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運動所暴露出來的經濟社會問題，不是李嘉誠等少數富豪的個人品質出了什麼問題、或者在背後搞了什麼陰謀，而是香港政治經濟制度的基本缺陷導致的。對此，我們須有更清醒、更深入的認識。
（1）
從利益分析的角度來說，以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富豪們肯定是希望「佔中」運動取得勝利的。如果香港真的搞不受限制的普選，大資本就會如魚得水，更好的操縱特首選舉，獲得更多、更大的政治資源。
但是，以李的智慧，不太可能做出支持「佔中」這麼愚蠢的事。在中國，商人主動挑戰中央政府的後果是很嚴重的。如果連這都不知道，那他根本就成不了華人首富。只有以報道桃色新聞著稱的二流小報《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才可能犯這種低級錯誤，李嘉誠不會跟黎這樣的人在一個層面上思考問題。
從可公開查實的記錄來看，李並不是陰謀家，而是一個具有非凡智慧的、人格上也比較完善的商業領袖。他始終保持一種「在商言商」的務實作風，與政治保持着合理的距離。他會巧妙的利用政治資源來為自己的商業帝國服務，但始終不會跨過商業界限去直接參与政治鬥爭。
1982年，李嘉誠獲得了鄧小平的接見，此後江總和胡總都單獨接見過他。這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和政治資源，成為他積累財富的重要依靠。但他並未像霍英東那樣，到中央政府謀個政協副主席這樣的一官半職，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動中去。
他始終以一個商人的身份來恭恭敬敬的處理和政治家們的關係，「悶聲發大財」，絕不越雷池半步。由於對商業活動的專註，讓他最終在財富上遠遠的把霍英東甩在了後面。
此外，我們也沒有聽說過李氏家族有僱傭黑社會解決商業問題的歷史——在這方面他比大部分華人富豪的記錄都要乾淨。相反，倒是他自己的兒子有過被黑社會綁架的記錄，最後也是被迫交了巨額贖金才救出來的。
甚至在私生活問題上，李嘉誠也幾乎沒有任何醜聞、緋聞爆出來過。他跟結髮妻子庄月明感情甚篤，相伴數十年，直到她58歲去世。此後也一直沒有再婚。雖然後來有一個公開的感情伴侶周凱旋，但這個周也是一個年齡偏大的女商人，不是什麼年輕漂亮的模特明星。
在為人處世上，他溫和而又友善，即使是對無名小卒，也一視同仁，沒有居高臨下的傲氣。
他的兩個兒子家教甚嚴，沒有多少紈絝子弟的氣息，冷靜低調的耕耘着乃父建立的商業帝國。
總之，至少從公開資料看，李嘉誠的成功，並非來自於陰謀和貪婪，是一個商業智慧、政治智慧、專註、低調和完善的人格修養結合的典範。
所以，對李嘉誠先生，我們不應該因為經濟社會問題的分析，而加之以一些無憑無據的惡名。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也不能因為他卓越的商業智慧和良好的個人修養，而對他所代表的的大資本集團的勢力，以及支撐這個集團背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產生錯誤的好感。
（2）
通過合理的商業活動掙錢，原本是很正常的事。它會激發企業家的創造力，驅動着人類社會不斷進步。但究竟掙怎麼的錢才算是合理，卻是眾說紛紜。我覺得，有一條原則應該被廣泛遵循：一個人的財富，應該是他為社會創造的價值的回報，而不是去劫掠別人創造的財富。
李嘉誠的財富，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並不符合這個基本原則：
第一，是土地增值的收入。這是李嘉誠在香港賺錢的第一大來源。
在土地上蓋上房子，建築成本並不很高，如果只是賺一點規劃設計和建設維護的利潤，那李嘉誠充其量也就是一個建材廠老闆的收入水平。香港天價的房子，價格裡面最大頭不是建築而是在於土地的價值。而這個土地的價值，並非李嘉誠或者任何一個富商創造出來的。它是由香港的地理位置、歷史地位以及全體香港人的努力創造出來的。佔著某一塊地，把它新增的價值變成錢放到自己包里，就是不合理的收入。
香港回歸后，為了實現「香港明天會更好」的承諾，中央提供了很多政策上的支持。像這個「自由行」，大量的內地遊客到香港去購物旅遊消費，就可以讓本地的商家掙更多的錢。
比如賣奶茶的，原來一天能賣3000元的奶茶出去，扣除成本能掙1000塊。大陸遊客多了以後，能賣5000塊錢出去，可以多掙1000塊錢。
但是，商業繁榮很快就會帶動租金上漲。如果店面租金漲個1000塊錢，就把新增的全部利潤抵消了。結果就是賣奶茶的店主比以前更忙，但是掙的錢還是跟以前一樣多。
那麼，這新增的1000塊錢本來是大陸遊客帶來的消費，也是奶茶店主的辛苦努力創造出來的財富，卻被誰拿走了呢？就是被土地房屋的所有者拿走了。所有者其實啥也沒有干，投資成本加利息也早收回去了，就是坐地生財。這跟攔路搶劫的強盜有什麼區別呢？區別就是強盜是非法的，而漲房租是合法的。
再比如，中央把大量的國有企業放到香港上市，刺激了香港金融業的發展。這樣金融從業人員的工資提高了。但是一轉身，房價和房租漲得比工資還快。結果就是金融業從業者工作比以前累，買完房或者交完房租以後剩下的錢反而比以前少了。
這樣，中央為香港提供的好政策，大陸遊客創造的新消費，好處就全都被大地主給拿走了，香港的普通百姓並沒有享受到好處。
第二，就是電信、水電、天然氣這些壟斷行業的利潤。這是李嘉誠家族財富的第二大來源。
這些東西跟土地一樣，屬於生活必需品。而且屬於自然壟斷行業，競爭門檻很高，很容易形成寡頭壟斷。如果物價普遍上漲，首先你是要砍掉衣服、鞋子、娛樂這方面的開支，而通信、水電、天然氣方面的開支是剛性的，很難砍下來。所以就跟土地一樣，經濟增長導致普通百姓的收入增加，結果水電氣跟着漲價，一轉身新增加的收入又拿給跟李嘉誠的電力公司、天然氣公司做貢獻去了。
——土地、電信、水電、天然氣這些生存資源的壟斷，足以把普通人的收入限定在一個只能維持基本生存的範圍之內。一旦社會收入水平整體上漲，只需要這些基礎物資跟着漲價，那麼就可以輕而易舉的把所有人的新增收入變成自己的財富。
所以，我在上一篇文章裡面說，從1997年香港回歸到2013年，香港的GDP增加了一倍，李嘉誠控股公司的市值和賺到錢的增加了幾十倍，他的公司的市值相當於香港GDP的50%。同時，中下層人民的生活基本沒有改善，其根源也就在於此。這樣的經濟制度不改變，香港經濟再怎麼發展、中央再怎麼給政策其實都是沒有用的，好處不會流入人民手中，只能不斷增加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幾大家族的財富數字。
李氏家族財富的第三個不合理的來源，就是利用「政商關係」來規避金融市場的必要監管，規避稅收義務，獲得「非法」利潤。
這裡的「非法」要打上引號，是因為這些行為經過法律專家的包裝，從表面上看都是合法的。2013年，就有好幾個香港社會團體抗議，他們說李嘉誠通過旗下的上市公司一年凈賺67億元，但是在他僱傭的法律專家和財務專家的幫助下，「合法避稅」，最後一分錢的所得稅都沒有交。
李嘉誠1985年收購港電集團，按照法律，收購35%以上的股權要提前公開聲明，並公開很多交易細節的，以免雙方合謀坑害小股東的利益。但是李嘉誠並沒有遵守這個義務，而是通過幕後運作獲得了政府的特別豁免。20世紀90年代，李嘉誠打算收購互聯網公司Tom.com的股票，但是按照法律規定，大股東必須最少持股兩年以上才是把股票賣出去。於是——很自然的——政府決定給予Tom特殊的豁免：允許大股東在6個月之後就可將他們的股票拋出，以便李嘉誠順利完成這項收購。
這種合法的「豁免」幾乎每次李嘉誠在搞大收購的時候都會發生。我們在前面說了，李嘉誠不會跨過商業的界限去干預政治鬥爭，但對於利用政治力量來謀取商業利益的事，則是毫不客氣的。
可以這麼說：在香港，金融監管和稅收規則這些東西就是為普通人所設的，而對於李氏家族，則只需要在關鍵時刻被政府「豁免」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說，李嘉誠先生雖然具有極為傑出的商業天才，但是如果沒有這三個東西做支撐，他充其量也就是一個普通的富人，其財富絕不可能達到今天這樣富可敵國的水平。
通過這三個途徑——土地、公用設施壟斷和規避金融稅收等政府監管——獲取的財富，並不來自於李嘉誠先生為社會所創造的新的價值，而是他從別人（租商鋪的小店主、租房子的白領、股市的中小股民以及廣大中小納稅人等等）創造的財富中直接掠奪過來的。
（3）
儘管如此，這個事情，我覺得也不宜過度的責怪李嘉誠先生本人。他是在商言商的，利潤最大化是企業家的本能。這些利益他不去搶，自然會有李兆基、鄭裕彤、郭炳湘……這些人去搶。總之，就是好處絕不會落到普通香港市民頭上去。
所以，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李嘉誠先生的個人品質，而是香港的這個制度環境。
1978年，李嘉誠用私開大量散戶戶頭的方法秘密坐莊九龍倉股票，最後狂賺數千萬，並且以此為籌碼跟包玉剛搞內幕交易，取得了對和記黃埔的控股權。這成為他跨向香港首富的關鍵一步。
二十多年後，當時另外一位富豪、國美集團老闆黃光裕——他非常傾慕李嘉誠的風範——按照同樣的手法操縱中關村的股票，試圖重演李嘉誠的財富神話。但是很不幸他生在了中國大陸而不是香港，所以最後的結果是在2008年以涉嫌內部交易罪被捕入獄。抓起來一查，又把他為了方便幕後操縱向政府官員行賄的事給查出來的，最後給判了14年。
黃光裕和李嘉誠都是潮汕人，算是老鄉，都是出身社會底層白手起家的商業天才。算起來，他們都是做實業出身的。黃光裕靠的是賣電器，為消費者降低中間環節的費用，靠創造這樣的價值來致富；而李嘉誠則是著名的「塑料花大王」，簡單來說就是做塑料製品起家的。這些錢，總的來說是賺的很乾凈的。用這樣的方式來賺錢，就是我們說的企業家精神對社會進步的驅動，值得尊敬，正常人也絕不會因此而「仇富」。
但是，作為傑出的商業天才，在通過辛苦努力賺到第一桶金之後，他們都敏銳的發現：依靠實業來賺錢是很辛苦的，你賣電器別人也能賣，你生產塑料花別人也能生產，要想持續不斷的賺錢，就要每天打破頭去思考怎麼迎合消費者的需求。一旦哪一天鬆懈了，消費者對你的產品質量、價格不滿意，你就沒錢賺了，就會被競爭對手打壓下去。
相比之下，如果囤一塊土地等着它升值賺錢，或者把持一個城市的水電供應或者通信網絡慢慢漲價，或者買通政府官員操縱金融市場，這個錢就要賺的輕鬆的多、快的多。消費者的需求就不像賣電器、賣塑料製品那麼重要了，難道水價漲了你還能不喝水不成？房租漲了你還能睡大街？
總之，就是在精明的商業嗅覺的支配下，李嘉誠和黃光裕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轉型」：從買電器、做塑料支配，向著操縱金融市場、囤積土地的方向轉變。對商人來說，放棄成本高收益低的事業，轉向成本低收益高的行業，這是理所當然的。對不對？這個東西出自人性，換了你我處在那個位置上，也會這麼想、這麼做。
那麼，既然操縱股市、囤積土地這些事業這麼賺錢，怎樣才能避免這些聰明的頭腦都去幹這些事兒，從而損害實體產業的發展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制度安排，來改變這裡面的「成本-收益」的計算。香港的那種制度安排，李嘉誠的選擇就是最優選擇。只要他足夠聰明，就一定會從塑料花大王變成「金融-土地」富豪。不僅李嘉誠，包玉剛以前是船王，搞航運的，他也很及時的選擇了「上岸」，跑到陸地上來玩房地產。所以在相同的制度安排下，商業天才們的選擇都是殊途同歸。
相反，在中國大陸的制度安排下，黃光裕的選擇就不是最優選擇，因為這種轉變的「制度成本」極高、風險極大，一不小心就會被抓起來關個十幾年。相比之下，雖然賣電器辛苦點，但畢竟也是很賺錢的，還是老老實實做實業比較好，對不對？
——當然，大陸的制度也有很多問題，有很多人發了不該發的財。房地產、電信、供水這些行業，裡面也有很多錢是創造財富的回報。
「好的制度可以讓最聰明的企業家把他們的才能用到為社會創造財富上，壞的制度則會讓他們把聰明才智用來掠奪這個社會已經存在的財富。」
如果是前者，企業家越賺錢，人民生活就更好，比如像馬雲搞淘寶、馬化騰搞微信、任正非研發程控交換機、梁穩根造重型機械、魯冠球做萬向節、李嘉誠做塑料製品……雖然不能說他們的財富就沒有瑕疵，但總的來說，這樣的企業家就是是越多越好。他們賺的錢越多，我們這個社會越進步。
但如果是後者，企業家賺錢越多，人民生活就越糟糕。典型的就是李嘉誠把香港變成「李家城」，利用土地、水電、天然氣、電信這些東西坐地收錢，把香港人民創造的財富收入囊中；還有像墨西哥的卡洛斯，壟斷國家電信、金融、交通系統，他一度超越比爾蓋茨成了世界首富，而墨西哥人民卻生活在毫無希望的毒品泛濫和黑社會橫行的環境之中；蘇聯解體以後，寡頭們依靠快速的奪取國家的石油天然氣資源變得富可敵國，人民生活卻陷入絕境……
這些，都不是寡頭們的「錯」，而是一個制度的失敗：它為掠奪性的商業活動大開方便之門，引導着那些最聰明的頭腦去從事投機、操控和壟斷。在這些最聰明的頭腦的帶領下，這個社會的稀缺資源——人才、資金、技術被投入到缺乏創造性的部門，而讓創造性的商業活動「失血」。
一個李嘉誠站起來，一千個企業家就會倒下去。
就在和香港一牆之隔的深圳，這幾十年來，華為生產的交換機，賣到全世界，改善了從芬蘭到南部非洲人民的通訊質量；騰訊研發的微信，讓跨國通信幾乎免費，敘利亞人民連打內戰都用得上；小米的手機，也賣到了全世界。至於一些創新的中小企業，就更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好不熱鬧。
比深圳多發展了好幾十年香港呢？翻來覆去就是那麼幾大家族在那裡刷存在感，名字都快聽出老繭了。不管軟件硬件，幾乎沒有什麼世界知名的品牌是從香港走出來的。李嘉誠的事業早已經走向全世界了，但眼睛也是盯着人家的燃氣、水電供應和電信企業，要不就是跑到內地來囤積土地。他們為這個世界創造了多少有價值的財富呢？或者說，他們毀滅掉了多少潛在的創新和社會進步的機會呢？
（4）
閱讀李嘉誠、墨西哥的卡洛斯這樣的人的傳記，總是為他們從底層開始奮鬥、克服各種艱難險阻取得成功的智慧、勇氣和人格魅力所驚嘆。一個人能夠在一生的時間內，白手起家，積累起如此巨大的財富，實在是一項驚人的成就。
但這麼多偉大的人類才能，好不容易才集中到一個人身上，我們的制度安排，卻最終讓它被用來向這個社會掠奪財富、阻礙社會創新，這又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損失。
——為了爭奪稀缺資源而彼此競爭，是大部分位於食物鏈高端的動物的常見行為。鱷魚會吃掉別的鱷魚的孩子，獅子會咬死入侵自己領地的同類，「一山不容二虎」也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典故。這種「生存競爭」，可以被視為物種進化的一個必要環節：淘汰掉體力比較弱的同類，只保存最強壯的個體基因，使得這個物種本身能夠代代相傳，在殘酷的自然環境中生存下來。
作為食物鏈最頂端的人類，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任何對手，其內部競爭也就比獅子鱷魚更加激烈、更加殘酷。在人類社會的最早期，以部落為聯盟的彼此征戰，就是這種生存競爭的體現。古代的戰爭，說到底其實也就跟獅子爭奪領地一樣，是為了為本民族奪取生存資源。失敗的一方會被屠殺或者變為奴隸。有史以來，人類非自然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自己的同類殺掉。
但是，人類通過理性的反思，開始逐漸改革這種你死我活的競爭機制。一方面，是我們可以節制生育來控制人類數量，保障基礎的生存資源夠用。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因素使得我們與獅子老虎分道揚鑣：
第一，人類可以通過勞動來創造財富，並且懂得互相交換，而不是像獅子老虎一樣只能爭奪現有的自然資源；
第二，人類個體在體力、智力、情商等方面的差異，可以通過後天的醫療、教育、培訓等方式來彌補，並不一定要用基因淘汰的方式來實現種族優化。有些窮人素質低、有些窮人是很懶惰，但這也主要是我們這個社會的責任，沒有在他們需要教育的時候提供足夠的教育，沒有在他們尋找機會的時候給予公平的機會。
有了這兩條為基礎，人類社會的競爭機制就逐漸的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主要不是優勝劣汰，讓勝者生存、敗者滅亡；而是為了選拔和鍛煉優秀的人才來組織生產，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讓整個社會的財富數量不斷增加，讓能力比較弱的人也能夠享受更好的生活。總之，就是社會的整體進步和利益均沾。
前者，是動物世界的競爭法則；後者，才是人類文明世界的競爭準則。
從這個角度來看，目前香港的這種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就是一個很壞的制度、一個失敗的制度。它是有激烈的市場競爭的，在競爭中勝出的人確實也很優秀、很能幹。但它體現的是動物世界的競爭法則：贏家通吃，讓弱者失去發展的空間。
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它的優點在於強調競爭，通過以價格為基礎的競爭機制，來把人類的生產活動組織起來、激發人類的創造潛能並從中挑選出優秀的人才來控制經濟資源。但是，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府來監督制衡，讓利用土地、公共事業壟斷和金融市場操縱的方式獲得利潤要麼是非法的、要麼以稅收等形式收歸國有，讓企業家只能通過為社會創造新的財富來獲利；如果我們不能這樣，那麼這種競爭機制就會不可避免的向著動物世界的競爭法則演變。創造者終將會變成掠奪者，「塑料花大王」終將會變成地產大亨，賣電器的終將會變成炒股票的……總之，就是通過任何形式積累起來的資本都最終會走向利用資本本身直接向社會吸血的道路，以消滅同類的方式來獲得自己領地的擴張。
所以，我們今天要把「佔中」的責任歸結到以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大資本家的頭上，不是說李先生一定是「佔中」的幕後操縱者，也不是說他這個人人格低劣、水平不高、壞事做盡，所以我們要反對他和他的家族，要找這麼一個替罪羊。而是說他賴以發家的這個競爭制度是不合理的，他從這個制度中獲得的財富也有很大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建設一個更加公正、更加繁榮的香港，就一定要改變這個制度，也就不得不觸動李嘉誠先生的利益，並消滅他獲得不合理財富的渠道。不僅如此，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這些年暴露出來的類似的問題，也必須加以改革。能者多勞，勞者多得；創造者獲得額外的利潤，掠奪者得到公正的懲罰；對每一個人，我們這個社會都負有教育、訓練之責，負有提供發展機會之責，讓他的體力和智能可以為他自己和社會創造財富，而不是利用競爭機制把他們擠壓到最底層。惟其如此，我們才能逐漸的離動物世界越遠，離文明時代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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