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進主義的確是美國發展的一大特點- 不斷從改良和妥協中化解矛盾，避免了暴力革命、軍事政變和其他方式的無序的政權更替，在思想信仰上也沒有經歷過「和傳統決裂」的過程，基本上在原有的思想和政體的框架內不斷更新、變化。
1987年《美國研究》雜誌創刊之初，筆者開宗明義曾提過中國人為什麼要研究美國的問題，並給出了四個層次的「我見」。應該說，這第四個層次才是把研究美國列入社會科學的題中之義。但是做起來十分艱鉅，自己有志於此，卻深感功力不逮。又過了近十年，才敢進行一些嘗試。
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訴求是發展和平等，一種制度，一個國家的興衰、先進、落後，也取決於這兩個問題解決的成功的程度。迄今為止，美國正是在相對成功地解決這對矛盾中走向強盛。從消極的治理社會弊病、克服危機方面說，它靠的是漸進主義，以改良避免暴力革命;從積極發展的動力方面說，它靠的是人才優勢和創新機制。這兩方面的根源都在於直根於美國歷史文化中的精神資源。本文就從這幾方面切入，對「美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進行探討。
(一) 19、20世紀之交美國的狀況
南北戰爭的結果，不但廢除了奴隸制，而且使美國從幾十個半獨立的州的「聯邦」成為統一的民主國家，儘管現在的中央政府仍援例稱作「聯邦政府」，其意義與南北戰爭之前已大不相同。這點非常重要，為20世紀美國的演變奠定基礎。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19世紀最後30年，美國進入了迅猛的工業化時期，在這過程中經歷了社會轉型。 1886年貝斯姆(Bessemer)煉鋼法的發明，使美國鋼產量首次超過了英國，而兩年後馬丁爐的出現更鞏固了這種優勢。從此美國一路領先於歐洲。姑以此作為近代美國的標誌，到20世紀90年代的百餘年算作一個歷史時期，即本文要探討的時期。 19世紀最後20年也是馬克吐溫稱之為「鍍金時代」的時期，此時社會財富大大增加，大財團開始形成。比之於歐洲，一新一舊已經很明顯。儘管歐洲的走下坡路是在一戰之後，但是實際上到本世紀初發展的空間已經有限，所以開始醞釀打仗，這一困境已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所道破。
而美國在一時期卻正像一架開足馬力的新機器，有的是潛力，方興未艾。與此同時，資本主義惡性膨脹，各種典型的矛盾也都開始凸顯，童工製、血汗制、危險而惡劣的工作條件、貧富懸殊、失業危機等等都日益加劇，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的城市出現許多貧民窟，成為一切苦難、醜惡和罪惡的集中地。 20世紀頭10年被認為是美國勞資關係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一位歷史學家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
「誰擁有工廠、礦山，誰擁有給工人居住的房屋，提供工人作禱告的教堂，擁有學校讓他們的子女來讀書，誰直接出錢養活傳教士、教師、醫生，警吏、偶爾還有法官，誰—-不論是個人還是公司—-就擁有了工人的肉體和靈魂。連規定擁有奴隸的種植園主在管理奴隸方面都不能不講的寬大基督教人道主義，現在在殘酷的公司的管理中也沒有了。」
除階級分野外，種族也分等級，其不平等更甚於階級，這是美國一大特點。黑人名義上得到解放，實際上命運並未好轉，憲法第15條修正案形同虛設，解放了的黑奴在「自由」的身份下反而經濟生活更加失去保障。更有甚者，遭受種族歧視的不僅是黑人，還有猶太人、亞裔、以及南歐和東歐新移民。他們的習俗和宗教都與先來的英國和北歐的移民不同，他們對待遇要求較低，更易為老闆所左右。這樣，19世紀末已經相當發達的工人運動所取得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成果受到了威脅，於是移民的優越性轉為負面效應。從19世紀最後20年起，美國就開始大規模排斥移民。
過去，社會矛盾沒有達到歐洲那樣尖銳的程度，是因為不滿現狀的人、缺乏競爭能力的人以及可能鬧事的組織者可以不斷往西行，留下的空位又有新移民來填補。此時「西進運動」已經到頭，全方位領土擴張基本完成，大陸邊疆大體定型。這樣，以往通過開拓新邊疆緩解社會矛盾的模式的餘地已大大減少。
在這一切之上還有政治腐敗。能左右政策的特權集團主要有：內戰有功的退伍軍人及其家人後代、大工業家、金融家、鐵路建築業主，等等。這些集團通過國會和當政者影響政策。再加以其他種種因素，原來以主持正義、公平，反對奴隸制，反對特權起家的共和黨已經和民主黨的右派結合起來，殊途同歸，成為保守的力量。各項政策更加明顯地為既得利益階服務。在政府用人制度上出現了所謂「分贓制」，即當選的總統把政府職位視為囊中獵物，在支持自己競選的人物中論功行賞，進行分配。這樣，必然導致公務員素質下降，政府威望和效能日益低下。總之工業社會和官僚政府的種種典型的矛盾此時在美國已經相當尖銳和突出，舊大陸的病症新大陸似乎也難以逃脫，而且還加上美國特有的、先天的種族矛盾的頑症。
歐洲許多國家在這樣的形勢下爆發了規模不等的動亂和革命。美國卻得以避免。列寧指出，爆發革命的條件是人民不能在原來的條件下生活下去，統治階級不能按原有的方式統治下去。美國的獨特處恰恰是統治者及時地改變了統治方式，從而也改變了人民的生活條件。這種改變是漸進的，當然也是不徹底的，但足以實現在穩定的局勢中使國家發展強盛。這種改良的力量並非只靠政府，而在於上、中、下三方面力量的結合，即：自上而下的政府的政策措施、自下而上的公眾批判和抗議運動，以及介乎二者之間的私人公益事業。並非所有國家都有條件做到這一點，美國有它特有的歷史文化條件，這就是下面要探討的。
(二) 思想精神資源
通常人們對美國有兩種看法：一是歷史很短，沒有源遠流長的傳統;二是暴發戶，因而只有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貧乏。這是一種誤解，至少是不全面的。物質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貧弱，首先在理論上就說不通，那等於說一個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質就可以達到繁榮富強，這正好是我國當前相當普遍的認識誤區。有一點人們往往忘記，就是作為實行代議制的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是世界最「老」的- 美國獨立比法國大革命早13年。更何況，在獨立以前的殖民時代，歐洲早期移民已經在此繁衍生息了200年。因此不能說美國沒有自己的傳統。毋庸贅言，美國的思想資源來自歐洲，特別是英國，美國文明是整個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而源遠流長。不過歐洲的思想傳到美國之後，在「新大陸」的土壤中進行了選種、變種、生根、開花、結果，就帶有了「美國特色」。
美國的精神傳統和思想資源簡而言之就是基督教新教精神和體現在憲法中的自由主義思想。基督教精神對美國人是一種無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競爭中賴以自律，在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中倡導集體合作，在貧富懸殊的情況下宣揚平等，是物慾橫流的濁浪中的淨化劑。關於自由主義，通常也有一種片面的理解，只強調個人自由競爭這一面，而忽視其包含平等的原則。事實上，所謂「天賦人權」，其前提是人生而平等，擁有某些與生俱來的不可轉讓的權利。約翰*米勒概括為思想、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四大自由。在美國還特別強調機會平等，是在平等的機會中個人憑才能和努力獲得成功的自由。這種包含個人自由和公平兩個方面的自由主義在美國深入人心，成為美國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普遍信仰，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各族裔凝聚成為一個民族(假如可以稱作美利堅民族的話)的膠合劑，是在最大的差異中的共同標準，也是一切改良的動力和指針。
美國的政治體制從根子上說，從立國開始就擯棄了「人治」- 亦即依靠領袖魅力的治理- 而堅決選擇了「法治」。在這點上華盛頓總統厥功其偉，史有定評。儘管多數來北美洲的歐洲移民，特別是參加獨立戰爭的開國思想家們都信奉立憲政府，不會贊成專制制度，但是在獨立之初，像一切第一代革命領導人一樣，華盛頓威望極高，在人民中也有被神化的傾向。只有他一人能使分裂的各派心服，維持了國家的統一。如果他當時有集權的慾望，或經不起權力的誘惑，或者過分相信個人的力量，不知不覺間以自己的意志來治國，也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由於漢密爾頓和杰弗遜的不和，大家都希望他留任，如果他要當終身領袖，十分順理成章。但是華盛頓本人碰巧是權欲淡薄的人，這種「淡薄」不同於東方式的消極出世的個人修養，而是出於對代議制和憲法政府的堅定的信仰。他只利用他的威望促進符合法治原則的憲法和政府體制的建立，然後功成身退，再不干政，從而建立了健全的領導人更替制度，從一開始就為整個美國民主制度奠定基礎。
當然這與美國沒有一個舊制度遺留下來的貴族階級有關，並且是一批當時先進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共同的功勞，不完全是華盛頓一人之力，但是他的做法至少使美國在立國之初避免了革命以後經常遇到的為接班人問題糾纏不休的折騰。另一方面，美國的民主不是民粹主義的，從憲法和機構的建立開始，就十分注意尊重少數人的權利，而且，民主權利的普及也是漸進的，這點與法國的傳統不同，較少街頭民主的傳統和群氓政治的可能，這為美國基本上平穩的發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到19世紀中葉，歐洲出現了兩大對人類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新思潮，一是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頂峰;一是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後來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加以引伸，用之於人類社會，被稱作「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兩種思潮在歐洲的命運非本文主題。在美國，達爾文的進化論確實對思想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遍及哲學、教育、社會學乃至心理學。而「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宣揚的自由競爭，適者生存，更是在美國找到了最適宜的繁衍的土壤，出現了一批熱心的鼓吹者和傳播者，主要在經濟學界，總的是為當時日益加劇的階級分化的合理性辯護。但是到了20世紀，弱肉強食的法則已經弊端百出，社會不平等達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而且所謂的「起點平等」、「機會平等」日益暴露出虛偽性。此時在理論界出現了對立面，為社會弱勢集團說話，主張政府乾預，對緩解社會不平有所作為，形成一種平衡的力量，促成了一系列的改良。
總的說來，美國社會實踐的主線還是自由競爭，在美國早期建國過程中，這種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釋放出了巨大的創造力。直到現在，相對而言，美國因平等而妨礙效率的程度比歐洲國家要輕得多，而不平等的情況則比西歐嚴重。於是就出現在語義學上令人困惑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個詞在美國一反其原義：「保守主義」指傾向於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經濟政策，因為這是美國的傳統;「自由主義」(狹義的)反而指倡導政府乾預，多一些規章制度，抑強扶弱的主張。簡單化地說，前者主要著眼於刺激投資者的積極性，讓資本家先賺了錢，然後向下滲透，澤被全民;後者著眼於保護底層人民的基本利益，強調平等，在經濟上則是通過提高全民的購買力來刺激經濟繁榮。這兩種思潮歸根到底都屬於廣義的「自由主義」，是一個核桃的兩半。正因為美國的實踐主線是自由經濟，其自然傾向是貧富差距擴大，所以知識分子和社會輿論的主流在多數時間內是「自由派」聲音較高，即為弱勢群體說話，放手批判現狀。有時越是處於邊緣的少數主張，越以引人注目的姿態出現，這往往給外人以錯覺，以為美國思想界主流出現左傾。事實上美國思想界的重心比多數歐洲國家要靠右。如果以「左」和「右」來概括其思潮和政治的變化的話，猶如鐘擺，每隔一段時期就向一方擺動一次，而總的趨勢是向中間靠攏。最激進的改良沒有脫出自由主義的框架。這個框架彈性較大，右邊界是法西斯主義，左邊界是共產主義，在這個框架內左右擺動，不斷調整，是美國的改良的特色之一。
從對美國製度衝擊的角度講，20世紀有過兩次最大的危機：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經濟大蕭條;二、60年代的社會危機、信仰危機。從政府改良的角度講，本世紀有過三次高潮：一、從世紀初到一戰前，老羅斯福和威爾遜政府的改良;二、30年代隨著經濟大危機的反思和小羅斯福《新政》;三、60年代肯尼迪、約翰遜政府的民權立法及「偉大社會」計劃。至於公眾批判和抗議，則無時無刻不存在，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黑人爭取平權的民權運動，這是波浪式的持續性的。二、20世紀一十年代的進步主義運動，其中包括歷史上有名的「掏糞」(或「揭丑」)宣傳;三、60年代「反文化」抗議運動。下面分別予以簡述。
(三) 上中下結合的漸進改良
胡適20年代觀察美國，頗有感慨地說過：「美國不會有社會革命，因為美國天天在社會進步之中，這種革命是漸進的」 。這誠然是一語中的。漸進主義的確是美國發展的一大特點- 不斷從改良和妥協中化解矛盾，避免了暴力革命、軍事政變和其他方式的無序的政權更替，在思想信仰上也沒有經歷過「和傳統決裂」的過程，基本上在原有的思想和政體的框架內不斷更新、變化。
自上而下的政府改良
正如列寧所說：「西奧多*羅斯福和進步黨人的全部綱領、全部鼓動工作都是圍繞著這樣一點：怎樣通過……資產階級的改良來拯救資本主義」 ，實際上整個美國改良的過程都可以說是在拯救資本主義，而西奧多*羅斯福(下稱老羅斯福)政府可稱起了開山作用。這拯救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並不是消極的「拯救」，而是在不斷克服矛盾和危機中飛速發展。事實上，沒有發展，就談不上拯救。
20世紀西方發達國家一大創新就是福利國家的形成。福利國家之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勞動者鬥爭的成果，也是資產者讓步的措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職能的轉變。美國史家提到美國的改良，一般都提「從老羅斯福到小羅斯福」，這是有道理的。 20世紀上半部美國採取一系列的改良措施，逐步完成政府職能的轉變，剛好就是從老羅斯福到小羅斯福。這一轉變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政府開始乾預經濟生活，二是政府成為調節各種矛盾，特別是勞資矛盾的中介人。
在政府改良中，小羅斯福的「新政」可稱承前啟後，無論從哪一種意義上說，對美國乃至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都有劃時代的影響。 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帶來的挑戰和迎戰都是戲劇性的，其影響之深遠，再強調也不為過。而歸根結底，它緊扣「拯救資本主義」這一主題。 「新政」的內容眾所熟知，不必贅述。單純就解決經濟危機而言，如果沒有二戰，它的成效究竟如何，至今論者看法不一，姑存不論。這裡要強調的是它對美國的改良模式和觀念所產生的革命性的深遠意義：
1) 政府職能大轉變：從小政府到大政府，從盡量少管事到多管事。這實際上是對美國自杰斐遜以來賴以立國的的政治理論的一次深刻的變革，與美國人不信任政府的傳統觀念相背。如果不是非常時期，是很難實現的。當時面臨空前的危機，人們接受了這一觀念：一個關心群眾福利的犯錯誤的政府要比一個漠視人民疾苦無所作為的政府好。危機過去之後，傳統思想又有回潮，大政府和小政府之爭一直存在，但是政府有權也有責任干預經濟這一觀念已經合法化，爭論只是在干預多少而已。
2) 第一次在基本人權中加入了「經濟正義」的因素。這是對舊自由主義的一大修正。羅斯福提出了新「四大自由」，即：言論、信仰、免於匱乏和免於恐懼。前兩項是舊四大自由的合併，在西方已是不言而喻的。實際上增加的核心就是「免於匱乏」的權利。從此，有人挨餓不僅是私人的事，而是被剝奪了基本權利，政府和全社會有責任改變這種不合理現象。從這一觀念出發，一系列的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政策法令不但有了依據，而且是政府和社會強勢集團應盡的責任。「社會安全」、「社會保障」的觀念和機制從此逐步確立。
3) 政府成為調整勞資關係的中介。羅斯福政府除了製定一系列保護勞工的法規外，還首次立法規定工人有「集體談判權」。政府出面說服資本家接受這些向勞工讓步的措施，以此換取勞工的妥協。這樣，工人的權益有了一定的保障，而工會不再是一種反社會的激進勢力，變成了體制內的一個利益集團，從根本上改變了工人運動的性質，換言之，可以說工人階級受到了「招安」，從而取得了社會的穩定。
以上幾點奠定了20世紀後半葉美國社會的穩步改良。當然危機過後，舊的習慣勢力必然有反彈，但已不可能回到完全弱肉強食的社會，新的框架已經定了。對美國政治文化來說，可稱完成了一次觀念上的革命。從理論上，赤裸裸的、不加修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不再能進入主流。
當然，「新政」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羅斯福與他的謀士們一時心血來潮想出來的，而是美國不斷改良的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階段。前有古人，後有來者。從政府的改良主義思想和政見來說，「古人」從上個世紀已經開始，若從本世紀算起，則主要從老羅斯福開始。 「來者」則綿綿不絕，以後歷屆政府都在福利制度上添枝加葉，尤以約翰遜政府的「偉大社會計劃」達到登峰造極。不論在具體政策上有什麼壓縮和調整，美國式的福利制度已經形成。由於篇幅關係，此處不能詳述，僅對老羅斯福與肯尼迪-約翰遜政府的重大措施略作介紹。有意思的是，這幾位總統對外都以帝國主義擴張和乾涉著稱，而對內的的確確向社會平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老羅斯福總統任期1901-1908，剛好是本世紀初現代美國的開始，也是美國第一輪社會改良思潮高漲時期，史稱「進步主義年代」。他在總統任內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立法措施，其中下大力氣「抑制豪強」，取得突出成績的有兩件事：一是限制壟斷資本，於1903年促使國會在1890年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基礎上通過修正案，進一步擴大了總統干預經濟的權力，為後來威爾遜政府通過的「克萊頓反托拉斯法」的先聲。二是調解1902年賓夕法尼亞15萬煤礦工人大罷工。此次罷工由於礦主態度頑固，僵持5個月之久。最後政府出面乾涉，通過軟硬兼施迫使礦主同意與工會談判，並同意政府仲裁，同時說服工人復工。最後結果除增加工資的幅度外，基本滿足了工人的要求，其中有長遠意義的是建立了9小時工作制，以及在礦內勞資雙方談判的製度。
這兩件事開政府敢於抑富扶貧的先聲。的確如老羅斯福所說，是在美國進入新的大規模工業化時期的一次在積累和分配的立法上的大調整。他用的詞是防止「過度資本化(over-capitalization)」。與此同時，他還在政治上勵精圖治進行了重大的吏治和稅制改革。其結果不但使當時正在尖銳化的社會矛盾緩和下來，而且開啟了一種解決矛盾的機制。以此為先例，以後歷屆政府又陸續通過一系列保護勞工的立法。老羅斯福的舉措的重大歷史意義還在於宣告：治理美國的中心是在華盛頓，而不是華爾街，美國政府既向社會平等的方向進行干預走了一大步，又為達成勞資妥協、保存和改善資本主義制度，防止社會主義運動創造一種模式，為日後小羅斯福政府大規模的「新政」打下基礎。
約翰遜與老羅斯福一樣，都是在前任總統遇刺後就職，他的改良的思路與肯尼迪一致。其政府的特點也是大幅度的改革與大力擴充軍備對外用兵相並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既要黃油，又要大砲」。此處主要講他的「黃油」這一面，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向貧困開戰」和「偉大社會」計劃。 「偉大社會」雖然是繼承「新政」的傳統，但是時代背景很不相同。此時美國經濟不但沒有危機，而且持續增長，進入「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惟其經濟繁榮富足，貧困的存在就愈形突出和不可容忍。這是「向貧困開戰」的口號的來源。當時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主要著眼於社會公正。另一點與前人不同的是，種族問題已經到了無法迴避的地步。
簡而言之，在約翰遜任內實現的各項改革中最重要的有兩大領域，一是關於種族平等，一是醫療保障。種族平等體現在1964年的《民權法》和1965年的《選舉權法》 。這是美國黑人鬥爭史上一件大事，儘管其實際貫徹還經過了艱苦的鬥爭，但是這一立法確有深遠意義，把黑人的法律和社會地位從觀念到實質都提高一步。以後，為在行動上切實落實，又頒布「肯定性行動」計劃(Affirmative Action Plan)。應該說，在種族平等的改良方面，60年代是一大分水嶺，群眾運動當然是主要動力，就政府而言，肯尼迪-約翰遜政府的態度和措施的力度超過以前歷屆政府。
另一意義重大的措施是通過「醫療照顧」和「醫療援助」medicare and medicaid)法。美國在建立普遍的醫療保險制度方面起步晚於歐洲，杜魯門政府曾企圖施行，以阻力太大未獲通過。到約翰遜政府終於將兩項法案作為對1935年《社會保險法》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前者的對像是65歲以上的老人和不到年齡的殘疾人;後者的對像是低收入者，不受年齡限制。這是繼「新政」以來改良派經過長期鬥爭而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大大地擴大了醫療保險的覆蓋面。
除此而外，還有《中小學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政府對教育的資助;《模範城市法》由政府撥巨款建造廉價住房、改造城市設施、改善貧民區和貧困地區的環境、衛生條件、教育和娛樂設施等。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由政府撥款關照貧苦居民的，不僅使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進一步得到鞏固，基本上形成了社會安全網，更重要的是使機會平等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是美國福利制度的頂峰，與此同時，他以反共的名義深陷越南戰爭，使美國政府財政赤字達到空前程度，成為左派、右派都攻擊的對象。其後果除了自己被迫放棄競選連任外，也造成以後政策向保守方向逆轉的契機。
裡根政府政策是一次較大幅度的向保守方向逆轉，被稱作「劫貧濟富」的經濟學。然後又出現克林頓的「中派自由主義」和改革福利政策的方案。總的說來，美國的政治主流基本傾向是向中間靠攏，社會批評家和政客競選可以慷慨激昂，言詞激烈，但在實踐中，最保守的不能打破現有的福利制度框架，最激進的也不會損害大企業的根本利益。
言論自由和批判精神
自上而下的改良得以成功，有賴於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其黑暗面，金錢的罪惡、權力的腐化作用對任何種族任何國家的人都不例外。而且既得利益者都難以自動放棄特權，因而任何國家製度的設計中都包括某種揭露、批評和防止腐敗的機制。即使是中國的君主專制政權也還有「言官」、「諫議大夫」、「御史」之類的職位，理論上是負有揭露和針砭時弊的責任的。特別是開國之君總希望從前朝衰敗中吸取經驗教訓，找出一種能防止政權腐化，達到長治久安的機制。但是在專制和集權的製度下，無論當政者主觀上有多麼良好的願望，實際上做不到。輿論真正能起監督作用的關鍵在於是否有充分的獨立的言論自由，這種言論自由是公開的，受到憲法保障的，適用於每一個公民，任何人不得壓制。誠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來到這個世界，每一個毛孔中都帶著血污，那麼，在言論自由保障下的公眾批判就是其淨化劑。
如果說，權力本身必然帶來腐化的誘惑，那麼公開的監督就是其製約。可以說資本主義從誕生起就伴隨著對它的批判而成長。這種批判不一定立場都是「正確」、「進步」的，有時甚至是反映了被推翻的階級的懷舊情緒(如巴爾扎克的小說)，但是只要它是符合現實的，就有積極作用。紮根於自由主義思想的西方知識分子有著深厚的批判現實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定義就和批判精神聯繫起來，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為核心的社會良心，對一切有背於這一理想的社會弊病加以撻伐是其天職。這也正是社會的生命力所在。這一傳統當然起源於歐洲。 19世紀豐富多彩的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及其傳世之作可以為證。
這一源於歐洲的傳統自19世紀末以來在美國得到充分發揮。誠如美國思想史學家霍夫斯塔德所說，美國公眾每隔一段時候就要掀起全國性的自我反思的浪潮，如果沒有不斷的反對、抗議和改良的傳統，以美國所處的時代和位置，其製度就會成為純粹的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大約不會發展成現在這樣。遠的不說，整個20世紀這種自我批判從來沒有斷過，可以說，從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美國文學就不約而同地以批判特權階級為己任。我國讀者熟悉的馬克*吐溫是最早的代表之一，不過當時還沒有形成規模。大約20世紀前半是批判文學的鼎盛時期。
第一次高潮是從世紀初到一戰的「進步主義」運動。這個時期，作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對立面，有社會科學界的新理論、新聞和文學界的暴露文學、小生產者和底層老百姓的呼聲以及政治活動家的政策主張，共同形成了當時「平民運動」和「進步運動」的思想基礎。這些集團的利益和目標很不同，但是殊途同歸，都為社會弱勢集團說話，揭露各種黑暗內幕，都主張政府應該對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和種種罪惡有所作為。它們匯集成聲勢浩大的輿論浪潮，對當時正在趨於腐化的美國政治起了遏製作用，也為老羅斯福厲行吏治改革和一系列改良政策提供了輿論基礎。如果沒有本世紀初的政治淨化鬥爭和吏制革新，以後小羅斯福以加強政府乾預為方向的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因為這一改革是加大政府的權力，其前提是各方面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如果沒有廉潔奉公的大批執法者，改革就會弊病百出，失去群眾的信任，最終以失敗告終。這種悲劇在中外改革歷史上並不鮮見。
整個20世紀，美國社會批判的聲音時有起伏，卻從來沒有被壓制下去過。一個證明是不少批判美國國內外政策的激進言論，就是在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肆虐時期出版的，其中包括號稱「修正學派」的左派著作以及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至少大學校園中自由主義傳統始終未被完全壓下去。
對資本主義制度從根本上產生懷疑而對社會主義國家有所嚮往的思潮，本世紀內只出現過兩次，時間都很短暫，而且也從未占主流：一次是1929-1932年的大危機時期，那是工人運動活躍的時期，也是美共成立以來影響最大的時候(1932年美共總書記威廉*福斯特競選總統得十萬另兩千多票，不夠一個選舉人)，許多著名作家思想左傾。但是這一思潮不久就消沉下去，一方面為羅斯福的「新政」所化解，一方面因斯大林1933年開始的大規模清黨和鎮壓而幻滅。
另一次是60年代越戰時期，當時美國經濟相對繁榮，福利制度也相當發達，批判的動力更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以反越戰和民權運動為中心對美國內外政策發動全面批判。其中激進派對美國傳統價值觀發生根本懷疑，這是對「冷戰」的逆反，和對50年代麥卡錫主義的清算，還有對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的厭倦。同時也受當時世界潮流的影響，特別是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鬥爭，和被誤讀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果政府通過兩手予以消解：一手是通過聯邦調查局等對激進組織從內部分化、破壞;更重要的一手是對內加強福利制度、認真採取反種族歧視措施，對外撤出越南，開始改變對華政策。此後，許多批判健將逐步匯入主流，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們大多數人還保持左派自由主義的觀點，繼續為社會平等呼籲，不過不那麼激進;少數人幻滅後走向另一極端，匯入80年代的「新保守主義」思潮，或稱「新右派」;其餘一批人未能進入中上層社會，處於邊緣地位，也許有人有受排擠感，但是也並非走投無路。
社會主義思潮—-不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在美國始終沒有像在歐洲那樣成氣候。在所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美國是唯一國會中沒有類似社會民主黨性質的政黨代表的國家。其原因除了歐美學者如桑巴特、特納、丹尼爾*貝爾等已經提出的之外，筆者提出了「時間差」和「反面榜樣」的補充解釋：
「時間差」是指美國的發展後於歐洲，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是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到矛盾已經難以忍受時出現的，很快為工人階級所接受。此時美國還有很大緩和的餘地。到本世紀初，美國矛盾尖銳化時，各種政府的和慈善團體的改良措施已相繼出台，雖不能根本解決，卻足以緩和矛盾到可以控制的程度。美國的權勢集團，包括政府和企業主，對於防止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的興起確實做了自覺的努力。他們不能像專制制度那樣通過壓制言論、剝奪人民抗議的權利的方式加以遏制，只有加緊改良措施，以消解社會主義者所宣傳的革命存在的理由。這是包括政府和民間在內的權勢集團積極改良的動力之一，也是其效果。可以說美國的資產階級十分明智(也可以批判為十分「狡猾」)。
「反面榜樣」就是十月革命之後的蘇聯在大部分時間內起了反面榜樣的作用。社會主義理論比之於任何改良主義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吸引力和存在的價值在於其徹底性，不言而喻，在這個社會中，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人民應該享有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十月革命之後的蘇聯確實在全世界，包括美國的工人和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中產生過這樣的吸引力，從而使資產階級懷有恐懼心理，這是20年代「恐赤潮」之由來。蘇聯革命初期物質上的極端困苦並沒有影響其吸引力，但是自斯大林執政以後接踵而來的種種清洗和鎮壓不斷使一批一批的嚮往者幻滅，而且使各國忠於蘇聯的共產黨人經常處於尷尬境地，在本國人民中孤立。結果，本來對美國社會極為不滿的人鑑於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榜樣」，二害相權取其輕，只能與改良的資本主義妥協。
到90年代初，由於中國的天安門事件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國一些思想者沾沾自喜，「歷史終結」論應運而生，認為一勞永逸地確立了西方制度的普世性，再不會有挑戰。但是過了幾年，世界的發展似乎並不完全如他們所想像，再回顧美國國內，儘管作為國家富甲天下，但是各種社會矛盾依然存在，本世紀初進步主義運動所批判的種種城市罪惡有增無減，科技高度發達對人類是禍是福引起根本懷疑……，於是批判之風又起。在學術界，承六、七十年代歐洲思潮之餘沫，興起了對所謂「後現代主義」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批判。這實際是美國思想界的常規，每隔一段時期就對本身進行一次審視，也是對前一段過於自信的逆反。這種思潮也反映了對後工業化社會和整個科學發展的迷茫和懷疑，與60年代有相似之處。但不論是國際和國內形勢，還是其本身的表現和影響都與本世紀前幾次的思想批判不可同日而語。當前的「左派」思潮始終局限於學院內，在學術界也處於邊緣，一則是語言晦澀，很難有廣泛的讀者，二則是只「解構」已有的秩序，不提出建設性的主張，也不准備有所行動。但是這種非主流的、批判的聲音存在，總有其合理性，並且是社會活力的表現。
另外一種批判來自權勢集團內部，表現了一種憂心。例如50年代蘇聯衛星上天之後的「導彈距離」說，引發了權勢集團內部對美國教育的尖銳批評，導致教育改革;80年代對日本經濟強勢的誇大和「美國衰落論」，導致對美國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深入研究和改造;還有擔心白人主流文化失去控制地位的「美國四分五裂」說(阿瑟*施萊辛格)、「文明衝突論」(亨廷頓)等等，都屬於這一類。每一次總統競選中兩黨以及競選雙方的互相揭短、攻擊，除去涉及個人的之外，多數都是對當前政治和社會弊病的審查，其所指出的問題之切中要害和批判之尖銳，不亞於來自基層憤憤不平的群眾的批評。儘管有些問題在野者執政後照樣無能為力，但是這種定期的公開批判至少可以起敲警鐘的作用，並引起全社會的注意。
瑞典著名社會學家古納*米爾達(Gunnar Myrdal)20、30年代訪美，對美國人的公開自我揭短印象深刻，他把這歸之於基督教對罪行的懺悔心理。他寫道：「美國人強烈地、誠心誠意地『反對罪行』，對自己的罪行也決不稍怠。他審視自己的錯誤，把它記錄在案，然後在屋頂上高聲宣揚，以最嚴厲的詞句批判自己，包括譴責偽善。如果說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國的腐化現象、有組織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話，那不是由於其特別邪惡，而是由於美國人自己愛宣揚缺點。」
不論是出於基督教的悔罪倫理，還是出於自由主義的公眾認知權的原則，還是出於媒體的揭丑傳統，還是出於權勢集團的憂患意識，這種自我批判精神和對通過公開討論解決問題的信心是美國改良機制的靈魂，也是其活力所在。反過來，也可以設想，在這樣鍥而不捨的大聲疾呼、公開「家醜外揚」的製度下，仍然腐化醜聞不斷出現，如果加以遮掩，壓制批判，聽任膿瘡在暗室中發酵、發霉，其後果將是如何。
一方面是權力製衡的政治體制，一方面是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全社會自我揭短、互相揭短的批判的傳統，共同促成了持續的漸進的改良。雖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卻得以把矛盾控制在一定範圍，一次次度過危機。也可以說是社會在不斷搖晃中避免了激烈震盪乃至解體。
中介勢力—-基金會及其他私人公益事業
在美國的漸進改良中還有一種極為重要的力量就是私人公益事業。國人所熟悉的各種「基金會」是其中一種形式。這種公益事業古已有之，現在也非美國所獨有，但是在美國最發達，其達到的規模和所起的作用任何國家無法比擬。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基金會這一事物為例，它興起於20世紀初，與進步主義同步發展，到目前數目已達幾萬個，資產上千億，可以說是20世紀美國一大特產。它是政府的補充，是社會的緩沖劑，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最佳途徑，授受雙方都從中得益。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兩大特點：一、從一開始，都是以傳播知識，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為宗旨，已經形成傳統，這一點對美國教育、科學、文化的貢獻是無可估量的，而且其影響早已超越國界，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種影響一方面對造福人類作出巨大貢獻，另一方面也是美國在全世界擴大文化影響的有力途徑，是外交政策「沉默的伙伴」; 二、它是由大資本家自願出資成立的，但是一旦成立，就成為獨立的、根據基金會的章程和有關法律運轉的機構，不以出資者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不同於個人的慈善行為。
造成資本家「自願」把一部分財產歸還給社會的原因很多，不能簡單地以「沽名釣譽」，或爭取免稅來解釋，儘管不排除這種因素。更深層次的還要從基督教文明的價值觀，重教育的傳統和漸進主義的妥協模式中去找。它還體現了美國人對「大政府」的根深蒂固的疑慮，對「私人」力量的推崇，也是「向下滲透(trickling down)」理論的極好的體現。這是處於社會主導地位的資產者的一大創舉，在美國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也可以說是美國式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結合。從世紀初的卡內基、洛克菲勒到世紀中的福特到世紀末的特納和比爾*蓋茨都遵循這一「發了財就捐贈」的傳統，而且都著眼於促進文化教育事業。在普通人那裡，基金會已進入的日常生活，凡有人想要從事科研、教育、文化或社會公益事業，自然就想到向某個美國基金會報一個「項目」，申請資助。全世界都如此(即使是歐洲的一些著名文化學術機構，追根溯源，其資金來源的重頭往往是美國基金會)，但是很少人注意到這一事物的巨大意義，特別是它所起的平衡自由與平等的悖論的槓桿作用。這樣一種威力巨大的事物產生和發達於20世紀的美國決非偶然，其物質基礎是民間聚集的巨大的財富。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富人手裡的錢多得花不完，任何國家無可比擬;另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思想傳統。
若追根溯源，美國的捐贈思想還是來自英國，早期的溫特羅普、富蘭克林等人已有不少言論和行動。到本世紀初，開大基金會風氣之先最著名的當屬鋼鐵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們以殘酷無情的手段發家致富，得到「強盜爵爺」的惡名;同時又是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對各項事業的巨額捐贈成果累累，而且樹立了基金會的模式，對整個這一領域都有深遠影響。他們捐贈的重點多在文教、衛生、科學(包括社會科學)方面，還包括社會改良運動，大多帶有開創性，其業績在一篇文章中難以盡述。現在要探討的是其思想基礎。
老卡耐基與老洛克菲勒有很多共同點，都是白手起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儘管所屬教會不同，在建立基金會之前都已進行過大量捐贈，身邊都有篤信宗教的好友為其策劃把捐贈制度化。卡耐基發表的文章題為「財富的福音」如今已成為公益事業的經典。其中表達一種信仰，歸納起來，就是：社會的貧富不均是上帝定的，人就是有優劣之分。那些處於社會上層的人是憑才能和努力達到的。但是一旦擁有了財富和榮譽，就有責任為幫助不幸的「兄弟」和改善社會而做出貢獻，這也是上帝的旨意。卡耐基還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所以捐贈不能等到死後，而且認為如何斂財和如何散財同樣需要智慧和才能。老洛克菲勒差不多也是同樣的思想。他接受其好友蓋茨的意見：一是巨大財富如不在生前作恰當處理，對子孫是禍不是福，甚至對社會將產生不良影響;二是要科學地進行慈善捐贈，使花的錢產生最大社會效益，變「零售」為「批發」。這是建立基金會之由來。他的信條之一是「盡其所能獲取，盡其所有給予」。
對於那一代美國人來說，基督教的信仰的確是一種內在的動力。但是不止於此，它還代表美國精英的一種理想。從一些大基金會的宗旨、綱領中可以看出，它們大致目標和性質差不多，既雄心勃勃，又帶有理想主義，以完善美國乃至全世界為己任，同時也致力於鞏固美國的現行製度和向全世界擴張其影響。在各大基金會發展的歷史中都得力於幾位目光遠大、有理想、有魄力、有威望的會長或顧問。他們掌握著不屬於他們的財富的支配權，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貫徹於工作中，使基金會帶有自己的印記。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不過有幾個共同點：都是胸怀大志，動輒以「全社會」、「全人類」的幸福和進步為目標;都強調向問題的根源開刀，也就是著重治本而不是治標，因此選項帶有前沿性、開創性;關於問題的根源是什麼，不同的人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則是共同的。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大基金會的傾向性可以促成一些重大發明，或整個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或影響某些學術機構的消長。它還是各種「思想庫」研究項目的主要經濟來源，無形中對政府政策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他們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對待社會弱勢集團和不發達國家，特別體現了美國的「白人的重擔」和「天命」思想。在國際上，當然維護美國的利益，不過基本上忠於和平和人道的途徑，仍以文化教育為主業。
基金會這樣一種公益事業發達於本世紀初不是偶然的。它剛好處於社會達爾文主義指導下的自由放任經濟的頂峰和要求平等的進步主義思潮勃興的交匯點。那些大工業巨頭們無不是乘自由市場經濟之風扶搖直上，到達高處時卻發現自己已是眾矢之的，被當作一切罪惡的化身，所植根的社會正在孕育著深刻的變革。他們處於兩面夾攻之中，一方面是底層勞動者和社會輿論的憤怒和批判;一方面是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和其他限制措施。更有甚者，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也已傳入。在這種情況下，有遠見的企業家明智的做法是採取主動，匯入社會改良的潮流。因為這些大富翁都是製度的受益者，十分珍惜和熱愛這個社會，不願看到動亂和革命，徹底改變現狀，於是自覺地以主人翁精神來為國家排難解憂，以鞏固正在迅速發展的企業制度和政治秩序，並使之為廣大公眾所接受。最方便、最現成的手段就是發揚捐贈的傳統，使其更加有組織、有目的、達到最大的效果。同時也使自己身後留下較好的名聲。所以，社會調和是其實用的目的，用卡耐基的話來說，是要「使得兄弟的紐帶仍能把富人和窮人聯結在和諧的關係中」。
他們與政府的關係複雜而微妙。如前所述，從根本上講，目標是一致的，是起「補台」作用，在主要政策上默契配合。大基金會本身就是構成美國權勢集團的主要部分，其負責人與政府高級官員經常對換角色，在相互的大門中進進出出，這種例子不勝枚舉。但同時它又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而且特別注意保持自己的非官方和獨立性，與政府保持距離，並且從思想上又是政府乾預的反對派。政府則一方面以免稅鼓勵捐贈，一方面又對它不放心，需要經常進行審查、監督和限制，有時相互之間關係很緊張。在不同的政治形勢下，壓力可以來自「左」、「右」兩方面。例如，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時，一些大基金會曾以「親共」嫌疑受到國會審查;60年代末，享受免稅的公益事業又受到濫用權利為資本家謀私利的指控，國會曾舉行大規模的聽政會並通過著名的《帕特曼法》加以限制。
還需要指出的是，以羅斯福的「新政」劃線，私人公益事業在這前後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自「新政」之後，政府擔負起社會福利事業，在觀念上責無旁貸，在實際開支上也佔大頭，遠遠超過各種私人捐贈的總和。可以說，在20世紀前半葉，私人公益事業在幫助美國社會克服危機，平穩過渡方面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在二戰以後則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不可缺少的補充。它所具有的靈活性和優越性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的作用仍是政府所不能替代的，不能單純以撥款數來衡量。
總的說來，以基金會為代表的私人公益事業是美國製度的支柱之一。如果說社會批判運動和輿論的揭丑是對疾病的檢查和診斷，那麼基金會的活動就是一種治療手段。它不是動手術，而是保守療法，所致力的不是「拆台」而是「補台」，起的作用是抹平尖銳的矛盾，推動健康的發展，所以它是美國漸進改良中一股強大而穩健的推動力，而且站在這一改良的最前沿。今天新生代的美國富豪的思想狀況和價值觀念與當年的巨頭們顯然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例如比爾*蓋茨不見得有卡耐基那樣虔誠的基督教信仰。但是致富以後應該為社會公益事業有所捐贈，已經形成傳統，也是社會公認的價值標準，並且在操作上也有成熟的法律和機制。所以，「盡其所能獲取，盡其所有給予」這一代表美國人雙重人格的模式還將繼續下去。
綜上所述，美國的平穩發展得力於三種力量聯合的漸進改良。但是尖銳的社會矛盾是通向適時的和平改良，還是政治集團陰謀政變，還是群眾性的暴力革命，往往不以人的理性判斷為轉移，而取決於多種因素，其中決定性的是統治者的意願及其主導思想和群眾的傳統和行為模式。而這上下兩方面的傳統，歸根結底還是長期的政治體制和占社會主流的思想培養出來的。
(四) 人才優勢和創新機制
80年代中期，以保爾·肯尼迪的《大國興衰》一書為契機，「美國衰落論」曾在美國和世界風行一時，當然都有相當的事實和數字依據。但是筆者一直不以為然，認為美國的潛力遠未發揮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才優勢，後來在《戰後美國外交史》的「緒論」中曾寫過這樣一段話：
「……一個常為論者所忽視的方面，就是美國的人才優勢。如果說今後國際競爭主要是經濟實力之爭，而經濟實力又取決於高科技和各種管理人才的話，美國吸引人才和發揮人才的優勢仍將是他國所不能及的一大強項。美國是移民國家，從一開始就有其獨特之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是從已經具備一定勞動力和技能的青壯年開始的。他們出生、成長的’賠錢’階段是由別國支付，而把最富創造性的年華和辛勤勞動貢獻給建設美國。不僅是在立國初期和’拓邊’時期如此，這一過程貫穿於每個歷史時期，至今方興未艾。蘇聯解體後，美國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又可望發一筆意外之財，其深遠影響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國際化的今天，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國。這種情況不改變，就說明美國的社會機智相對說來更能提供發揮創造力的條件。大批移民當然也造成許多社會問題，但美國可以通過調整移民政策來進行擇優。人才狀況不時孤立的，它既預示著未來的競爭潛力，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前的相對實力。因為人才流動不可能強迫，一個對人才有如許容量和吸引力的國家很難說是走上衰落之路的。」
現在看來這段話已為近年來的事實成倍地證實，但是還沒有揭示美國吸引人才的內在根源。那時「知識經濟」這一新名詞尚未流行，但是大家都已意識到在今後的發展中知識或智力的重要性將日益突出，這是肯定的。前幾年，「後工業化社會」一詞用得較多，但是不明確這「後」面是什麼。現在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稱呼，那就是「信息社會」，或「信息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美國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優勢之最就是人才。這裡有作為移民國家的先天因素，也有教育文化的後天因素。不僅是高級人才的比例，更重要的是普遍的人口素質，也就是「國民性」。
先天的人口優勢與人盡其用的環境相結合
美國在「人」的因素上得天獨厚在於移民國家的特點。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的人口的構成如此復雜，沒有哪一方土地是這樣的萬國殖民地，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幾百年來總能博採各民族之精華為己所用，而且這一情況還在繼續下去。當然這一特點也正在造成嚴重的問題和危機，可謂成亦蕭何，敗亦蕭何。但是可以肯定地說，迄今為止「成」遠超過「敗」。世界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民族大遷徙，許多國家今天的一部分人口的祖先也來自其他地方。但是美國情況不同：1)美國的移民是陸續形成，一批一批來的，不是一次湧來;2)最早來美國的移民是來自當時世界最發達的歐洲國家，帶來的是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和思想觀念;3)從「五月花公約」到「獨立宣言」的一百年中已經形成了一套核心價值觀，成為以後無論來自何方的移民的認同的中心，產生獨特的凝聚力。這最後一點尤其重要，而且證明有很強的粘附力，否則美利堅民族就無法誕生和延續。
事實上，直到現在，美國的主要人口構成中歐洲裔還是佔壓倒多數(關於歐洲不同的族裔，此處不細說)。至少直到二戰之前，美國一直源源不斷從歐洲吸取精華，包括思想、人才、體制、科學發明等等。許多新理論和新發明首創於歐洲而最後完成和實踐在美國。有一則流傳的故事：凱恩斯提出他的學說後，跑到美國去說服羅斯福予以實施，他說英國有顆大腦袋，而美國有個大身體，把英國的腦袋移植到美國的身體上可以發揮最大的作用。不論凱恩斯本人是否說過這樣的話，講這故事的一定是英國人，反映了一種優越感和沒落感混雜的心理，但是也很形像地描繪了歐洲與美國的關係，也就是力不從心的歐洲的精華移植到美國得到新生。
但是源於歐洲的理論到美國得以新生的原因不僅僅是由於美國的物質力量。如美國著名企業家朱克曼(Motimor Zucherman)指出的，造成美國的經濟強盛的根本原因在於獨一無二的「美記」企業管理資本主義。它本身有一種特殊的自我更新機制和靈活的轉型和適應能力。由於幅員遼闊、市場巨大和人口復雜的需要，美國發展出了特有的企業精神，善於經營管理的傳統，相信科學技術，以數字、法律、合同為基礎，而不是以人際關係和習俗為基礎。美國的企業除了吸收全世界的優秀人才的先天條件外，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捨得在培訓人才上花本錢。從19世紀末，「新邊疆」結束後，整個大陸由縱橫交錯的鐵路連成一片，又取消了州際的關稅壁壘，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大市場，成為推動生產發展的強勁動力，新發明層出不窮，而且迅速普及，代替了地理上的新邊疆。今天，美國的「新邊疆」是全球經濟，並且仍在不斷開拓，其企業精神和個人獨創性在當前的知識經濟時代比工業化時代更加能發揮優勢。所以19世紀出現了卡內基、洛克菲勒、摩根這樣能夠把握世紀的巨頭，20世紀一大批領導世界新潮流的網絡巨頭也出現在美國就不是偶然的了。
另外，與歐洲發達國家以及俄羅斯相比，美國基礎教育弱而高等教育強，越到上面越強，在質量上呈倒金字塔。在任何其他國家，這是難以為繼的，但是由於有了上述第一點移民的作用，美國高校可以「白揀」別國基礎教育的成果，因此移民與教育也是相輔相成的：發達的高等教育和優良的學習條件是對優秀人才或準優秀人才的一大吸引力;反過來，高智能青年的流入也促進了高等教育的質量。所以，美國教育家們都承認外國留學生對維持和提高高等院校水平的重要性，其中亞州學生又佔重要地位，到80年代末已佔全部大學外國留學生的一半，而其中理工科的博士生比例還要高得多。學成後至少有一半留在美國。這從另一方面造成美國教育與人口的良性循環。
種族問題
移民國家的特點形成美國一大優勢，但也造成美國特有的問題。一般說來，在民族融合中，總是處於先進的發展階段的民族同化後進的民族，如中國盛唐時期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國號稱「大熔爐」，不論原屬於何種民族的移民到了這裡，就成了新的「美國人」的一部分。他們保留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同時認同這個社會的基本製度和核心價值觀。毋庸諱言，這樣形成的美國人，其主流是歐洲裔的白人，也就是所謂的WASP(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直到本世紀上半葉，所有後來的移民都有一個「美國化」的過程，也就是向先來的主流歐洲白人同化。這一做法基本上是自覺自願的。 「大熔爐」之說就是一名俄國猶太移民於1908年創作的一個歌頌這種民族融合的劇本的台詞。 1918年還有紐約7萬新移民大遊行，來自40多個國家的移民熱切地表示認同美國。美國的活力和凝聚力在那時達到高峰。二戰以後，情況就逐漸復雜起來，有人提出「馬賽克」或「大拼盤」之說取代「大熔爐」的形象，說明種族的融合已經越來越困難了。但是即使是拼盤，「WASP」仍然是佔據中心的一大塊，其他大大小小族裔處於層層邊緣。這種情況能夠繼續多久，或者是否應該繼續下去，是美國面臨的一個難題。
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是以種族主義起家的，「白人至上」的思想統治了幾個世紀。從一開始就把原住民印地安人趕盡殺絕，然後又從非洲販來黑人做奴隸。各式各樣的後來的移民，從愛爾蘭、意大利、猶太人等白人到亞洲的有色人種先後都受過不同程度的歧視，在「熔化」之前都當過二等、三等公民。先來者根據自己需要在移民法上做文章，以決定接納還是排斥後來者。在這個信奉自由民主的國家，對種族平等的觀念卻接受得很晚，過程曲折而痛苦，這一觀念真正進入主流思想是在60年代的激進運動之後。但是直到現在，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仍然時隱時現。美國的種族矛盾大於階級矛盾，而且要深刻得多。社會地位是可以改變的，而膚色是不可改變的。種族與階級有時相重疊，例如多數下層勞動者為黑人和拉美移民;但種族歧視是獨立於階級之外的。在黑人鬥爭的歷史上，受過良好教育，已經進入中產階層的照樣受歧視。在美國的主流人種之外，生存能力較強，對美國的發展貢獻最大的有兩個族裔，一是猶太人，一是華人。猶太人過去曾受歧視，現在已經完全匯入主流，不再有區別;窮苦的拉美移民是照顧對象，但是其中的白人一旦進入高等社會，就不再被區分出來。而華人卻似乎仍是黑白人種以外的「外來者」。儘管已成為美國公民，甚至是生於美國的第二代，職業和經濟地位都屬於高等社會，仍然不免被另眼看待。究其原因，一是膚色，二是文化，三則受中美關係的影響。如李文和一案所表現在司法上的雙重標準，固然與外交有關，從深層次看，也是種族歧視問題。
今後，世界各地各種族的臨時和永久移民仍將源源流向美國，而種族問題將繼續困擾美國社會，下一節將進一步闡述。
重教育的傳統和實踐
人口素質當然和教育分不開。重視教育是美國從歐洲繼承過來的最優良的精神遺產之一。
首先，最早的移民的教育程度就比較高，在17世紀第一、二代移民中，每40至50家就有一名大學畢業生，多數畢業於牛津或劍橋，這一比例為當時任何國家所不及。他們自然以普及教育為己任。約翰*溫特洛普率領五月花號的移民在塞勒姆港登陸後六年，即在麻省純粹由私人集資建立了一所大學。從1647年馬薩諸塞州通過義務教育法以後不到半個世紀，在當時的新英格蘭各州都已完成此項立法。在普及中小學教育的同時，立即著手建立大學。 1636年10月28日，哈佛大學的章程在國會註冊，是為大學之始。到1776年美國獨立時已有9家大學，而當時英國仍只有牛津和劍橋兩家。不但美國的高等教育史比國家的歷史長一百多年，而且有一批自始至終長盛不衰、年齡長於國家一百多歲的名牌大學，除哈佛外，還有耶魯、普林斯頓、弗吉尼亞等大學，歷經獨立戰爭、內戰、世界大戰、社會動盪、經濟蕭條、政府危機而巍然屹立，構成美國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一個舉足輕重的支柱。
重教育與美國立國的思想是分不開的。開國元勳們都以教育為立國之本，在他們的思想中決無「愚民政策」的痕跡，因為這與「民治」的國家是絕對不相容的。杰斐遜本人是倡導教育最力的，他把普及知識與民主制度相聯繫的言論不勝枚舉，例如在1816年說過：「在一個文明國家，若指望在無知中得到自由，過去從未有過，將來也決辦不到」。民眾應該普遍有知識、具備起碼的判斷能力是民主國家的根本，重視教育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宗教、道德和教育是「好政府」的必要條件。這是杰斐遜的理想的一部分。在他推動下，弗吉尼亞州帶頭，東北各州首先通過各種激進的關於教育的立法，包括撥地、撥款、建立基金、訓練師資等等，有的地方甚至規定體力健全的成年男子有義務為幫助學校建設出勞力。他立意要通過教育培養起有別於歐州貴族階級的新型精英以擔當領導新世界的重任。後來以傑克遜為代表的平民民主派仍批評他為貴族教育，而主張進一步把重點放在普及平民教育。
提倡在政府，建校卻大多是私人，捐錢辦學成為風尚，沒有全國性的國立大學也是美國獨特之處。著名的芝加哥、康奈爾、斯坦福等一批大學都是私人捐贈。那個時期的美國人熱衷於建大學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除了從歐洲帶來的傳統和宗教原因外，還有實際建設的需要、慈善捐贈的習俗、和地方的榮譽等。還有一點美國特有的是，不斷地西進的拓荒者來到不毛之地，很怕自己和所在社區「野蠻化」，因而迫不及待地辦學校。拓荒者每到一處聚居成小鎮後，最先建立的一是教堂，二是學校，三是郵局，這是保證與文明世界聯繫的必不可少的設施。
經過一個世紀的演變，教育思想和製度有許多變化。綜觀20世紀美國關於教育的爭論和改革，有幾對矛盾貫穿其中：普及與提高、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 與實用主義以及近30年來逐漸興起，於今尤烈的多元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的矛盾。
1. 普及與提高
普及義務教育的做法不是美國人的首創，強制性的義務教育制還是從普魯士傳入的。但是美國人從觀念上普遍信仰凡合法居住在美國領土上的人就有受教育權，美國延長普及教育的年限早於多數歐洲國家，到本世紀80年代全國所有的州縣都已普及6歲至18歲的免費教育，75%的適齡青年完成12年的免費教育，有的州還推前到學齡前和延長到頭兩年大學教育。當然，教學質量因地因校而異，差別很大，而且還存在由於種種原因中途棄學現象。但無論如何，真正的免費教育的普及(且不論貧困學生還有免費午餐)應是教育史上一大成就，是美國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
在高等教育方面，美國重普及的特點更加明顯。到90年代中期，全國高校有3千4百餘所，升入大學的人數有1千2百萬。從19世紀末起已可看出，美國辦大學的觀念與歐洲大相徑庭，如果說歐洲的傳統原則是「寧缺毋濫」(現在也已發生變化)，美國則是「有勝於無」。毋庸贅言，這些號稱學院和大學的設施、師資和教學水平十分參差不齊，而且像企業一樣此起彼落，至今仍然如此。例如1969至1975年間，新建立了800家高等學院(包括兩年制的社區院校)，同一時期「關停並轉」的有300家，淨增500家。這是美國獨特的現象，其結果是高度分散，各自為政，從形式到內容到水平都多樣化。
2. 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占主流是美國特色，不僅是在教育領域。市場驅動力對美國教育的作用強於政府政策。早期的美國教育繼承歐洲的傳統，在課程設置上重視經典的基礎知識和廣義的人文教育。但是從一開始，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對社會有用的人，而較少歐洲那種純粹以鍛煉心智、培養思辯和探索的能力為最高目標的風氣。美國不論是理想主義者還是實用主義者，不論是提倡精英教育者還是平民教育者，都是把學校看作首先是培養社會所需要的人才的地方，包括道德、能力、知識，處世態度等等，同時也是維護美國民主制度的基地。有人甚至認為學校應是世俗的教堂，是施教化、維護基本價值觀的基地。在大量移民湧入時又擔負起使他們盡快同化的責任。
20世紀10、20年代的進步主義思潮把教育進一步向實用方向推動，因為進步主義特別相信教育能改造人，改造社會。比較典型的如著名歷史學和社會學家特納(Frederick J. Turner)認為，理想中的大學應是培養能夠「超脫地、明智地在各種相互爭鬥的利益之間進行調解」的專業人才。這樣的「大學人」越來越多地加入各級立法和行政機構，擴大影響，就是美國進步的希望所在。進步主義改良主義者自己相信教育萬能，也企圖以此說服全社會，使富人相信普及教育可維持社會秩序、避免激進運動和培養熟練工人，辦教育是一本萬利之舉，從而慷慨解囊;使中下層人相信，教育是民眾權力的基礎，是通向機會之門，是達到平等的手段，從而把送子弟入學作為在社會上晉身之階。
從粗線條來說，自20世紀初教育制度基本定型以後，實用主義一直是主色調。大學的通才教育逐漸讓位於專才教育，現代社會的分工越來越細，隨之學校的分科也越來越專，使得文、史、哲在市場競爭中被推到邊緣。 19世紀的家長送子弟上大學主要是為了培養一個有文化修養，受社會尊敬並籠統地對社會有益的人，而20世紀上大學則為找一個收入優厚的「好」職業的目的越來越明確，也就是更加以市場為轉移。大學的實用性當然主要是面向廣義的經濟建設，國家、社會和企業所需要的研究項目不少是大學承擔的。美國在世界遙遙領先的科學技術和尖端產業得力於高等教育自不待言。
3. 自由主義傳統
實用主義導致教育商業化、課程「非智化」、學生水平低下。但是美國高等教育的容量大，特別是存在自由主義的傳統，給非實用的學科留下一定的空間，成為製衡教育過分市場化的拉力。
這裡自由主義教育有幾層意思：一是指學術思想自由，二是指以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觀教育學生，三是指與實用主義相對的以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為首要目標的教育思想，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通才教育」。
強調教育為社會需要服務看起來似乎與中國以及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是存在著本質的不同，那就是美國的教育獨立於政治。華盛頓總統生前曾有意像許多歐洲國家那樣建立一所集中的、代表全國最高水平的，為各大學示範的國立大學，終未能在國會通過。在他以後的幾屆總統也曾做過努力，都未成功。結果形成美國高等教育沒有國家最高標準和統一的模式，也無法貫徹政府的某種教育思想。美國祇有州立大學而無國立大學。即使州政府，也無權過問州立大學以外的高校，這是有法可依的，那就是1819年著名的「達特茅斯裁決」 ，這一案例進一步維護了大學對政府的獨立性，這樣既保持了校園學術思想的自由，又維持了學術建樹的延續性。
美國自由主義教育家們認為，大學應該是美國核心價值觀的支柱和接力棒，培養的學生首先應該是這種價值觀的載體，同時又具備基本的文化知識和修養，不論從事何種行業的工作都能身體力行，對維護和鞏固美國的民主制度和不斷完善美國的社會作出貢獻。簡言之，就是要培養根據美國標準的德才兼備的人才。所以在大學本科的通才教育特別重要。不論學什麼專業，有一些屬於文史的必修課是必須認真對待的。這種教育思想和高度實用的現實趨勢形成張力，也是對美國教育在市場驅動下沿著庸俗實用主義滑行的一種制衡。正因為如此，大學一直保持了出新思想、新流派的源頭。另一方面，它雖然獨立於政治，但是實際上對校外的政治最敏感。本世紀對社會有影響的思潮，從進步主義到「新政」的謀士，到60年代的激進批判運動，乃至當前不論是「左」或「右」的思潮都產生於大學中。當然各種思潮實際的社會影響差別很大。
這裡必須提到杜威的影響，因為他的教育思想對20世紀美國教育影響最大。我國一向把它稱作實用主義的代表。實際並不完全確切。從其倡導的精神與內容來看，正好是對趨於庸俗的實用主義的一種逆反，毋寧說是體現了自由主義和實用主義相結合，同時也屬於改良和普及的潮流中的一部分。他主張知行合一、徹底的「有教無類」、把教育作為改造社會的基本力量、順應人的自然天性，最大限度地開發兒童的創造力，把兒童教育成「合作的人」以別於「競爭的人」，充滿服務精神等等。這些都帶有那個時代濃厚的樂觀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在現實中難以完全貫徹，與今天美國中小學教育所面臨的問題相距更遠。但是他以及一大批與他思想相同或受他影響的教育家的理論和實踐對美國教育改革還是功不可沒。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完全實現，但是正因為有這樣的理想，美國的教育能夠為最廣泛的階層所享有，能最好地與社會需要相聯繫，而尚未完全陷入最短視庸俗的實用主義。
4. 教育改革是永恆的主題
每當美國人感到國家出了問題，或是遇到了難題或危機，就想到教育有問題。所以，教育改革的呼聲一直不斷。
戰後幾十年來，中小學教學質量低，一直是困擾美國的一大問題，儘管朝野都予以關注，也不斷採取措施，卻似乎成效不大。 1981年有一批教育家和學者成立了「優化教育網」，兩年後出了一本書，題為《國家在危急中》，歷數教育滑坡現象。這本書引起全社會的震動，從那時起展開了「優化教育運動」。南方一些基礎教育較差的州領導，包括當時任阿肯色州州長的克林頓都受到這本書的啟發而在本地進行改革，提高了中學畢業的標準。另外，重新強調在課程中加強基本知識教學，也是一項改革內容，但這只是建議，並無強制性，完全達到此要求的高中畢業生不多，不過比例逐年增加，多少有些效果。
無論如何，教育的普及還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大學儘管水平參差不齊，但是一般說來，一個人經過幾年大學教育，除了學到專業知識外，視野總要開闊一些，眼光遠大一些，特別是養成學習的習慣，終身受用。在美國的特殊條件下，大學的普及對緩解種族矛盾起的作用很大，一方面，在校園中和睦相處可減少白人青年的種族偏見;一方面給少數民族以較為平等的提高自己的機會。美國有一位歷史學家在講到1929年的大蕭條時有一段話說明普及教育發揮的作用：
「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別的國家像美國一樣建立了那麼依靠人民高度文化程度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沒有別的國家像美國那麼幅員廣大、居民血統和社會背景這麼多樣化，依賴它的教育系統來訓練人民學會和睦相處的藝術。如果真有一個時期證明過去幾代人花在教育上的大量開支起了作用的話，那就是1929年到1933年這一段時期。當時，人人都在困難之中，人人都需要容忍，人人都需要深思熟慮，然而又採取批判態度，這樣，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團結才不致消亡」
不論還存在哪些問題，迄今為止，美國以雄厚的物質力量為後盾的對普及教育的信仰，和它的既實用又自由的高等教育制度，無疑是造成美國特色的發展道路的巨大財富。
(五) 異化和悖論
在進入21世紀時美國依然充滿著嚴重的問題和潛在的危機，有些是固有的矛盾，有些是新問題。貧富懸殊、種族矛盾、「世風日下」、暴力充斥、犯罪率始終高於其他發達國家，等等，都是顯而易見的並且是人們經常談到的話題。關於美國興衰問題，現在和過去一樣，始終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認為美國的興旺是暫時現象， 其中有泡沫成分，繁榮中孕育著衰退的因素，終將表現出來;一派認為有種種新的因素促成了這種新的經濟良性循環，美國的發展仍將不可限量。本文感興趣的不是絕對數字和靜止的狀態，而是構成美國最基本的活力，在20世紀促使美國發展到今天的那些因素是否還將繼續起作用，或者將發生哪些消極的和積極的變化。
平等問題
今天美國最明顯的社會問題仍然是貧富懸殊。經過一個世紀的批判、改革、福利政策，濟貧措施等等，社會從金字塔變成了棗核形，也就是出現了一個中產階層，兩頭小，中間大。但是就兩頭而言，差距並沒有縮小，而且70年代以來在逐步擴大。與歐洲主要發達國家比，美國依然是發展勢頭較猛，社會活力更大，但是不平等現象嚴重得多。從直觀的感覺上看，美國的大城市的「富人區」和「窮人區」仍然天上地下，對比鮮明，而且「窮人區」常常等同於「不安全區」。流浪漢、乞丐、無家可歸者比比皆是。從統計數字上來看，從70年代到90年代，標誌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一直在擴大：1947-1970年，從0.376降至0.353，而1970之後一直上升，至1995年達0.450。
1986年，也就是約翰遜的「偉大社會」之後20年，一位國會議員公佈了美國兩極分化的數字：佔人口1%的超級富翁1963年擁有25%的社會財富，到1983年上升至26.9% 。 10%的最富有的人口擁有68%的財富，在20年中增加了4%。他說：
「從1963到1983年間，不處於經濟圖騰杖的頂端的90%的美國家庭損失了他們佔有的國民財富份額的將近10%。這一趨勢與我國公民一般認為的財富分配趨於平等的設想背道而馳」。
這20年正是幾屆共和黨政府為減少財政赤字對大政府進行調整的時期，特別是經歷了裡根的對福利政府大幅度逆轉政策。所以說明，美國在平等與發展之間搖擺前進的道路上為之付出代價的還是窮人。
克林頓兩屆政府期間經濟持續繁榮，時間之長為戰後所少見，而且失業、通漲都保持在低水平，但是貧富差距卻有增無減。根據美國官方的數字，從1973年到1995年中期，美國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36%，而普通職工的實際小時工資卻下降了14%。在80年代，所有的收入增額都歸於上層的20%的職工，而其中1%佔去了增額的64%。如果不以工資計，而以收入計，差距就更大，最上層的1%的人得到總增長額的90%。總的趨勢是，20%的上層家庭的收入不斷上升，而下層20%不斷下降，1993年前者是後者的13.4倍，打破了美國的歷史記錄。
一般美國人對此不能無動於衷，談起在富足的社會中這種貧困現像都認為是美國的恥辱，儘管對於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至今爭論不休。 1992年美國大選時，前總統卡特在推選克林頓當候選人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上作主要發言，揭露美國貧富懸殊和社會的不公正，其尖銳程度不亞於通常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抨擊，他描繪的貧民窟圖景仍可與本世紀初的暴露文學媲美。他還駁斥了右派說這些人窮是因為他們太懶，不求上進，缺乏家庭觀念等論調，並以自己親身從事社會工作的經歷說明，這些人只要給他們改善生活的機會，他們和「我們」一樣雄心勃勃，一樣願意辛勤工作，一樣關心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當然卡特的這番講話是在大選中發表的，帶有黨派鬥爭的色彩。他提出的爭論觀點正好說明了一個世紀以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改良主義的觀點之爭，也就是美國式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不同思路依然如故。而實踐證明，民主黨執政以後並不能扭轉這一狀況。因為自約翰遜以後，聯邦政府的福利負擔已經到頂，克林頓面臨的是非改不可的醫療制度。卡特批評共和黨削減聯邦政府福利開支，克林頓還得進一步壓縮政府的福利開支，其改革方向是福利事業私有化，責成企業在技術更新過程中負擔職工培訓。這在實際上往往遭到企業主的抵制，結果對於中低收入的家庭至少在短期內是不利的。
美國的「新經濟」引起經濟結構的深刻改變，導致工資差距迅速擴大。一小部分掌握最新知識的高級人員收入大幅度提高，同時包括相當多的中等收入者在內的非專業人員收入下降。失業率總體是低的，但是企業裁員率大大增加，據美國管理協會的數字，1989年各企業報告的減員總數為35.7%，1994年上升至47.3%。 1995年有29.7%的職工每小時平均工資低於貧困線，這些人按照通常的標準，並不見得都是「非熟練」工人，而只是屬於非熱門工種。「新經濟」是否一定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現在尚無定論。但是至少目前在靠工資收入的人中，在工資、職業穩定性和向上流動的機會三個方面的不平等都有所擴大，更不用說處於最上層的億萬富翁與貧民之間的差距了。還有一種新的現像是新富多為暴發戶，而且日趨年輕化。與過去那種白手起家，奮鬥多年而後積累起一份家業的富豪大不相同。競爭之激烈，消長、升降速度之快，也是空前的。在這種形勢下，原來的調節社會的機制是否夠用，「美國精神」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尚待進一步觀察。
種族矛盾與文化多元化
貧富懸殊與種族問題不可分。整個20世紀的改良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爭取種族平等。應該說，從社會觀念到少數族群- 特別是黑人- 的實際境遇都已經有很大進步。但是美國的痼疾仍然未消。有些問題陷入怪圈，很難突破。至今提到貧困、犯罪、毒品、校園和街頭暴力、教育水平低下等等，還是和黑人以及拉美移民相聯繫。一些大城市的黑人聚居區也是犯罪高發區，那裡房價低，市政建設差，是眾所周知的。由於中小學是就近入學的，差距必然反映到基礎教育水平，也就是貧苦黑人的子弟很難得到良好的基礎教育。從大城市的9年制、12年制學校學生的成分看，實際的種族分野還相當普遍。美國中上層白人和亞洲族裔一樣，常有「孟母三遷」的精神，卜居先考慮子女上學的條件，其結果是政治上人為的種族隔離取消了，由經濟等原因造成的事實的隔離又「自然地」形成，而且傳代。基礎教育的差距必然影響到上大學的機會，和就業的條件，這樣形成的循環至今仍然沒有打破。美國黑人今天的狀況離事實上的平等還有很長的路。
當前，在新的一輪「數字經濟」的競爭中，黑人又處於最不利的地位。據商務部的一份報告統計：白人家庭擁有電腦率為40.8%，而黑人家庭為19.3%，白人上網者佔21.2%，黑人只佔7.7%。這些問題從政府到有關社會團體以及社會科學界都在給予關注。 1992年洛杉磯因白人警察毆打黑人而爆發街頭暴力示威時，有一家華人報紙評論說，美國黑人問題是白人「祖宗造的孽」，今天仍然需要繼續還債。此話頗為生動地說明了美國的黑白種族關係，黑人問題仍然是占主流地位的白人無法卸掉的負擔。
今天美國面臨的種族問題不止是歷史遺留的黑人貧困的問題，而是複雜得多的「美國人」的自性，新移民要不要「美國化」的問題。少數族群的覺悟迅速提高，代表族群的要求就更為強烈，主要表現在對主流文化的挑戰，這與1918年的大遊行所反映的新移民急於認同主流文化的心態剛好相反。這個問題從二戰以後就開始存在， 60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的高漲，對白人主流文化統治美國的現狀的反抗也同時興起，與當時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批判和抵制屬於同一潮流。自那時起發生了觀念上微妙的變化(為方便計，姑且以簡單化的「左」和「右」來概括)：過去「左」派反對種族隔離，反對強調種族區別，主張幫助黑人和新移民盡快「美國化」，成為平等的一員;右派種族主義者則排斥黑人和新移民，認為非我族類，不可能「化」作美國人，只能按族群區別對待。
60年代之後，「左派」開始拒絕傳統意義上的「美國化」，也就是拒絕接受美國的主流文化，而強調每一個族群的傳統和特點，認為長期受壓抑而不能得到充分錶現的文化必須加倍伸張，也就是加強種族意識，族群覺悟，而不是爭取個人的權利。這一觀念與極右派殊途同歸，只不過一個認為不應該「化」，一個認為不可能「化」。處於中間的代表美國主流的精英則仍然堅持以原來白人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美國化」。他們承認今天的許多種族矛盾現象主要是過去種族歧視造成的惡果，是美國歷史的恥辱，應該繼續努力消除這種後果，不過他們認為進一步強調種族區別將適得其反。這一爭論主要是在大學校園中和學術界，規模也不小。 80-90年代關於「肯定行動計劃」之爭和90年代圍繞歷史教科書的大辯論都反映了在種族問題上兩種思想之爭：前者關係到如何彌補歷史遺留的種族不平等;後者涉及的問題更加深刻：美國的歷史是否從根本上應該改寫，不再承認白人基督教文明的的主流地位，還涉及教學內容–從大學課程發展到中小學課本–和選拔教師以及招生標準。
如何詮釋歷史關係到如何塑造未來，也就關係到美國是否還能繼續在多元化中維持其原來的主流文化。筆者以為，在短期內，美國的多元文化遠不足以威脅主流文化的地位，和社會其他弱勢群體一樣，唯其處於邊緣，才要大聲疾呼，事實上移民「美國化」的過程仍在繼續，不論是自願還是不得已。但是一旦經濟情況惡化，或是社會發生某種危機時，白人種族主義依然可能上升，種族衝突的危險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複雜，不完全是在白人與少數族群之間，而可能發生於先來後到，不同處境的少數族群之間。例如1992年洛杉磯因白人警察毆打黑人而引起的街頭暴動，被打砸的對象卻主要是亞裔。美國的移民政策是加緊控制和排斥，還是放寬和鼓勵，這是美國特有的從理論到實踐的悖論。
就社會危機而言，單純的貧富懸殊不足以導致暴力衝突，但是種族矛盾仍是美國社會最難化解的足以引起動亂的潛在危險。
市場「專政」與自由主義的極限
美國在發展機制上靠市場經濟，在精神上靠自由主義，二者相輔相成造成了美國的強大。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其消長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美國今天的種種負面現象歸根結底與這兩大因素有關。
對市場決定一切的機制如果沒有足夠強有力的製約，就發展到製度化的「唯利是圖」，結果是從市場競爭走向市場「專政」。市場既然視消費者為「上帝」，一切行為都是以鼓勵消費為目的，社會風氣必然媚富嫌貧，而且出現瘋狂的高消費生活模式。有人說，自從信用卡出現以後，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先勞動後享受變成先享受了再說，精神的墮落從這裡開始。這是極而言之。不過二戰以後美國社會向高消費迅速發展的確是令世人咋舌的。
首先是對青少年的教育。消費的誘惑對於青少年比成人更加不可抗拒。家境優越，有希望進入名牌大學從而躋身於上層社會的青年尚有推遲享受的動力，學習有一定目標，而對大多數貧苦子弟來說，這種希望太渺茫，太遙遠，眼前的誘惑又太迫切。在道德行為方面，商業文化的潛移默化遠遠超過教師的諄諄教導(假設教師都是這樣做的話，其實未必)。所以，美國基礎教育問題的根源在於高消費社會造成的思維方式。這是任何「教改」所無能為力的。所以美國針對中小城市學教育的改革經常不斷，卻收效甚微。涉及佔人口多數的平民百姓子弟的基礎教育的嚴重缺陷，造成美國缺少熟練工人還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這種現像從長遠看將改變美國的人口素質，腐蝕美國賴以立國並發展到今天的「美國精神」。
前面提到，實用主義是貫穿於美國的教育和學術思想的一大特色。這種重視社會需要的傳統使美國的大學不是像牙之塔，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美國的長處。但是同時使美國的高等教育完全受市場驅動。如一位教育史專家指出，美國的高等教育與通俗文化一樣，變成了買方市場，學生及其家長是買方，學校和教師是賣方，於是課程和選題主要由知識較少的買方來決定，而不是由處於賣方的學識淵博的教師來決定。甚至由國會通過的對教育補助撥款的方式也是以資助申請人(學生或研究人員)為主，而不是資助高校和研究機構，也就是資助買方，而不是賣方。結果大學日益庸俗化，淪為培養各色市場所需要的專家的場所，純粹意義上的學者和高瞻遠矚的思想家日益稀少。這樣的高等教育日益喪失學術的超脫和獨立，20世紀末與世紀初相比，那種曾經推動進步主義運動的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和獨立批判精神正在變味。
市場「專政」腐蝕特別明顯的一個重要領域是新聞傳媒。言論自由是美國和其他西方社會的基本人權之一，美國的民主的前提是國民有認知權，即獲得信息的自由。這種成為信仰並受憲法保護的權利造就了無比發達的新聞媒體，以至有在「三權」之外的「第四權」之稱。這一強大的輿論監督和社會批判力量，曾對揭露黑暗、防止腐敗、促進改革起了無可估量的作用，今天卻已起了變化。當然過去它也不是完全超然獨立的，政府雖然無權干涉它，其出資者所代表的利益還是對它的傾向性有一定的影響。不過這種影響唯其是有形的，就也要置於社會監督之下，受到一定限制。而今天的市場律令卻是更加無形、非理性，而且捉摸不定。在以文字為主要載體時，其對象為知書識字的人，特別是著名的大報和雜誌面對的讀者至少相當一部分是知識精英，要滿足他們的需求。從業人員也有自己的守則，能夠比較客觀地報導新聞，從容地分析一些重大國內外問題，即使代表某種傾向和偏見，也是有跡可尋的，並有各種流派互相制約。只是報紙的收入日益依賴廣告，已經種下不祥的因子，銷售量與廣告互為因果成倍地加強了市場的影響力。
隨著電視的普及，手段、對象、市場都起了急劇變化。與對待其他方面的文化一樣，大眾的口味從精緻的佳餚變為有刺激性的快餐，接受的方式從用腦筋的閱讀和思考變為直接的感官視聽。由於技術的發達，頻道越來越多，競爭越來越激烈，爭取廣告與爭取收視率之戰使從業人員幾乎完全喪失真正的主動權。傳媒既迎合又塑造大眾的口味，形成惡性循環。新聞工作的客觀、公正、良心、原則都要服從不可抗拒的市場律令。今天，美國傳媒揭露矛盾，監督政府的作用當然不能說已經消失，但是正義的呼聲淹沒在浩如煙海的無序的光怪陸離的「節目」之中，提供給美國公眾的國內外的圖景與客觀相距甚遠。美國人對信息有最大的選擇自由，實際上卻基本上是被動接受，甚至強迫灌輸。世紀末的傳媒的作用比之於世紀初已經異化了。這裡只談到電視的普及，至於市場專政下的信息網絡化會走向何處，更難逆料。
一方面，威力強大的傳媒日益失去維護社會良心的功能，實際上淪為各種利益集團的工具，或者其本身已成為一種利益集團;另一方面，自羅斯福「新政」以來，知識分子大多數或進入體制內，或成為狹義的專家(有人說羅斯福的政策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因為他把知識分子的主流納入為政府服務，使其喪失了獨立的批判精神，而歐洲知識分子這方面傳統還保留較多)，優良的批判傳統大打折扣。總之，有一些事物本不應該屬於市場的，而市場威力無窮，所向披靡，使得人在它面前日益喪失主動權。
道德滑坡是另一公認的現象。 1993年，剛當選一年的克林頓出現在田納西州馬丁*路德*金生前最後一次佈道的教堂中。大約是受那肅穆的氣氛的感染，即席發表了一篇動聽的演講，揭露當前美國道德敗壞的情況，問道：如果馬丁*路德*金看到今天的情況會說什麼?
「他會說，我為之奮鬥終身死而後已的，決不是要看到家庭破裂、13歲的男孩拿著槍追趕9歲的孩子只是為了好玩、年輕人用毒品毀了自己生活再以毀別人的生活來發財，這決不是我到這裡來的目的。」
「他會說，我為自由而鬥爭，但決不是人們由著性子互相殘殺的自由，不是未成年的孩子生孩子，而孩子的父親棄之如蔽屣而離去的自由。我為人民的工作權而鬥爭，而不是要讓整個社區和居民被棄置不顧……」
克林頓還強調必須進入「人的本性、價值觀、精神、和靈魂深處」，否則政府的行動以及任何其他努力都無濟於事。今天來看克林頓大談道德說教，特別是維護家庭價值，頗有諷刺意義。美國保守派更會嗤之以鼻，因為他們認為像克林頓這樣一個人能當選為總統本身就是公眾道德觀念下滑的表現。但無論如何，他所指出的確實是美國人今天普遍憂慮的主題。
對於美國今天嚴重的社會和道德問題的內容「左」「右」各派所見略同。他們都批判美國的極端個人主義和現代版本的「自由主義」，都不約而同地提到當年托克維爾的預見，指出個人主義發揮出巨大的想像力、創造力，但是走向極端就成為自私自利，每一個個人封閉在自己的小圈子內，完全不理睬他人和全社會的疾苦，植根於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衝動遲早會沖開一定的教化的界線，變成為所欲為。過去美國人賴以建國的基督教新教倫理的美德，諸如艱苦奮鬥、勤儉自律、自立自強、堅忍不拔以及有計劃的量入為出的消費習慣和誠實的遵守規則的處世態度，如今在總的追求「自我完成」的目標下變成了一味追求高工資待遇、高社會地位，敬業精神變成短期觀點，只顧眼前享樂而少儲蓄，守法的觀念蛻變為只要有本事不被抓住就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賴以立國並維持了幾個世紀的精神支柱-美國式的自由主義現在正在發生異化。貝爾(Daniel Bell)對韋伯(Max Weber)提出的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教「禁慾苦行主義」所作的補充：「貪婪攫取性」，可謂高度概括。如今後者逐漸佔上風，「宗教的衝動」為「經濟的衝動」所淹沒，結果道德自律和創造精神兩敗俱傷。
對於病源的分析和治療方案則「左」「右」兩派觀點截然不同，其分歧的本質還是對待平等的態度。左派認為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除了新老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外，比較有影響的左翼宗教界也認為，當前的社會道德文化墮落來自以大企業為主導的社會制度，來自對資本的崇拜和對勞動的缺乏尊重，因此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則-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就應該有所改變。需要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和思維方式，首先改變追求無限發展的習慣動力，換一付「非物質的」眼光，把重點放在精神方面。不過他們認為這一切改變不是通過革命，而是通過「重建(reconstruction)」來完成。歸根結底，這種主張的落腳點還在於教育，只是不限於學校教育。
「右派」批判的焦點剛好是自由主義中追求平等的因素，他們認為60年代的激進運動是這一墮落的標誌，其結果之一是摧毀了社會價值的防線，大大降低了道德標準，從此大家對本來不可容忍的行為見怪不怪。現行的福利制度和類似「肯定行動計劃」這樣的對某些群體的照顧性法律都是罪惡的根源，它喚起人的最壞的感情–嫉妒和懶惰。平等的要求也必然導向中央集權的大政府，從而導向專制……。這些本是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保守派的一貫論點，不足為怪。
值得注意的是極端保守主義者不但一概否定20世紀初以來的一切改良、福利措施和理論，而且一直上溯到美國《獨立宣言》以及啟蒙思想和理性主義所依據的前提。也就是不僅反對平等，而且反對自由，認為正宗的杰斐遜和米勒所倡導的自由主義本身的動力就是不斷擺脫宗教、道德、法律、家庭和社會的各種制約，伸張個人。但是18、19世紀的自由主義和啟蒙思想的先驅們都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人們普遍懷有基督教的原罪感，並承認公認的傳統道德規範，能自覺地以此自律，輿論的褒貶也以此為準則。他們都相信人的良知和理性，決不會想到追求他們所提倡的個人自由和平等的結果會發展到今天這種「激進個人主義(radical individualism)」和「激進平均主義(radical egalitarianism)」狀況。正是由於先驅們對人性的認識所犯的錯誤，發源於「古典自由主義」的「現代自由主義」已經異化和墮落，因為自由主義本身沒有自我改正的因素，只有不斷地要求滿足個人的慾望，爭取更多的權利。因此世風日下也是必然的。 在他們看來，還得訴諸宗教的道德力量。所以，又與教會左派殊途同歸。
著名奧裔美國企業管理家彼得*德拉克(Peter Drucker)也對資本主義有嚴重的保留。他是自由市場的堅決擁護者，但是認為資本主義最大的缺陷是只注意經濟，不考慮「人」，是「單維」取向。他早在30年代就曾擔心工業革命所引起的不平等會使法西斯得勢，結果不幸而言中。今天，經理們自己謀取豐厚利潤而同時裁減員工，更是在社會和道義方面不可原諒的。
總之，極左派和極右派，都對美國抱悲觀態度，認為美國精神正在走下坡路，對傳統的自由主義本身提出批判(當然二者否定的程度不一樣)，居於中間的主流派則竭力維護自由主義，卻對它的命運憂心忡忡。
此外，政治、司法中的金錢的作用，利益集團對內外政策的超常的影響……等等，都是人們熟知的，它始終是使美國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走向異化的一種拉力。有人說，現在在美國，只要有一百萬美元，沒有打不贏的官司，辛普森一案就很明顯，碰巧他是黑人，種族問題掩蓋了司法的腐敗。總之，三權分立、輿論監督、思想界的批判這些美國的看家法寶能否繼續有效地制衡金錢和市場專政的腐蝕力量，這是美國進入21世紀的大課題。
追求個人幸福是美國人的原始動力，發揮到極至，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力量，而利益的驅使和高度實用主義又侵蝕和抵消著美國人引以自豪的「美國精神」，這又是一個難以解決的悖論。
(六) 一種特殊的「隱性霸權」
本文主要討論美國本身的發展道路，不涉及其一般的對外關係。但是在今天各國相互依賴日深的世界上，一個大國的道路所產生的影響決不會限於其國土之內，美國當然更是如此。
總的說來，到目前為止，前面所列舉的負面因素尚不足以使美國走上衰退之路，或發生動亂。一是因為在後工業化的信息社會新一輪競爭中美國又著先鞭，不但跑在前面，而且領導著競爭的方向;二是其雄厚的物質基礎可以在尖銳的矛盾之間產生「軟墊( cushion)」效應，大大減弱衝擊的震盪;三是多元社會提供多種出氣閥，長期以來的調節機制仍然有效，也就是說，其優越的自我調節能力並未喪失;四是處於底層的美國人儘管有許多不平和不滿，但與他國進行橫向比較，還是感到在美國總平均生存空間較大，機會較多;最後，美國在全世界所處的優越地位有助於轉移或轉嫁國內的矛盾。眾所周知，美國一向以外交服從其內政，並且據此對國際遊戲規則的製定和操作施加影響，實際上這是把調節國內矛盾的機制擴大到國際範圍，而且行之有效。例如美國工會或代表其利益的政客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其壓力是針對美國的貿易夥伴而不是本國的資本家。去年WTO洛杉磯會議期間的群眾遊行示威，主要是對第三世界會員國施加壓力，表面上使美國總統難堪，深層意義是國內矛盾外向化。
所以今天儘管學術界「美國衰落論」不絕於耳，世人擔心的還不是美國如果衰落會帶來什麼影響，而是一個唯一的、在各方面遙遙領先的超強的美國對世界是禍是福。也就是說美國如何運用它的力量，奉行什麼樣的哲學，對世界其他國家的人都有利害關係。百年來，美國高度發達的科技和生產力帶動了全球的進步，美國以雄厚的實力對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後恢復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又直接幫助或間接促進了一批國家的經濟發展。如果哪個國家善於學習的話，美國從治國到企業管理到解決社會問題到文化教育都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經驗。今天，在有關全人類福祉的問題如環境保護、自然災害控制、公共健康以及反毒品、反國際恐怖主義等鬥爭中，還需要美國發揮帶頭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美國的外交思想和實踐是不折不扣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無論以什麼「主義」的名義，「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孤立主義」還是「國際主義」，「意識形態」為主還是「地緣政治」為主，實際上，美國一直都是隨著實力不斷的增長，不斷向外擴張其勢力範圍。直到今天，全球都被當作它的戰略勢力範圍。
關於美國的全球戰略、以傳統的強權政治手段推行霸權主義等等已有無數論著。筆者對其對內立民主與對外行霸權可以並行不悖的道理也有過論述， 此處不再贅言。這裡著重要講的是方今世界「美國化」的現象及其意義。
美國確立世界霸權地位還有一種不依靠傳統強權的方式，那就是以它不斷在科技和生產方式上的創新「領導」世界潮流，使世人身不由己地接受它的影響，跟著它跑。不知不覺間在器用、話語、生活方式、品味習俗、甚至禮儀服飾都向「美國化」發展。今天所謂的「信息時代」、「網絡時代」，其源頭還是在美國。接受了「網絡化」，所接受的就不僅是一種技術，而是一種新的觀念和生活方式，甚至包括語言。美國根據自身的規律和需要實現某種發展進程，而這種進程必然輻射到全世界，其他國家不論是否符合自身發展的階段和模式，只有緊追，否則就被淘汰。這是另一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是一個客觀現象。無以名之，姑稱之為「隱性霸權」。
在不可抗拒的全球化過程中，各種文化互相融合、撞擊乃至衝突是必然的。但是美國挾其強勢發揮主導的影響是客觀事實。對於後進國家來說，憂慮不在於「全盤西化」(或美國化)，因為這事實上不可能，而在於捨本逐末，或曰取其糟粕，棄其精華。本文第(二)、(三)、(四)節論述的美國強盛之道是深深直根於美國的歷史文化中，經過長期的演變形成的。這是其精華。別的國家如不先改造土壤，很難簡單移植。而現在輻射到全球的，甚至被趨之若騖地吸收的卻大多數是第(五)節所提到的異化後的餘沫。其中最明顯的是健康的市場競爭並未充分發揮作用，而市場專政效應已經惡性膨脹，而且是在本不應市場化的領域內。
作者介紹：
資中筠
1930年6月出生，女，漢族，上海人，中共黨員，1951年8月清華大學西方語文系畢業，大學學歷。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國際友人研究會常務理事、太平洋學會常務理事。學術專長為國際政治、美國研究。 1983年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1991年被人事部批准為「有特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2004年獲「資深翻譯家」稱號。
主要成果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重慶出版社，1987;《追根溯源———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資中筠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財富的歸宿———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上海世紀集團文景出版社，2006。合著：《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三聯書店，2000、2001。譯著：《公務員》、《浪蕩王孫》、《農民》，人民出版社，1983;《啊，拓荒者!》，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哲學的慰藉》，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主編：《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裡根》，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合編：《美台關係四十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駕起理解的新橋樑———中美關係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安徽大學出版社，1996。論文：《中美關係中台灣問題之由來》，《國際問題研究》，1982.3;《緩慢的解凍：尼克松訪華前十幾年美國對華輿論的轉變過程》，《美國研究》，1987.2;《 20世紀後半葉世界舞台上的美國》，《美國研究》，1993.2;《百年思想的衝擊與撞擊》，《美國研究》，1996.4;《變與不變：中美建交10週年與20週年》 ，《美國研究》，1999.1;《美國強盛之道》，《學術界》，2002.6~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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