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着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名單出爐，亞投行的籌建也邁入了更為關鍵的階段，有關章程制定，亞投行決策機制，股份分配等問題都將討論產生，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每天在博弈，而這種情況，恐怕要持續到章程簽署。
儘管未來亞投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起碼目前，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亞投行為什麼能夠成功地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亞投行博弈對中國有哪些啟示？曾在亞洲開發銀行任職十年的經濟學家、國務院參事湯敏近日接受鳳凰衛視採訪，解答以上問題，並以《亞投行的博弈》為題發表演講。
以下是湯敏演講全文：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開創了由中國發起，由中國主導推動的第一個多邊的國際金融機構，從這一點來說，應該是亞洲的一個勝利，也是中國的一個勝利。當然，圍繞亞投行的創建過程，也是有着很多的博弈。
根據今年早期的報道，當時好像認為所有的發達國家，幾乎都不會申請進入亞投行，而從今年3月開始，由英國率先開始申請加入亞投行，而後像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大國都紛紛申請加入亞投行，到目前為止已經有57個國家，申請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
從國家的數目來看，遠遠超過了我們當時的預期。我在亞洲開發銀行工作了17年，1989年，當中國加入亞行兩年以後，我就成為了亞洲開發銀行的職員，那時候，從我們自己，到中國政府的有關部門，對這些國際金融組織還是一個學習、掌握、消化的過程。
20年過去了，沒想到，中國今天能夠主導成立這樣一個國際金融組織，作為我來說非常感慨，一方面這說明整個的世界金融、經濟的變化，同時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成績。
那麼亞投行為什麼能成功？亞投行成功創建之後，未來它的運作過程中，還有哪些挑戰？而又怎麼去應對？最後，亞投行帶給我們中國什麼樣的啟示？今天我想就這三個問題，跟大家一起來探索，來探討。
第一個問題，亞投行為什麼能成功？根據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一件事情能夠成功，一般要有三大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天時，第二個因素是地利，第三個是人和，從天時來看，現在的國際金融秩序，世界金融的結構，正需要一次大的手術，一次大的變革。
天時
目前的國際金融秩序是70年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夕，在美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確定下來的。當時全世界的政府都派官員到美國去參加討論未來國際金融、國際經濟的結構應該是什麼。
當時英國派了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拿出了他的一整套方案，中國的孔祥熙也帶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出席，中國政府也拿出了一套方案，但結果在這個會議上，還是美國財大氣粗，最後採取了美國的方案：一是把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國際儲備貨幣，美元跟黃金掛鈎，然後其他各國的貨幣利率跟美元掛鈎；第二是成立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國際組織，一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個世界銀行，第三個是國際貿易組織。這三大組織在而後的70年裡對穩定和推動世界經濟增長，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應該說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是到今天看來，這70年間造就的世界經濟的結構，所產生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一些安排，已經暴露出很多的弊病。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大家發現，美元「一幣獨大」，而美國的貨幣政策又是以它本國的利益為主要出發點來推動的，這與它在世界經濟中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衝突。
第二，像剛才我們說的這幾個國際組織是主要由美國引導、美國主持，美國甚至在這些國際組織里都有一票否決權。這樣的安排也暴露出很多弊病，因此國際組織、國際金融機構都需要一些革新，需要一些改革，那麼我們的亞投行應運而生。
地利
從地利的角度來看，亞洲正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而在快速發展階段的最大瓶頸就是基礎設施。亞洲開發銀行曾經做過一個預測，從2010年到2020年，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不需要太高要求，只是要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需要8萬億美元的投資。每年就是8千億美元。
這一資金需求非常大，而各國拿不出這麼多錢。有趣的是，亞洲其實不缺錢，到去年年底，亞洲國家外匯儲備有7.3萬億美元，佔了全世界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一方面我們基礎設施非常缺欠，一方面有很多錢沒用上，那麼這裡頭就缺一個機制：怎麼樣把外匯儲備變成投資基金，怎麼樣能安全地有效地把它投出去，從而幫助我們自己。我們說亞洲的錢用在亞洲，那麼這也需要一個機制。
人和
從人和的角度來看，中國快速增長了30年，現在正處於轉型時期。轉型時期的一大特點就是，中國的企業開始大規模地走出去。去年，中國的企業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就有1200億元。1200億美元是什麼概念？就是現在亞投行法定資金的1.2倍，而這筆錢中相當多的一部分就投在亞洲。
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需要一個安定的繁榮的快速增長的環境，那麼也就是說，亞洲國家的經濟表現好壞，直接影響到中國企業走出去，或者影響到中國經濟的效率。
因此，怎麼樣讓亞洲國家能發展得更好，政治更安定，經濟發展得更快，這也是跟我們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的。更加上基礎設施投資本來就是中國的強項，那麼把這個結合起來，把亞洲的需要、世界對金融機制改革的需要，和我們中國本身自己的利益需求結合起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應運而生，就是一個最好的抓手。
亞投行運營存三大挑戰
當然，我們常說，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而亞投行到目前為止，也只能說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因為我們剛剛籌建出來，籌建的情況比較好，但未來的路還非常的長，在這裡我認為至少有三大挑戰：
運營挑戰。亞投行籌建成功了，它怎麼運營？它的機制是什麼？怎麼樣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能把錢很好地貸出去？怎麼把57個國家以及可能更多參與者的利益訴求擺平？怎麼樣讓國際社會現有的憂慮（或者說美國、日本一直在詬病和擔心的）——比如說亞投行的環保標準不高，反腐標準不高——變成一種多餘，這都需要我們拿出一個很好的運行機制來。
關於這套運行機制，我們可以首先採取「拿來主義」。因為世界銀行已經運營70年了，亞洲開發銀行也存在五十多年了，它們在過去的長期發展中已經積累了很多有效經驗，有很多好的規章制度，咱們先把它拿來，把它稍微改革一下，我們就可以先用着。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我們應該採取「拿來主義」。
另外一個挑戰就是創新的挑戰。我們現在把它這套機制拿來還不夠，我們還要進行改革，要改善。我們並不是想顛覆目前的這套機制，但是我們要改善它。
像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聯合國等國家組織，在世界範圍內都受到很多詬病，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龐大的國際官僚機構。為了反腐，為了平衡各國利益，就會產生很多很多細節，很多很多規章，這些規章就造成了運作效率非常緩慢。
我曾有一段時間在亞洲開發銀行負責規劃工作，比如說一個國家向我們提出說，我們需要某個政策，需要一些好的建議，你們能不能找一些專家來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建議？亞州開發銀行有一個專門的技術援助項目，是贈款的，但是從立項到把項目設計好，再到把國際專家找來，國際專家再研究，最後出報告，往往都要三到四年時間。
三到四年前提出的問題，三到四年後才能給答案，很多國家連政府都換了，需要解決的問題可能都是新的問題了，這樣效率就很差。所以能不能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裡頭進行一些改革？
還有，在亞洲開發銀行里有執董會，各國都要派代表，有的是幾個國家派一個代表，長期待在亞行。事無巨細，都要通過執董會的批准，這也造成很多效率低下的問題。這一點能不能進行改革，我覺得對亞投行來說也是一個挑戰。
需要制度創新以平衡57個成員國的利益訴求
此外，在這些創新裡面，我們亞投行提出來，是要做一個準商業銀行，它要介於原來的純政策銀行，跟商業銀行之間的一個機構。特別是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極大，一年就八千億美元，而亞投行現在只有一千億美元，還得分好多年才能投下去，所以這點錢是不夠的。怎麼樣用亞投行的一些小錢去四兩撥千斤，從而把民營企業的民間資本引進來，這就需要智慧，需要機制。
現在大家都在談的PPT就是公私合夥制，把政府的錢跟民間的錢結合在一起。從過去的經驗來看，這一方法對基礎設施投資來說不是很成功，為什麼呢？因為一項基礎設施建設的回報期需要20年到30年，20年、30年已經換了好幾屆政府了，以前政府承諾的比如回報率等等，過了好幾屆政府它就不承認了，所以對於民間投資來說風險非常大，所以怎麼樣建立一種機制能減少這些風險也需要智慧。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互聯網世界，現在我們談到「互聯網+」，那亞投銀行能不能用「互聯網+」的思維來重新設計？能不能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現在都談眾籌，把大量的小規模投資最後聚集成一大筆錢來進行投資。
還有，怎麼樣把電商這些新的東西帶進去？這些都需要創新，而這種創新就需要我們亞投行，要以跟過去其他金融機構不一樣的方式運作。
還有一點我們稱之為打「組合拳」的問題。中國有句話叫「要致富，先修路」，但是這句話反過來說就是「修好路，就一定能致富」。因為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我們的市場已經建起了，群眾已經調動起來了，所以把路修通人們就能致富了。但是這個用到別的國家是不是一定成功呢？很難說。
比如說70年代咱們去幫助坦桑尼亞、贊比亞建了坦贊鐵路，但從後來的情況看，他們沒有很好地利用。像這些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如果用不好的話，甚至會造成這些國家的債務負擔。那麼怎麼樣才能讓基礎設施投資做到有效呢？這就得把企業結合起來，把產業結合起來。中國的發展經驗就是如果路修好了，產業發展起來了，那麼路又能起到作用，產業可以發展的更好，這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係。
那麼在亞投行的未來，在亞洲的基礎設備建設過程中，能不能順便把產業帶進去，能把亞投行的投資跟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結合起來，這樣既在當地把路修好了，產業也發展起來，就業也好了，這樣雙方都會得利。
怎樣把這個當成一個「組合拳」推出去，我覺得這些都需要有我們亞投行的機制創新。
防風險是第一要務
最後一點，亞投行作為一個金融機構，防風險是它的第一要務，這裡頭的風險還是非常大的，包括運營的風險：項目設計好不好，路修得好不好，質量高不高，這個國家還得起錢還不起錢；還有國家的風險：國家突然發生政變了，突然發生經濟危機了，還不起錢了。
比如90年代初的緬甸，當時緬甸找亞洲開發銀行借了很多錢，後來緬甸軍政府上台，西方國家對他進行制裁，緬甸政府就說我不還錢了，所以緬甸政府在很長時間內不還亞洲開發銀行包括世界銀行的錢，這就產生很大一筆壞帳。
那麼這種情況會不會再發生？像最近的希臘經濟發生很大困難，所以它也很難還國際組織的錢。怎麼來防範這些風險，怎麼設計一些好的機制來防範這些風險，對於一個金融組織來說，你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亞投行註冊資本說是一千億美金，但實際上這些成員國只有20%的實繳資本，也就是說亞投行真正的資本金大概只有兩百億美金左右，剩下的八百億（美金）是通過到資本市場發債和籌資獲得的。
機構的信用就變得非常重要，像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都被評為三A評級。你有那麼好的信譽，你的利率自然就低，你再把錢借給發展中國家的利率就比較低。但如果你的運作有問題了，國際評估機構認為你有風險，把你降級，那你的發債成本就會高，你貸出去的錢的利率就會高，你的信譽就不高。
所以怎麼樣來創造和保護一個好的信譽，怎麼樣來減少風險，也將是亞投行面臨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兩億貧困人口 為啥要搞亞投行？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講亞投行的籌建成功，對我們有什麼啟示。我聽到一些輿論說我們中國還有西部，還非常需要基礎設施的投資，我們中國還有兩億多貧困人口，我們為什麼不把這些錢，哪怕是500億美元投到我們的西部，投到我們的貧困人口上去，先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這種輿論是有一些的，我覺得這種輿論是一種短視，首先，中國現在正在走出去，中國的企業拿出去的錢遠遠超過這500億人民幣，中國政府在亞投行里的投資是每年1200億（美金），而且每年還有15%到20%的增長，這些錢用好了，或者說這些錢的回報多和少，對我們的經濟有極大的影響。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把亞洲的經濟做好了，把基礎設施做好了，也是保護我們自己利益，也就是說，亞投行本身跟我們自己利益息息相關，中國應該是亞洲經濟發展最大的受益者，那麼我們亞投行本身也是非常需要中國的參與。
另外，中國在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方面有經驗，在這方面能發揮我們的優勢。牽頭亞投行，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非我莫屬。更重要的就是，國際間也在競爭。
大家可能知道，美國現在正在推動TPP，也就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在歐洲推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這兩個協定未來有可能替代，或者說顛覆WTO，即現在已經形成的國際貿易體系，國際投資體系。而這兩個協定都故意把中國排除在外。
也就是說如果這兩個談判成功以後，中國將會被排除在這個兩大貿易和投資體系之外，這樣我們的發展空間就會大大減少。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亞投行也是為了加強我們跟周邊國家的夥伴關係，能夠擴大我們企業、我們的國家對國內、國外兩個市場資源的利用。在利用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上我們應該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亞投行在戰略上是非常重要。
但是亞投行並不是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並不是因為中國是大股東所以說什麼就是什麼，大股東之外還有很多別的股東，對別的股東我們並沒有一票否決權，我們要關注別的國家利益，要平衡別的國家利益，所以在亞投行一定要有一種合作共贏的思路。
要採取這些措施，一定要強調共贏，不能一事當前先考慮我們自己的利益，如果老是考慮我們自己的利益的話，別人就不跟我們玩了。所以這也是中國學習怎麼樣做一個大國，怎麼樣來增強我們的軟實力的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什麼叫軟實力？軟實力是靠吸引力、靠影響力、靠說服力，人家願意跟着你走，人家跟着你走有好處，所以才能起到一個大國的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在歷史上從來就是大國，但是我們更多是地域的大國，人口的大國。在經濟上200年前我們也是世界大國，但那時閉關鎖國所以對國外的影響不大。最近的100多年，我們落後了，我們並不是一個大國，現在我們的經濟總量達到第二大經濟的規模，但是從人均GDP來說，我們還跟發達國家差很遠。不過，我們現在就得要學做一個大國，無論從我們自己的利益來說，還是從我們對世界經濟、世界政治社會發展的責任來說，我們都要學習做好一個大國，要有大國的胸懷。我們不能僅僅考慮我們短期的利益，單個國家利益。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多邊國際金融機構，我們會學到很多東西，不但能夠使企業和地區得到更多發展，同時還能從中學到如何做好一個大國的角色，我們衷心的希望亞投行能夠成功，謝謝。
以下為提問環節
問：日本不加入亞投行會影響日企對外出口？
湯敏：我覺得日本企業的擔憂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根據國際組織規則，包括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也一樣，我們要建基礎設施就一定要招投標，只有成員國的企業才有權力參與招投標，如果日本不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員國，那麼它的企業就沒有招投標的機會，這是肯定的。
日本的企業擔心這麼一塊大蛋糕裡頭沒份，確實有一定道理，但是這些是由日本政府所決定的，它們要通過它們的渠道，對日本政府施加一定的壓力。
問：亞投行的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
湯敏：不管是國外媒體還是國內媒體，目前對於亞投行都有一些過度的解讀。本來亞投行是以經濟為主的。當然，這裡有沒有一點政治？是有一些，因為它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多邊國際金融機構，那麼這裡頭有一些政治，但是這並不重要，或者說並不多。
亞投行的真正身份是一個經濟組織，它未來的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它在經濟方面的運作，但包括國內輿論在內的很多輿論，都把這個行為變成大國在政治上博弈，我認為它是一個經濟機制的博弈，是一種良性的競爭，是一次公平的博弈。
問：57個創始成員國當中有一些是美國盟友，它們是否另有陰謀？
湯敏：我覺得可能有多種目的，首先最直接的目的是，給它們的企業尋找機會。成為成員國了，這些國家的企業就有權參與招投標，就可能得到一些機會，這是第一。
第二個目的可能是，這些國家也願意幫助亞洲國家發展起來。因為它們不僅參加亞投行，也參加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在各處都出資。
那麼它們為什麼參與？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這些國家中有很多本身每年有援外資金，專門有一筆錢，這筆錢反正要花的，那麼它可以放到亞投行。
第三，當然有很多國家願意參與亞投行是因為，它們願意在這裡平衡一些各國的機制，它們認為與其讓亞洲國家自己說了算，還不如我參加，在裡頭能起到一些作用。
比如說它們關心的環保問題，反腐問題等等，他們要在裡面有發言權，所以它們也願意參與。這些國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我想不是單一原因讓它們做這麼重大的決定，因為做這個決定本身要受到一定壓力，所以是多種原因造成的。
問：面對來自不同的地區，各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的國家，亞投行如何保證決策效率？
湯敏：這實際上是所有的國際組織——包括國際金融組織、聯合國等國際政治組織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各方的利益都在那，各方都在博弈，最後怎麼樣來平衡?
應該來說,過去的70年裡已經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一個就是投票，根據資本的大小、根據投票權的大小。最後以多數為主，重大的事項可能還要更多一些，不是一半對一半，而是更多一些的票數。
第二，根據我的了解，在國際金融組織里主要不是這種真刀真槍的投票方式，而是下面做一些叫做桌子底下的推動，大家互相來討論，甚至做一些互相的讓步，最後能進入投票程序的。
一般來說都能通過的，很少有不能通過的，因為大家都擔心輿論壓力，如果真通不過那在底下早已經算好了，根本就不投票了。
這樣的好處在於，很多的利益可以得到平衡，但壞處就是有一些平衡不了的項目就做不成，很多好的項目就是因為這些原因不能上馬，特別是當這裡頭再摻雜一點意識形態、或者政治上的原因，受影響就更大了。
問：英國加入亞投行，是英美在這個問題上走上分裂了？
湯敏：首先，我們看到很多的報道，說美國自己本身有不同的意見，英國當然也有不同的意見。
其次，英國、美國是獨立的國家，英國它有它的利益訴求，美國有它的利益訴求。英國出於獨立判斷認為，這個事對他們好，所以他們參加了，我覺得對英國參加亞投行，可能不必過多地解讀，至於是不是因為英美兩個國家產生了分裂，我覺得這個解釋可能有點過分。
問:對日本不加入亞投行如何解讀，何時加入？
湯敏：其實我們看報道，日本國內也有兩種聲音，很多很多，包括自民黨的高層官員，都認為日本應該加入亞投行。
但日本現在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一方面來自於現在的日本政府跟中國的關係，包括釣魚島和參拜靖國神社等等問題上，日本一直堅持它的立場，那麼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日本不參與亞投行，不完全是出於經濟的考慮，更多是政治的考慮。而且我覺得在未來，不一定說日本永遠不參加，可能到某個時候，包括美國也可能參加。
但日本能否參加、何時參加，跟很多的日本本身國內的政治，包括政黨的內部博弈過程有關，當然也跟亞投行本身後來運作也都很有關係，所以現在很難給出一個準確的時間判斷。
問：亞投行從區域和全球經濟，有哪些影響？
湯敏：首先是對區域經濟造成影響，因為亞投行的投資主要是在亞洲，而且只是針對基礎設施領域進行投資，因此它對整個亞洲區域的影響，會比世界經濟影響更大一些。
但同時，亞洲好了，世界市場當然會擴大，同時在基礎設施投資過程中，亞洲國家快速發展過程中也會產生很多商業機會。
另外，亞投行是一個比較新的機制，如果亞投行在目前的國際金融機構里起到推動金融機構改革的作用，那麼也可能對未來的地區性金融機構，甚至全球性金融機構的改革，產生一些好的作用。
所以現在我們還看不清楚亞投行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因為我們離得太近了，可能過10年、20年以後，才看出來亞投行的成立是一個戰略上非常有意義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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