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如何清算歷史，反思過去，面向未來

二戰塵囂落定已然七十年之久，然而由戰爭而起的影響與思考卻依舊縈繞如今的寰球。而諸多參戰國中命運轉變最巨，總結反思最深的理應是作為戰敗國的德日兩國。即便在70年後，在普天同慶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今天，明眼人依舊可以直指德日兩國在戰後道路上的明顯分歧。作為負有血債的軍國主義國家，如何救贖戰罪，重新融入世界？作為主權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如何接受改造，實現社會革新？作為盛極一時的強權大國，如何清算歷史，反思過去，面向未來？德日兩國交出了全然不同的答卷，也產生了截然相反的反響。

驅散戰後時代的記憶迷霧

在70周年紀念的同時，我們應該敏感地意識到，這場戰爭與戰後初期時代的親歷者已越來越少，歷史的個體記憶正隨着那一代人的遠去而逐漸湮滅。只有把對於戰爭的記憶與反思固化為集體記憶，延續在國家與民族的集體反思之中，才能使其得到正確的傳承。

德國之所以被認為認罪態度好於日本，很大程度上正基於其對這段歷史記憶的傳承態度。相對於戰後在美國羽翼下一直處於穩定的日本，德國經歷了四盟國的分區佔領、冷戰時代的長期分立，也有着戰後初期納粹分子「大赦」復職、新納粹組織活躍等種種問題，但其政府、社會對於戰爭罪責的主流認知始終不渝。基督教回憶文化的自責特徵、第一代領導人的謹慎立場、保守派史學家將納粹史與德國傳統文化相區分的巧妙詮釋、記者、左翼人士的進步要求、美國與周邊國家的壓力一步步促使「奧斯維辛」進入到德國的國家記憶之中，並在60年代的進步學生運動里完成了轉變，戰罪的歷史負擔反成了推動德國在歷史政治中前進的動力。這才有了一代代德國領導人的道歉與賠償，以及歷史教科書上對於戰爭和大屠殺的詳實記錄。

而日本的戰爭記憶則在戰後時代逐漸發生着扭曲。日本帝國的殖民擴張史隨二戰失敗而結束，但其歷史記憶卻並未隨之徹底更改，日本自明治以來的侵略擴張並未得到深切的認識和反省。而二戰則被日本史學界精細地限定為「太平洋戰爭」，以試圖與過去對於東亞（如朝鮮、台灣等）的殖民佔領，對蘇聯和外蒙的進攻嘗試以及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相分割，換取西方社會出於意識形態原因以及歷史認識缺失而作出的局部認同，並以「終戰」這類曖昧的言辭取代「戰敗」的表述，借廣島與長崎的核爆固化二戰「受害者」的形象，推動歷史教科書的改寫。然而無論是被一再宣傳的慘烈守島作戰，抑或是傷亡慘重的戰略轟炸與核爆，都是日本長期以來軍國主義侵略擴張行徑所必然招致的報復。日本政府在做出「道歉」與「賠償」的同時，卻並不為迴避「侵略」、「戰敗」的措辭而尷尬，更有甚者為了帝國的「民族自豪感」而再三參拜靖國神社，歸根到底是其在歷史記憶上故布疑陣，以圖借「道歉」與「賠償」逐漸淡化自己的歷史負擔，換而言之，其反思反對的並非自己所發動的戰爭，而僅僅只是戰敗而已。

如德國歷史學家曼弗雷德•基特爾（Manfred Kittel）所言，「德國的罪責觀其實也經歷了漫長的轉變過程」；但日本的罪責觀仍遠遠落後於德國，「深陷於政治實用主義」。而這種罪責觀寄托在歷史記憶的傳承上，使得德日在戰後記憶的解讀方面出現了巨大的反差。

對於國家懲罰改造的追根溯源

如果說歷史記憶的傳承在時間縱軸上決定了德日戰後道路演化的不同，那麼德日國家懲罰改造框架的差異便決定了二者在最初構建方向上便是南轅北轍的。

德國的改造通過二戰後期的一系列國際會議奠定原則，以四大盟國平等合作的管制委員會體系實現，通過「全盤分區佔領制度」在四大佔領區分別行事，與紐倫堡的國際審判一起構成了對納粹德國人員與整個國家機器的清算與懲罰。這一理想化、國際化、平等全面的改造架構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德國，並非是軍國主義普魯士、納粹第三帝國的簡單延續，這就為國家的全面革新，為史學家在德國歷史上隔離反省這一「錯誤的年代」，重建正確健康的國家民族意識提供了基礎的平台。雖然盟國為此付出了管制效率的代價，德國亦因此承受長久的分裂對峙，但從如今的成果而言，這一改造格局確實產生了正面的歷史效果。今天的德國在重新崛起之後，成為歐洲經濟「發動機」，國際維和事業的倡導者，在歐盟的創立、全球合作中扮演着積極正面的角色，無疑與這一良好的奠基是分不開的。

而對於日本的改造恰恰是美國在吸取在德管制的經驗教訓后實施的。為了避免在德國所出現的國際合作僵局，美國以管制效率和自身利益優先，對日本進行了單獨佔領，免除了天皇的戰爭罪責，匆忙結束「政治整肅」以應對冷戰格局；諸多被侵略國在美國影響與冷戰權衡之下，放棄了對日本進行戰後改造的監督權利，且由於國家間地緣利益的不一致，並不能形成一個對日懲罰改造的一致方案，也無從影響美國的對日決策。這實際上就使日本的改造成為了美日高層間不允許他人插手的政治遊戲，日本對於其他被侵略國做出的僅僅只是形式主義的「道歉」外交與金元政治基礎上頗具「施恩」意味的「經濟援助」而已，其改造格局更多是針對美國，針對「戰敗」，而並非反思戰爭本身。對於廣大底層日本民眾而言，這場所謂的「終戰」只是讓他們第一次聽到了天皇的「玉音放送」而已，其他與歷史上尋常的戰爭失敗別無二致，他們感受得到的只有戰敗帶來的苦難，而並無德國社會所面臨的深刻思想反省與全面社會清洗，這就為他們在這一改造格局中自認為「受害者」提供了條件，也就留給了右翼勢力成長和影響大眾的生存空間。難怪基特爾感嘆稱：「日本右翼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整體上類似於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右翼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即以充滿閃爍的言論來否認『侵略』與『戰敗』的事實，進而用蠱惑人心的認同需求來刺激所謂的『民族自豪感』」。

不可否認的是，雖然處在不同的改造格局中，但德日政客們看待「歷史負擔」的模式卻是受到社會中涌動多變的「民意」所鼓勵的。為此，在不同的時段，不同的國際背景下，往往會出現順應大眾籲求的變化。德國統一后冷戰結束與歐盟的發展無疑推進了德國擺脫社會中的右翼影響，向構想中的和平模式邁進；而日本因篡改歷史記憶問題和改造清洗不徹底造成的消極因素殘留，在加劇亞太緊張局勢的同時，也使得社會內部的思潮在發生着激烈的碰撞，恢復交戰權的右翼呼聲與維持和平憲法的主張共存。而本叢書在這一點上的宗旨，就是揭破兩國戰後因時勢而起的曲折曖昧的政治掩飾，盡其所能地追尋其懲罰改造的根本不同所在，並由此體現德日兩國戰後所處態勢的根本不同，從而體現其決策分化的根源所在。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長期以來，史學界注目於二戰史研究，希望以此尋求戰後世界各國合作、生存、發展之道。然而，歸根結底，大戰固然壯烈激揚，但真正對如今的世界態勢造成着影響的，恰恰是塵埃落定后潛移默化的的國際格局，而德日的戰敗國改造恰恰是戰後格局的重中之重。正如本叢書的立意所在，真正能夠解答德日歷史道路變化與分歧原因所在的，並非僅有歐亞大陸上的熾烈戰火，還有德日的戰後歷史這一相對暗淡的研究主題。只有了解其戰後歷程，才能夠理解、剖析與回應兩國如今所體現出的不同形勢、問題與主張，以應對和解決未來國際社會中的挑戰、矛盾與僵局，引導人們正確認識歷史，關注時勢並為世界的和平合作做出貢獻。

作者：孟鍾捷  – 「二戰戰敗國改造與反省之路」比較研究叢書主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