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突如其來的太陽花學運不僅衝擊了兩岸關係，直接影響了年底的九合一選舉，更令全球第一大強權美國捲入。其能量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太陽花學運的主角雖然只是一群血氣方剛、涉世未深的大學生，但它卻是台灣所有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並相互擊撞下連鎖反應的必然結果：統一和獨立的衝突、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對立、國民黨內部的矛盾、失靈的政黨政治與民意的落差、人情社會和法治社會相互之間的排斥、經濟發展與民生無法改善的對比、民主化后一代領導人的腐敗或無能。台灣，已經陷入一種少見的在任何議題都無共識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無法有效運作的泥潭。
兩黨對立，民眾對民主失去信心
國民黨上任以來，最大的貢獻就是兩岸關係的和解與穩定。在這個背景下，雙邊的經濟融合空前發展。然而，這種變化並沒有促進統一力量在台灣的壯大，相反大陸這種當下經濟讓利、未來政治尋求回報的戰略則令台灣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甚至恐懼感。國民黨對這種恐懼感絲毫無感，或者出於以經濟發展獲得選票的考量和對未來國家統一的追求，刻意無視這種恐懼感。於是，當服貿協議在「立法院」強行通過時，立即觸動了台灣社會追求獨立群體特別是最為敏感的大學生的神經，直接觸發了3·18學運的爆發。
民進黨是台灣的反對黨，但在「執政黨不知道如何執政，反對黨不知道如何反對」的台灣，正常的政黨競爭政治演變成你死我活的角力。正如我在台灣觀選期間，一位台灣學者告訴我的：在一個沒有共識的社會，民主就成了鬥爭的武器。雖然這一次國民黨「立委」強行通過法案是有爭議之處，但僅就整個「立法院」的運作來講，民進黨則是規則的最大破壞者，用霸佔主席台、把「議長」王金平鎖在辦公室無法主持會議、鬥毆等各種匪夷所思的手段癱瘓「立法院」。按照民主規則，各政黨根據得票率獲得國會的席次，並通過投票方式處理國事。但想不到的是，民主進步黨卻反對投票！這和泰國民主黨反對選舉同出一轍。外界在批評國民黨無能的時候，常說這樣一句話：最可怕的盟友就是國民黨。其實這句話也同樣適合民進黨。
國民兩黨由於對立導致台灣社會癱瘓——甚至預算案都受到影響，遲遲無法過關，導致台灣社會對政治政黨的失望。這在洪仲丘事件中即可見一斑，當時二十萬之眾的大遊行是由非政黨組織發起的。這種非政黨形式的公民運動在太陽花學運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並直接促成了政治素人、不屬於任何政黨的台大醫生柯文哲創造奇迹，一舉擊敗國民黨重量級政治人物、政治世家子弟連勝文，成為基本盤藍遠大於綠的台北市市長。
太陽花學運固然不是民進黨策劃的，而且佔領「立法院」后，雖然民進黨主要核心人物都紛紛顯身表達支持，但實際上卻被邊緣化。整個社會聚焦的是學運領導人。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左右、影響這場學運。可以說這場學運，國民兩黨都是輸家，都是警訊。在年底的九合一選舉，民進黨雖然大勝，甚至在桃園選前落後十幾個點的地方都翻盤——台灣選舉史上極少發生，被視為中了頭彩。但民進黨自己坦承，他們一向比較準確的民調都沒能預測到這個結果。也就是說，國民兩黨都和民意脫節，或者也可以說，民眾對政黨政治的失望，採取與政黨脫離的投票方式，令任何一方都再也無法有效跟蹤民意。只是政黨政治是西方多黨競爭式民主的基礎，政黨政治不存，這種民主制度也就成了無源之水。這才是對台灣政治制度最大的威脅。
「反服貿」的背後是「馬王鬥」
民進黨可以用非法手段癱瘓「立法院」，大學生可以長期非法佔領「立法院」，背後則是國民黨馬英九和王金平的尖銳矛盾。這裡面既有性格因素，比如馬英九號稱「不粘鍋」，寡恩寡情。台灣頗為流行的一句話是：你對馬英九再壞，他也不會對你怎麼樣，你對馬英九再好，他也同樣是無感。可以說馬英九不僅是不懂政治，連人情世故都不知。連戰是國民黨主席時，可以和親民黨的宋楚瑜一起選「總統」，到了馬英九時期，不但得不到宋楚瑜的支持，相反還迫使宋楚瑜參加2012年「選舉」，對馬英九直接形成重大威脅。
王金平對馬英九離心離德，再加上很自然的權力分配和爭奪，雙方的矛盾便不可化解且日益升高。於是王金平非常有「創意」地在「國會」設立「政黨協商制度」，不再是一人一票去決定，而是要各個政黨先協商。由於大黨小黨在協商制度中擁有同樣的否決權，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優勢就毫無意義。但結果卻是大大提高了王金平的地位和作用。王金平的做法不僅違反民主原則，更重要的是這套體制是建立在他個人的手腕和影響力之上，根本不可持續。一旦他不再擔任議長，已經習慣了政黨協商的「國會」將又不得不重新建立和適應一套規則，其成本可想而知。
這也是為什麼，當民進黨採用非法手段癱瘓「立法院」，大學生非法佔領「立法院」時，王金平並不動用警察權維持秩序和程序，放任自流。最終馬王在服貿協議上撕開臉皮決裂：馬英九借口「關說案」，把王金平開除黨籍，由於王金平是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失去黨籍就必然辭去議長。而王金平卻藉助誰也搞不懂的台灣司法，申請假處分，成功地保留住黨籍。在西方模式的民主社會中，大概還從來沒有一個政黨竟然連本黨黨員都開除不了，司法竟然還會介入一個政黨的正常運作。而且歷年國民黨由於貪腐或者違紀參選，屢屢開除不少人的黨籍，何以這一次王金平就能保得住？難道司法對王金平網開一面，私人定製？
表面上看，服貿協議闖關是引發學運的導火索，背後卻是馬王矛盾激化的產物。當然，更深遠的歷史背景則是兩岸力量的此消彼長和加速融合。但假如沒有馬王矛盾，「立法院」能夠正常動作，國民黨怎麼還會強行闖關？
法理敵不過人情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談台灣的人情與法治社會的排斥、難以融合。台灣表面上按照西方的標準實現了司法獨立，但政治上的直接干預雖然沒有了，看不見而又無處不在的人情影響卻更加突出。上文提到的「關說案」（身為國民黨員的王金平卻為涉案的民進黨人擺平司法）、王金平創造的「政黨協商」以及他最終能打贏官司，都是人情因素超越司法。台灣社會也都一致認為是王金平的人情打敗了馬英九的正義。
以我在九合一觀選時的切身感受，台灣社會運作的基礎仍然是人情。媒體上討論的是「情理法」，最有名的特產鳳梨酥，其包裝盒上強調的不是口味，而是濃濃的人情味！企業、政府、公營部門、私營部門，人情和彈性隨處可見。
這裡讓我感觸比較深的是，西方理論都講只有民主才有法治。但在台灣，民主不但未能強化法治，反而強化了人情，強化了對法律的不尊重。
根據全球的民主實踐，賄選一般發生在貧窮國家和地區，唯獨台灣是一個例外。原因自然是人情。這也是為什麼，2009年五都選舉時，陳致中在父親陳水扁入獄、母親病重的時候居然去嫖妓，媒體披露后他拒不認賬，並訴諸法律，聲稱一旦敗訴就放棄地方議員選舉。然而敗訴后他又食言改稱：將以選舉勝利證明自己的清白。如此無人格、無操守、無底線的一個候選人，竟然最終以最高票當選。原因很簡單，他所在的區，大都是他父親的鐵杆支持者。
簡單說就是，在西方要想有選票，需要政黨支持、金錢支持和政策設計，但在台灣，尤其是地方選舉，更需要的是人情。既然人情至上，法治自然要讓位。所以在台灣民主政治體制下，出現了許多荒唐事：比如地方議員不議政，而是熱衷於參加選區百姓的紅白喜事和處理糾紛。再比如，八八水災時，警察奉命和依照法律疏散百姓。但不少百姓或許有僥倖心理，或許不忍心棄家而紛紛拒不配合。由於選舉將近，地方首腦不敢惹怒選民，只好聽之任之——萬一風災沒有那麼嚴重，還怎麼選？結果竟是一場空前的災難，死傷慘重。可是過去兩蔣威權時代，百姓是不敢公然抗法。僅就這件事而言，威權時代，百姓（不得不）守法，也因此免受災害。民主時代，百姓可以公然抗法，也因此陷入滅頂之災。中國人一向是信奉黑貓白貓結果論的，哪種制度更值得肯定，是不難做出判斷的。我們總不能說，寧要民主時代的不守法和滅頂之災，也不要威權時代的守法和免受災害。
這一次太陽花學運，明明是公然違法，卻得到台灣社會相當多的支持。願因就在於，大家在情理上站在學生一邊，以此表達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失望與不滿。直到今天，如何評論太陽花學運，台灣社會仍然嚴重分裂。台灣大學竟然把第一屆「利他獎」頒發給了學運領導人陳為廷。甚至許多政治學、法學界學者都力挺這場違法運動，美其名曰「公民不服從運動」。
其實，在西方原來的意義上，或者說西方自己的定義中，「公民不服從運動」是指在非民主國家裡，由於缺乏有效的法律和民主渠道來表達意見，而不得不採取或者故意以違法行動來表達意見。然而，台灣已經自認是一個民主社會，現在卻竟然發生「公民不服從運動」，這是對台灣民主多大的諷刺。當然從理論上較真是一回事，從現實層面講，還是由於在一個「情理」重於「法」的社會，發生太陽花運動是很自然的事，從中也可以感觸到台灣的法治程度究竟有多高。
經濟成了最後一棵稻草
最後其實也是更重要的一個因素是經濟。客觀來講，從全球大視野來看，台灣經濟還是不錯的，雖然沒有多麼明顯的進步，但至少沒有像法國一樣明顯的在衰退，甚至在許多領域都開始出現第三世界化的跡象。但對於普通百姓而言，顯然不會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現實問題。台灣十多年來物價一直上漲，但工資卻停步不前，其購買力縮水感明顯。另一個令民眾不滿的原因是相對剝奪感。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他交的稅竟然比大學教授都要少。原因雖然是台灣對高科技企業的減稅等優惠措施，有其合理因素，但最終結果卻有強烈的不公平感。這同樣也是民眾憤怒的原因。
應該說，當面對如此之多重大的內外挑戰之際，迫切需要一位能夠帶領台灣前行的傑出領導人。然而，連續幾位民選領導人都令台灣人民失望至極。馬英九曾批評陳水扁只有18%的支持率，根本不配當「總統」。結果他上台之後，支持率竟然連10%都不到。
客觀而言，大眾普選制度在常態下選出的領導人都相對平庸是規律。因為能力並不是對候選人最重要的要求，有沒有足夠的政治職業歷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形象、口才、性別、種族、宗教信仰以及前任執政黨是否得人心。法國的奧朗德誰都知道沒有能力，但選民實在厭惡薩科奇，於是就把票投向奧朗德。結果很快就人人後悔，奧朗德的支持率也創造了第五共和的最低奇迹。只是法國人民付出的代價還要持續五年。
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下，即使偶爾選出一位優秀的領導人，但在體制的束縛下，也難以有作為。陳水扁雖然貪腐，但並非無能之輩，他任台北市長時表現也很優異。但成為「總統」之後，面對朝小野大的局面，第一任期一事無成，第二任期乾脆專心腐敗。法國的希拉克第一任期也想對法國進行改革，結果在反對黨的強烈反對和民眾大規模走向街頭的壓力下，只好當了十二年的和事佬——其實那個時候進行改革實在已經是法國最後的機會。等到全球經濟危機沖至眼前，各方面條件更加惡化，老百姓忍受的能力遠遜十年以前。只是民主太任性，誰可奈何？而美國民主制度的表現，直接令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大為失望，而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觀點。
總之在民主制度下，要麼選不出優秀的領導人，要麼選出來，也由於強大的體制束縛，而難以改變什麼。當然，危機到了一定時刻，也不排除產生一位強大領導人的可能，比如法國的戴高樂總統就在國家處於失控狀態（軍事政變、財政破產、全國罷工）下復出，對體制進行大幅度變革。以法國為鑒，台灣只有在危機達到相當危急的程度時，才有可能選出一位能夠足已改變體制的強勢領導人。只是台灣已經不可能複製戴高樂模式了，不過幸運的是它還有另一個出路：與大陸統一。以大陸的經濟體量，統一后要拉台灣經濟不過是舉手之勞。
太陽花學運雖然產生了驚人的效果，但卻絲毫無法解決台灣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只是讓之更為凸現。2016年「大選」無論花落誰家，都不過是馬英九或者陳水扁的翻版，甚至更差，這是台灣制度和文化所決定的。太陽花雖然很美，但帶給台灣的卻只是落日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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