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運河要開建的消息引發廣泛關注，原因之一是與破除馬六甲困境——這一控制着東亞大部分能源需求運輸的咽喉水道對於中國也猶如海上生命線，中國的「能源安全」由此面臨極大風險——聯繫到了一起。儘管中泰兩國政府很快否認了共同開發的消息，但僅僅將思考停留在謠傳和闢謠之間則顯得過於簡單化，畢竟運河不只是一條通道，涉及到航運線路、地緣政治、經濟效益以及安全局勢，深入探討下「要不要」這個項目，「能不能」建這個項目和「說不說」這個項目，對於大國戰略思維也是不無裨益的。
安全賬：運河解不開馬六甲困境
「誰掌握了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運河和航線，誰就掌握了世界經濟和能源運輸之門；誰掌握了世界經濟和能源運輸之門，就掌握了世界各國的經濟和安全命脈；誰掌握了世界各國的經濟和安全命脈，就（變相）控制了全世界。」馬漢理論是美英聯盟多年來全球布局的理論基礎，正是在這一理論指導下，馬六甲海峽成為美國要控制的關鍵水道之一。因此，修建克拉運河繞過馬六甲，已經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和安全問題。
大國戰略博弈的安全賬，尤其是中美之間，其實很容易算。第一，如果美國在戰爭狀態下能夠封鎖馬六甲，那麼再封鎖一條運河也不是難事。何況一出運河就會碰到印度的安曼-尼克巴群島，印度人甚至無需動用海上力量就能扼住運河的咽喉，由此可見，有了運河並不能解決馬六甲困境，中國「能源安全之虞」並沒有因此解套。第二，即使出現對抗，美國也不一定動用軍事手段，因為中國在油氣運輸上對國際船隊依賴很大，從運輸、保險及石油期貨市場的角度，對抗都可能發生。在這些方面，中國相關應對能力仍需要磨練和提升，而修建克拉運河並不能有助於解決這些困局。第三，馬六甲海峽並不是面向印度洋的唯一選擇，伴隨着中巴通道的建設，把中巴、中緬和中泰三條通道統籌在一個面向印度洋的戰略通道背景下，加之一些更遠航道的選擇，馬六甲困境並非無法可破。所謂水路不通走旱路，此消彼長，相互呼應。
就地緣政治而言，克拉運河的修建將重塑東南亞戰略格局，還會帶來沿線國家的興衰。最直接的衝擊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泰國的地位無疑將得到提升；長遠來看，其結果可能是真正分割中南半島和馬來半島。對於中國這個地緣政治棋手來說，修建運河不僅要考慮和泰國的關係，還有和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關係。雖然馬六甲是中國達到印度洋最近的通道，但並不是唯一的通道，最遠的是繞道澳大利亞，而在最遠的和最近的之間還有兩條通過巽他海峽和龍目海峽的通道，而它們都在印尼的範圍之內。相比起通過克拉運河之後直接面對印度的安達曼，印尼的兩條通道事實上提供了更多的迴旋餘地。有意思的是，不久前，習總書記選擇在對印尼的訪問中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設想。
政治賬：泰國政局動蕩風險巨大
從國內政治的角度考慮，泰國的問題在於其政治格局的不穩定性。前幾年簽訂的合同很可能因為政府的更迭而失去效力。比如紅衫軍和黃衫軍之爭，雖然目前軍政府控制了局面，但同樣面臨大選的壓力。長遠而言，隨着老國王健康日益堪憂，代表皇子與公主不同勢力的兩派又會造成新的分裂，這會不會帶來泰國格局的再次動蕩，給重大工程的實施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此外，修建克拉運河給南部地區帶來新的發展機會的同時，也會給南部穆斯林地區與北部核心地區的佛教徒們的分裂造成新的支持。
對於重大工程來說，對象國政局的動蕩變化是最大的風險，因為它將帶來整個環境的改變，包括戰爭的可能性。當前中國很多重大項目的投資失誤往往源於此。實際上，在操作之前及過程中，有很多預案需要並可以發揮影響。
經濟賬：如何分享收益值得研究
除了要不要的問題，解決能不能的問題則是一筆經濟賬，即投資如何收回。
第一筆賬是航運。運河使得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航程至少縮短約1200公里，大型油輪可節省2至5天時間，每趟航程預計可節省近30萬美元。這是最理想的算法，要進行實際推算，還需要一個更細化的模型，比如船隻噸位與運河的容量，達到巴拿馬級以上的船隻可能不走運河。此外，航運是一個物流、保險、船舶以及國際法規、服務綜合性很強的體系，相互之間的影響需要考慮。單純依靠航運收費來收回200億美元的投資是不經濟的。
第二筆帳是區域層面的。運河沿線布局產業園，為產業轉移做準備；在兩端打造自貿區，發展航運、服務；將運河與泛亞鐵路聯動起來，貫穿中南半島。無疑，修建運河將給泰國民眾帶來大量就業機會，而且將為泰國作為東南亞海運的樞紐、中南半島的中心國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於帶動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如前所述，這些想法都是理想化的，泰國有沒有能力做到？跟中國又以什麼機制去分享這些收益？這些問題才是真正需要研究的命題。如同當年日本向泰國轉移汽車和電子產業一樣，今天從中國向東南亞進行產業轉移也是大趨勢，但這需要對象國穩定的國內發展環境以及細緻的配套工作。
政策建議：可「雷聲大雨點小」
對於克拉運河來說，結論非常明確：不可輕易妄動，這會推倒多米諾骨牌，對於一個成熟的地緣政治棋手來說是不合適的做法。即便啟動也不能是中國牽頭，而要在國際合作的框架下來做。在解決好區域地緣政治，長期與短期問題以及基礎設施與產業合作的基礎上推動實施。
不過，沒有做並不意味着不能說，相反，說得還遠遠不夠。先說后做、邊說邊做和只說不做都是國際戰略中常見的手段。
所謂先說后做，就是通過各種渠道有策略、有選擇地拋出想法，試探反應，根據對方的反應來做出構想。尤其針對民主社會，要結合媒體和自媒體的力量，拋出一些設想。所謂邊說邊做，說就是與利益各方充分坦誠地交流，做即實地調研，從可能的選線、地址、民情到區域經濟、產業合作可能性等，做紮實細緻的工作。亞投行是中國在國際關係和格局塑造中提出的極為漂亮的一次動議，抓住了需求的痛點，也讓所有人找到了最大公約數，即是邊做邊說的最好範例。而只說不做，則是更高超的技巧。所說之事更宏觀、更普適、更難以反駁，但不代表真要實際去做。比如美國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指責香港當局救市，但當金融危機危及自身的時候，其決策比誰都快，並不在乎什麼批評。■
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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