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亞投行的戰略算計

亞洲第二、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不樂意摻和亞投行的買賣，一句話，美國態度只是個借口，至多是一部分理由，根本原因就是日本不願意出讓亞洲金融主導權，至少不能讓中國太舒坦地成為亞洲老大。這是日本政治家的島國情結局限使然，也是日本崇拜強者的文化傳統然。

自亞投行成為熱點，日本政商界就出現兩種聲音，一種是樂觀以待，所謂美日不能為亞洲提供咖啡，何必阻攔中國端上熱茶？理解甚至呼籲日本加入亞投行。另一種是反對之聲，認為中國主導的投資銀行必然是信用等級差、忽視環保和其他條件的次等投融資機構，簡言之，就是美國腔調的日語翻版。

對日本的第二種聲音，輿論更多地理解為美國態度所致，因為作為華盛頓的小夥伴，日本必須在大事上低眉順目，也是美日長期不平等政經關係格局使然。隨着美國態度逐步曖昧起來后，日本便面臨著被美國「越頂」的習慣性耍弄。日本和韓國均面臨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撕裂和扭曲態勢，但韓國率先擺脫羈絆，無疑使日本在所有西方陣營中成為美國唯一聽話寶貝。一旦美國在最後時刻也擁抱亞投行，日本將會被涮得一無所有，獨吞苦果。

這是一般意義上對日本的理解，因為它從來不能替美國做主，卻不得不被美國時時左右。然而，在亞投行議題上，也許日本真心不情願成為這個新平台的奠基者之一，即便美國真心樂意。對美國而言，反對亞投行出現，當然是維持既定的金融霸權，繼續讓亞洲匍匐於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FM）和亞洲開發銀行等美日主導的投融資機構腳下，中國另起爐灶顯然屬於大逆不道，所以用各種方式給其西方世界小夥伴打招呼發警告，力圖讓亞投行成為沒有發達成員參與的窮人俱樂部。

對日本而言，事情也許不這麼簡單。近憂在於，亞投行當然是世行、IFM和亞行的競爭對手，尤其會對日本長期把持的亞行地位形成挑戰和對沖，儘管兩者功能不盡相同：前三者側重政府合作並涵蓋扶貧和教育，亞投行則聚焦基礎設施投資。日本的痛點在於遠憂，即中國主導亞太事務乃至世界新秩序的勢頭不可阻擋，這不僅讓日本直接喪失亞太地區的優越地位，更為中國繼續崛起搭建堅實舞台。看看這幾年日本的戰略和外交便知，其所有動作基本為防止、遏制和干擾中國崛起而設計實施。

這就回答了前面的設問，即在此輪較量中，日本態度本質上遠比美國更焦慮，更消極，也更具對抗性。如果美國唱衰和反對亞投行是基於維持既定金融霸權和長遠地緣秩序，對於日本，亞投行不僅顛覆既有美日雙軸金融格局，更直接改變現有亞太地緣秩序，即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心，即使美歐參與也無法改變亞投行深刻而凝重的中國色彩。

根據亞投行創世意向國前兩輪談判達成的意向，這個中國發起並支付一半註冊資金的新平台，總部已確定設在北京，至少首任負責人是中國人。亞投行規則要求亞洲國家佔有75%股份，域外國家只能擁有其餘的25%。這意味着中國將成為絕對大股東，即便不擁有否決權，也同樣擁有決定性的話語權。因此，在日本看來，亞投行是中國主唱，其他國家伴唱的合奏曲，即便不是中國獨唱，它也是當之無愧的台柱子和一號角色。亞洲只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部分，日本若失去亞洲，還能影響世界嗎？

當然，無論對美國和日本，賬還有另一種算法。按照亞洲內外股份結構和經濟總量配股規則，即使中國佔有超過30%的投票權，GDP為中國一半的日本至少可獲得15%的投票權，超過印度所控的10%。按照美日一般能夠影響的投票份額，也許能形成日本印度 域外國家=15% 10% 25%=50%的格局，換言之，這個東西合璧、南北共襄的金融平台，未必一定導致中國唱獨角戲，更何況中國一再強調不謀求金融霸權，願意通過協商一致原則決斷亞投行大事。

日本不樂意摻和亞投行的買賣，一句話，美國態度只是個借口，至多是一部分理由，根本原因就是日本不願意出讓亞洲金融主導權，至少不能讓中國太舒坦地成為亞洲老大。這是日本政治家的島國情結局限使然，也是日本崇拜強者的文化傳統使然。在日本眼裡，中國也許是大國，但並非強國，甚至是不如自己的大國，它又有何道理玉成中國崛起，重返給中國當配角甚至學生的歷史軌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