上流社會裏是很少感受到的。《紐約時報》有過對目前陸港矛盾的評論：陸港富人聯手搶錢，兩地窮人頻頻對罵。
香港不少商人，常年跟中國大陸官員打交道，各個都是普通話流利，我在的商會祕書長，是一家國際集團的千金，從十年前開始就被她的父親常年派駐北京，不僅普通話流利，而且還說得一口道地的大陸方言。
這些商人們偶爾也會背後嘲笑中國大陸政府不堪之類的話，但每每遇到中國高官來香港，都是爭先恐後地想一同吃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大陸都有投資，而能不能得到這些政府官員的扶持直接決定了他們在當地投資的順暢程度。
我在商會的時候正好趕上了春茗，每個商會都有自己的春茗晚會，這類春茗盛會一般都匯集了同一圈子各類名流商人、政客。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晚宴開始前，先是中國官員講話，之後主持人宣佈全場起立奏國歌。當時的我一下子有點手足無措，畢竟在香港是很少能看到這樣的場景，上司告訴我，九七之後就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對老一輩的很多香港商人還是懷有一份敬意的，他們都是四、五十年代因為各種原因從中國大陸逃難來到香港，發揚獅子山下精神，努力奮鬥積攢財富。這一輩富豪都有很深的家國情懷，光看看每年各大商會給中國大陸災害的慈善捐贈就知道了，尤其是自己家鄉出現災害，以同鄉會為基礎的商會都會積極踴躍捐贈，更不要說像邵逸夫、田家炳、李達三這些在中國高校捐贈這麼多教學樓的慈善家。這些人很少都是一夜暴富，財富都是幾代人不斷累積，他們很多人都是當年臺大、復旦、南大等名校的高材生，只是後來流亡到了香港，這些人等到自己功成名就之後都普遍熱心教育事業，各大名校給他們頒個榮譽博士，商會都會擺個宴席給他慶祝，也可以看出這些人對於教育的重視。
伴隨著好的教育，也有好的修養，我對一位在香港及中國大陸好多高校都有他名字命名的教學樓的富豪印象特別深刻。有一次商會宴請完一位中國的市委書記，大家都作鳥散獸，我看到他一個人在幫會所的工作人員收拾餐桌上的名牌。當時心理很觸動。
事實上有情懷的商人在香港並不少見，那個年代走過來的受過良好教育，又經歷過民族的巨大苦難的人，對於家鄉、國家的情感不是那些只會投機的商人政客所能體會。
但商會也是權力的名利場，對權力錙銖必較。商會每次定期的董事會，也是權力鬥爭的博弈。很難想像這些在商場上摸爬滾打那麼多年的“老江湖”們，可以為了一個董事的發言該不該放在上次會議的紀要裏面，兩個派系可以在會場上激烈地吵起來，一位已經90多歲的德高望重的老富豪，被人推著輪椅進來，話都說不清了，還要秘書在會上傳話。看到這樣的一幕，盤旋在我腦海中的是卡夫卡的《變形記》，人類與自己的荒誕作鬥爭，看來是永不會停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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