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香港幾個深層次矛盾的交集和總爆發，迫使香港社會必須面對當今和未來的嚴峻挑戰。
1997年6月16日、17日兩日，我在香港《信報》發表了一篇談文化認同與心理回歸的文章，指出「政權移交可以一夜間完成，但香港人的心理回歸卻需要一個過程」。
17年來，香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歷經了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疫情、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仍然自由開放，活力充沛。這是香港的驕傲，也是對當時美國《財富》雜誌等國際傳媒所說的「香港之死」的有力駁斥。
雖然香港人通過努力保持了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地位，但是這兩年來香港社會喧嚷不休的「普選」爭論和最近幾週的「佔中」亂局卻說明，有相當比例的香港人（包括回歸前後才出生的年輕人）內心還沒有接受「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事實。
「真普選」與「佔中」
中國政府於1990年頒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取代了《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成為香港特區憲制安排的法律依據。
雖然《基本法》對於香港特區的自治授權十分寬鬆，但高度自治並不等於完全自治。 《基本法》的修改權和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的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須由中央政府任命；香港立法會通過的法律，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法，不可與《基本法》的規定相抵觸。
《基本法》第4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鑑於香港社會普遍的民主願望，並依照上述的「循序漸進」原則，中央政府於2007年承諾，2017年的第五屆行政長官可以通過一人一票的普選產生。
《基本法》沒有規定普選的辦法，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需要對普選作出框架式的規定，再由香港立法會以此為根據通過具體的選舉辦法，最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之列為《基本法附件》公佈實施。特區政府去年展開了多方面長時間的諮詢，並且將諮詢結果匯總呈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參考。
諮詢前和諮詢期間，香港許多政客、學者和傳媒人士輪番鼓吹和強調2017年的普選必須是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反對中央政府對候選人進行「篩選」。針對這些論點，中央政府多位負責人重複表明，中央政府對香港行政長官的任命權是實質性的；「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所以中央政府不可能任命不「愛國愛港」的人擔任香港行政長官。
今年6月10日，國務院特別發表了對香港的「白皮書」，較以往更加清楚地闡明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只能在中央政府授權的範圍內實行自治。
去年起，有三位（兩個大學教員，一個牧師）「真普選」的支持者倡議「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和平佔中」），號召市民進行有如當年印度的甘地和美國的馬丁·路德·金所領導的「公民抗命」，以靜坐街頭「佔領中環」逼使特區和中央政府允諾實行符合「國際標準」（至今沒有人給出準確定義的「國際標準」）的「真普選」。
「和平佔中」今年6月下旬舉辦了一連十天的網上和實體票站兼具的「全民投票」，聲稱有78萬人參加，超過90％的投票者贊成主辦者事先挑選的三個「真普選」方案。
7月1日，「和平佔中」和其他支持泛民派的市民舉行了據稱有50萬人參加（警方估計大約是20萬人）的大遊行，當晚他們做了「佔中」預演，警方逮捕了超過500人。
緊接著，一些支持政府的團體成立「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反佔中的簽名運動，共有大約140萬市民簽名。隨後，這個大聯盟在8月17日組織了「保普選反佔中大遊行」，也有大約20萬人參加。
香港社會的政治分化，至此表現無遺。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8月31日全票通過決議，規定2017年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將由一個1200人組成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推選二至三名候選人，每名候選人都需要獲得提名委員會半數以上的票數。
政府和大約一半的市民認為香港立法會應該按人大常委會的決議盡快通過2017年的選舉辦法，以便500萬香港選民可以有機會參與對香港對全中國都有重大意義的普選。然而，「真普選」的支持者對此高聲反對，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降低候選人的「入閘門檻」，以便至少有一位「泛民派」人士可以「入閘」成為候選人。另一批更為激進的人則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決定，接受《基本法》沒有提到的「公民提名」，即由某個數目以上的普通選民提名即而成為候選人。
9月28日夜晚，激進學生組織「學聯」和「學民思潮」的領袖在連續幾天罷課集會之後，突然帶領大批市民聚集在香港中區的政府總部廣場前，開始衝擊警察預設的防線，提前開始了「佔中」行動。寡不敵眾的警察發射催淚彈驅散群眾，引起了在場媒體的大量報導和強烈譴責；接著許多成年市民也趕到現場加入「佔中」，導致中環政府總部周圍街道以及金鐘、銅鑼灣、旺角的幾處顯要地點被「佔領」，主要街道被佔領者堆滿了障礙物，街道上到處是帳篷和隨地而臥的人群，交通持續被堵塞。在旺角，「佔中」的群眾和佔領者多次沖突，有不少人受傷，警察往往也無法阻止雙方接觸。
10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回應某些市民入禀，對幾個地區的佔領者發出禁制令，不許他們繼續堵塞馬路，但是中環、金鐘、銅鑼灣和旺角等地的佔領者並沒有撤退，旺角的佔領者反而加固了他們搭的障礙物。
10月21日晚間，經過某些人士居中協調和多次磋商，香港政府負責政制改革的五名官員和五名學聯的代表舉行了電視直播的平等對話。在一位大學校長的主持下，雙方各自表達了立場和看法。大家的態度可謂平和，言辭也不特別尖銳，學生所堅持的「公民提名」沒有得到政府官員的認可，政府希望2017年先按目前規定進行普選，2022年可以再改進，並為此提出四點具體做法學生認為政府只走了「半步」，沒有意義。會談後學聯宣布不會撤離「佔領區」。
目前香港一些地區的狀況和近年來在電視上見到的開羅、曼谷、台北、基輔頗為相似。習慣了守法與秩序的香港人，除了對阻塞交通所帶來的不便感到煩惱之外，更對這個可能具有分水嶺意義的非法聚集感到憂慮。
社會撕裂與身份認同
「佔中」最後如何收場，目前還難預料。綜合不同的民意調查，目前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市民支持「佔中」，三分之二的市民反對。在一向和平守法的香港居然有三分之一的市民支持非法「佔中」，這是大多數香港人過去無法想像的情況。
無論香港政府如何應對這次「佔中」，如何善後，香港社會已經受到了嚴重的雙重內傷：第一是社會的撕裂；第二是法治受到了破壞。
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
「佔中」出現以來，我兩次到內地作學術演講，演講之後總有人離題問到「佔中」。還有人語帶憤慨地問，為什麼香港人不以中國人自居，並且對內地人蔑視與敵視？
拋開香港人的政治取向，我可以肯定地說，大多數香港人都自認是中國人，也不敵視內地人。但是，一般香港人對內地人並不感到親切。
與此相對比，許多台灣人對大陸人有很自然的文化認同感，彼此很容易談得來，有的還會覺得和大陸人有同胞親情。
這就不能不歸根到國民黨時代台灣當政者和港英時代英國當政者所推行的教育與文化政策了。國民黨人反共，但是他們自認是中國人，在台灣推行的是中國式的教育和文化。英國人早期只注重培養親英國的少數精英，1970年之後開始刻意提倡粵語和重視香港的本土文化。
幾十年下來，香港人和內地人本來存在的親緣關係逐漸淡薄了。那些具有民族感情或是認同中國的人時常被標籤為「左仔」；很多「番書仔」（英文學校出身的人）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不甚了了，對於中華民族200年來所遭受的苦難感受不深。
此外，現今香港的年輕人對當今的中國還有很強烈的疏離感甚至是反感。
首先，許多年輕人的父兄師長對內地的文化大革命感到深惡痛絕，對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事件也是刻骨銘心，所以這批青年人無論在家里或是在學校裡都受到對現代中國負面情緒的影響。更何況，近年來內地一些土豪貪官的惡劣行跡令所有香港人都感到厭惡。
第二，回歸前，中學生的中國歷史課只講到清朝，對近代史不熟悉；回歸後，由於特區政府缺乏明確的政策指引和有力措施，修讀中國歷史的中學生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幅下降了，目前全香港只有不到4000人選讀中國歷史課。在兩年前的國民教育風波中，特區政府吃了敗仗，這不啻給今日「佔中」者壯了膽和做了預習。
第三，在最近2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國青年的信息來源和行為模式很受互聯網的影響，普遍認為自己是地球村的公民。
弔詭的是，在全球經濟和行為模式漸趨一體化的同時，各地又紛紛出現了「地方主義」。這個現像在英國、西班牙、比利時很是突出，最近香港出現的「香港民族」的說法和「港獨」思潮大致也屬於這個現象。
最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香港的傳媒非常自由開放，而多數傳媒工作者的思想也同樣受到以上三方面的影響。他們的工作使他們具有議程設定的能力和很大的話語權，所以傳媒的報導和評論對市民大眾具有很大的引導作用。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社會裡由反共而變為反華的人口雖然不是多數，卻有相當的數量和能量。今年「十一」在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典禮時，有二十幾名身穿黑衣的青年轉身背對國旗，並且用雙臂在頭頂打個「叉」字。這是極端分子的挑釁行為，雖不犯法，卻很有侮辱性。對這個新聞事件，沒有哪一位平素經常出鏡的政治人物或是學者兼傳媒人物出來譴責或是評論。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香港的教育界、文化界和傳媒人士能夠通過潛移默化，對香港未來人心向背發揮影響力。我在17年前提出的心理回歸問題，現在看來，絕不是杞人憂天。我只希望再過17年後的青年人會有更加明晰的身份認同。
「一國兩制」的構思與實踐
中英兩國通過談判，能夠把一個有650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的管轄權以和平方式轉移，是人類史上未曾有過的創舉。而中國政府能夠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思，可以說是既現實又富創意。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兼容並蓄，儒道佛三種思想長期共存，所以「一國兩制」的概念在中國並不難被接受。在相信真理只有一個源頭的社會裡，「一國兩制」就比較不容易被接受。當初《財富》雜誌預言「香港之死」，可能就是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可能並存在同一個國家之內，所以奉行資本主義崇尚自由的香港必然會被中國大陸窒息致死。
近兩年來香港有關政制改革的爭論，有一部分也是源於某些香港人對於他們所推崇的「普世價值」的優越感。這些人對具有兼容性的「一國兩制」缺乏信心。所以在這一次「佔中」的支持者裡面，應該有許多人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們口中要求的是在2017年的普選中容許「公民提名」，心中的目標卻是要挫敗「一國兩制」，削弱中國在香港的影響力。
其實，「一國兩制」的確是一個巨大而長久的實驗。
為了盡量不做改變，《基本法》的設計者把港英時代的政府架構基本上保留了下來。英國駐港總督一向實行的「行政主導」也寫進了《基本法》。然而在港英時代，除了彭定康在回歸前兩三年故意引入民主選舉，同時每年向立法局作施政報告之外，所有政策的製定和實施都是由港督主導：行政局和立法局的議員全部由港督指派，政府行政部門的官員更是要對他負責，連英國在香港的駐軍都要聽他的。港督只對英國政府負責；可以說整個香港都在「港督黨」的控制之下，行政主導很容易。
相對於過去的港英政府，許多人認為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缺乏人才，管治無力。「泛民派」把這個問題簡單化為行政長官不是由人民選出來的，缺乏認受性，所以管治困難。
即使將來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他仍然不是一個政黨或是執政團體的領袖；屬於任何一個政黨（或政團）的立法會議員都不必聽他的。
不妨參照英美的製度：英國實行的是議會制，下院多數黨的領袖就是首相；美國總統是他所屬政黨的當然領袖，具有人事任命權、行政指令權、預算編制權和對國會提交的議案的否決權。面向將來，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必須要能指揮行政部門的公務員隊伍，也要對立法會的多數議員有充分的影響力。不理順行政部門和立法機關的關係，未來特區政府的施政恐怕仍然會是舉步維艱。
回歸以來，行政長官既要對中央政府負責，更要對香港人民和代表他們的立法會負責。立法會議員不由他指揮，公務員系統也不一定全心全意服從他。近年來，「泛民派」議員以立法會為政治舞台和競選基地，在議事廳裡動輒刁難政府提出的議案，無端拖長對一個議案的審議程序，謂之「拉布」（filibuster）。自從學生帶頭「佔中」以來，「泛民派」議員宣稱要利用議事規則實行「不合作」，要癱瘓立法程序。
這樣的政制安排，如何能使香港面對未來的許多挑戰？
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持續將近一個月的「佔中」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震驚。這一切都只是因為2017年的普選能否有「公民提名」嗎？我認為這只是一根重要的導火線。
這次事件可以說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交集和總爆發。它應該迫使香港社會轉危為機，正視當今和未來的嚴峻挑戰。
為了認識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人們需要探視一下過去幾十年來的「香港奇蹟」和它最近的演變。
1949年至1979年，中國內地與外部幾乎隔絕，香港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南大門和轉口港。也就是說，香港在這30年間的優勢來自中國的孤立。那是在「二戰」和中國內戰之後，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許多香港本地人和從內地南下的移民在香港設法重建生活、安身立命的時期。他們吃苦耐勞，幹勁十足；在英國人的管治下大家有法可依，所有人的起步點大致平等。一般人只想要衣食不用愁，子女有書讀，並不妒忌他人，也沒想過從政府得到什麼福利。
在這個30年之中，香港湧現了一大批企業和知識精英，使香港得以進入另一個奇蹟時代。
從1979年到2009年，香港的第二個奇蹟造就了另一批成功的企業家。這一次香港得利於中國的對外開放；由於具有地理與語言的便利，香港人近水樓台先得月，經濟增長迅速，從一個小康社會成為一個富足社會。
在這個快速發展的、富足社會裡也隱藏著若干不安的種子，其中包括：
（1）一大批低技能的人群落入社會底層，他們和他們的子女都難以有機會實現他們上一代做過的並且已經局部實現了的富足安康之夢；
（2）由於高地價政策和低稅率政策，樓價高昂，貧富懸殊；中年人生活勞碌，苦於供樓，青年人不敢奢望有自己的住房，也看不到適合自己的就業機會；
（3）人口逐漸老化，過去靠家人照顧的辦法在子女沒房沒錢的情況下已經行不通，而政府還沒有適當的政策和足夠的設施來照顧這麼多老人。
開發大嶼山、新界北部和部分郊野公園，建造較為廉價的新社區是一條必須考慮的選項。但是這裡牽涉到太多香港的法律和地產集團的利益。提高稅率，向福利主義靠攏，當然也是一個選項，但是這裡面的利害得失必須要有充分的估量。總之，社會問題已經擺在眼前，解決方法還沒有充分評估。
就像歷史上任何社會一樣，經過兩代人的努力拼搏，第三代人開始失去動力與活力；目前香港的許多年輕人都屬於這樣的第三代。恰恰於此時，大批內地的精英進入香港的大學，成績大都優異，多數可以到外國留學或是在香港找到待遇豐厚的工作。於是這批對香港整體社會有利的新血成了本地青年的競爭對手；這些青年人的另一批競爭對手是同樣出身於香港但是家境較富裕的青年，他們到外國學習之後回到香港，可能是在跨國公司工作，也可能在本地大公司就業。
如果有政客和媒體不停地告訴這些苦悶的青年人們，特區政府既無能，又有官商勾結，它不是我們選出來的，只會聽命於北京而不會真正了解你們的困難和照顧你們的前途。而中國各地遍地是貪官，老闆們也大多粗暴無禮而且又狡詐無信，他們會自覺然：以天下之大居然找不到一個自己可以施展所長的地方。這樣的苦悶對一個還沒有正式進入社會的年輕人來說，真可以說是一個「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他們很可能會相信，只有徹底改變這個「不利」於他們的體制，才能找回自我，找到未來的前途。
前途在哪裡？
遍考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地理環境是決定歷史發展的首要條件；找到一個能夠適應地理環境的社會組織是另一個條件。
內陸山區裡的社群想要以海上貿易為生計明顯是糊塗。位處蓬勃發展的珠江流域的最佳地位，卻不想和這個地區合作交融，甚至希望與之保持距離，那是更加糊塗。
要想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給香港青年人找到較好的發展機會，讓香港有序地和珠江區域融合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選項。
但是這要有兩個前提：第一，香港必須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和創意設計中心的地位；第二，放棄過去的某些優越感和低科技運作模式。
30年前，香港的GDP是全中國的25％; 香港人會的內地人不會。今天香港的GDP只佔全國GDP的不足3％；香港人會的，許多內地人也大致會了。目前的實際情況是，香港仍然可以給珠江流域帶去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過去找關係圈一塊地，實行「前店後廠」從事來料加工，不理對環境污染的舊範式早已不適用了。
如果大批有技術有創意有志向的香港人通過這一路徑，能夠在中國內地找到自己的事業和人生志趣，而在這個過程中既有助於內地的現代化，又豐富了個人的生活，這就是國家與個人的雙贏。
十年後，如果有過雙贏經驗的香港人越來越多，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和認同就必然會改變。到那時，中國應該已經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香港人的心理回歸過程也應該已經完成。絕大部分香港人將可以抬頭挺胸地說，我是香港的中國人，也是中國的香港人。■
作者張信剛為香港城市大學榮休校長及教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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