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懷有政治目的和野心的學者和政治人物積極推動香港成為邊緣顛覆中心，香港的青年民運與各種派系結合在一起，趁著每年的六四和七一期間將這些理念變成實際行動，是將整體香港人的福祉綁在戰車推向懸崖邊上。
去年是1989北京六四事件25週年，參與香港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18萬，創近年來新高，當晚晚會並採用了聽起來更具鬥爭性的口號「平反六四，戰鬥到底」。
香港每年的六月及七月是最敏感的時刻，因為六月四日是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而七月就是七一大遊行，各個組織和團體都會借這兩個場合表達本身的訴求。問題是六四集會主辦者如將晚會的悼念活動變為一場抗爭運動，例如標語有結束一黨專政、打倒極權、向中共宣戰等等，以這種極其挑釁字眼來刺激北京政府；而參與七一遊行的各個團體也是各有立場，主力是要打倒梁振英，反對政改方案等，還有各種不同口號與政治訴求有關，去年的六七月距今只有數月之遙，試想如果兩個大型群衆運動，由具有政治野心的組織者將其變成雨傘運動和顔色運動，甚至支持港獨運動，主辦者把所有不滿政府和社會現象的市民捆綁一起，變成聲勢浩大，假如將這些大型群衆運動放在電視畫面上，是何等壯觀感人，很容易令全球的電視觀衆錯覺以為這些參加者都是反政府、反中和仇中。
這並非危言聳聽，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前些時候在一個會見香港代表團的場合也曾說，好戲還在後頭。
黃色雨傘運動的初期，它是一場由年輕人用語言、視覺包裝的浪漫和激情運動，年輕人覺得要有犧牲精神，要有一種使命感。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一些年輕人和網絡激進分子認為，要建設民主香港作為中國民主的追求榜樣，也以此作為中港民主鬥爭的凝聚點。這些學運代表最大的致命傷是，是過早被捧上神台。他們不明白自己是別人的一步棋。他們缺乏前瞻性、包容性，也缺乏視野。
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大陸國力高速膨脹，現今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各方面如經濟、軍事、科技等都有飛躍的發展，反觀香港因政治制度和反對派一直與政府對著幹，香港有很多領域已落後競爭對手。因為前期政府在教育問題掉以輕心，更有傳媒終日散播反中仇中的言論，令香港年輕一代對中國的認知和感情有疏離感，而產生香港市民身份認同問題。
無可否認，有些偏激的年輕人只認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國的香港人。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不以國家的利益為重，而以自己本身的理念高於一切；一些懷有政治目的和野心的學者和政治人物積極推動香港成為邊緣顛覆中心，香港的青年民運與各種派系結合在一起，趁著每年的六四和七一期間將這些理念變成實際行動，這是極其危險的做法，是將整體香港人的福祉綁在戰車推向懸崖邊上。
過去一百多年來，從滿清政府弱勢無能，被列強侵佔，多個地區成為強國的殖民地（包括香港和澳門），人民所受的痛苦和恥辱難以忘記。其實現今中國仍然是處於内憂外患，雖然如此中國再也不能重蹈過往痛苦的經歷．北京當局大力推行反貪工作就是深知貪污可以導致亡黨亡國。很可惜香港部分年輕人未有認清國際形勢，未有國家認同和歸屬感，可以猜想到北京當局對這種現象的痛心，遠多於香港可為國家創做多少外匯收益帶來的開心。
泛民派如誤判形勢，大力鼓吹港獨並刻意躲避一個中國的意識，甚至強調要結束一黨專政；如果認為中央只會考慮，務必要香港推行一國兩制成功作為給台灣的示範作用而投鼠忌器；以為堅持香港的普選可以不顧及大陸的政治發展情況，試想北京當局會否接受這個現象？泛民派領袖缺少政治人物要有妥協的智慧、精神與技巧，只想利用群眾抗爭的力量，並以此作為與北京談判的籌碼，最終他們會發覺這根本不能幫助香港的民主鬥爭取得重大進展，只會早日令幻想破滅。
如果把藏獨、疆獨、台獨比較，還有六億農民的溫飽和教育問題，以及國内大大小小的問題如環保、貪污、政治改革等與香港的問題相比，再看美國刻意圍堵，鄰國故意挑釁，問題孰輕孰重一目了然．如果中央視與泛民的關係為敵我矛盾而非内部矛盾，如果北京當局以國家利益和維穩壓倒一切，這只會折騰香港。
民主演進是需要一個過程，並非即食麵（快速麵），也不能一蹴而成。如果泛民派、佔中主辦者、學運代表、激進分子，以為利用大型的群衆運動來脅迫特區政府和中央令其就範，這種盤算和策略將會是大錯特錯，只會令香港社會更加動蕩不安，人心不穩，高興的只有美日等國，受害和受苦的是香港市民大衆．如何化解危機和化危為機，的確是當今極大考驗和難題。
從去年佔中事件至今，社會上表面是處於穩定安寧，但其實暗湧巨大，中央已表態在一國和主權方面是毫不退讓，與泛民的對決是迫在眉睫，回歸十七年來的矛盾也是拖無可拖，已到達抉擇的時候，如果泛民和反中人士在試探中央的底線，這是極其危險的行徑，相信中央為免犧牲香港的繁榮安定，和避免玉石俱焚而做到石碎玉全會有相應的部署．今日泛民派與特區政府和中央造成水火不容的局面，會否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是一念之間，遺憾的是，目前還看不出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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