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看新聞的朋友們可能還記得，2013年時，李嘉誠旗下香港碼頭的工人曾經大規模罷工以求加薪。而其加薪的理由，則是回歸15年來，物價樓價大幅上升，工人們的薪水卻幾乎未漲。
罷工在當時鬧的挺大。李嘉誠最後也出面了。這位首富在解釋中倒盡委屈：碼頭完全可以改為自動化，自己為保碼頭工人飯碗，才堅持大規模採用人力，不想工人們不但不感恩，反倒認為自己刻薄。
此論一出，不出意料的招來滿城罵聲，李首富也因此鬧了個灰頭土臉。但如果拋開義憤，李嘉誠之言似乎也是實情——放棄性價比更高的自動化機械，而堅持採用人工，這對一個以賺錢為目的的商人來說，真不能說不“厚道“了。
李嘉誠已經厚道，但仍逃不脫工人的怨恨。勞資雙方為何陷入這種“雙輸“怪圈？其實這正是香港經濟陷入危機的真實反映。而這場危機如何形成，我們還得從香港經濟的崛起說起。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被國際社會封鎖。而香港，則幸運的成為中西交流的唯一通道。
藉助這個特殊的政治優勢，香港的轉口貿易蓬勃發展起來，帶動了城市的興旺；與此同時，世界經濟也逐漸進入全球化時代。產業在全世界範圍的分工，使香港也迎來了發展製造業的歷史機遇期。
大好形勢下，香港社會從上到下都過上了好日子。貿易和工廠的紅火，使資本家賺取了大量的財富；而經濟騰飛也催生出大量的白領崗位，使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得以進入中產；至於底層，在經濟不斷增長，到處都是用工需求的情況下，只要你肯干，收入就會不斷提高——雖然體力活兒累人，但比起以前累死累活還不得溫飽，已經完全可以讓工人們知足了。
這種和諧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大陸改革開放初期。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香港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因大陸的與世隔絕，鑄就的香港作為中西貿易唯一中轉站的地位，在此過程中北逐漸削弱；其次，大陸打開國門后，以性價比的優勢，迅速的將香港資本吸入內地，香港本土製造業逐漸走向消亡。
陸港經濟關係的這種變化，對香港各階層造成了不同的影響。
當然，在八九十年代，這一切並不明顯，隔閡的依舊存在、香港的先發優勢，以及大陸經濟起步帶來的轉口貿易紅利，使香港依舊可以從中廣泛獲利。
具體到各個階層：在這一時期，香港的資本家，可以利用資本優勢，在大陸開設工廠，繼續發展壯大，賺取更多財富——大陸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廣闊又便宜的土地，以及為發展經濟不擇手段的地方政府，會讓他們獲得比在香港時多的多的利潤。
而香港的中產階級，也可以憑藉知識技術上的優勢，在港資工廠中擔任高薪的管理崗位——剛剛打開國門的大陸，是沒有這麼多高水平的技術和管理人才的。如果他不願意去大陸也沒關係，香港的經濟依舊在慣性增長，即便困守本港，他們依然可以謀得不錯的職業，獲得體面且不斷增長的薪水。
至於底層平民，雖然他們不可能跟大陸廉價工人競爭，但在本港貿易興旺和中產階級不斷壯大的背景下，他們也仍然可以通過體力勞動或者從事低端服務業，來提升自己的收入。
總而言之，這一階段，香港依然是上、中、下三大階層皆有前途，雖然資本家財富增長的速度更快，但因為中下階層依然有前景，所以也能相安無事。
但當回歸后，形勢的分化急劇加大。
對資本家而言，他們的前途依舊一片大好。在大陸大力引資的情況下，港商充分將資本無國界的優勢發揮到極致。開廠的可以繼續擴大規模，投資新興產業的儘管投資，甚至還可以通過房地產等行業，充分享受大陸經濟增長帶來的紅利。
但中產階級就很危險了。因為他們賺取財富的方式，不是靠錢生錢，而是出賣自己的知識技術。只是，經過二十年的積累，大陸也培育出了大量的知識型人才，香港人才的先發優勢已經被填平。大陸的人才，技能方面不差香港太多，對中國的國情更加了解，更關鍵的是——他們比香港人才便宜的多。
這種情況下，莫說陸資企業，就是港資，出於性價比的考慮，也迅速拋棄了港人而用大陸人。
這種變化在工業中最為迅速。具體來說，就是在大陸的港資企業中，香港的技術管理人員比例迅速下降，大陸人比例快速增長。而之所以這種轉變來的如此之快，其實也和香港原先的產業結構大有關係。
香港只是一個彈丸之地，所以在20世紀全球化分工中，那種產業鏈長的大型製造業他做不了——因為沒那麼多人和地；高端的它也做不了——因為沒那麼多人才儲備。這種局限，導致香港的企業涉足的，大多只是低端零散的產業——比如李嘉誠，就是做塑料花這種毫無技術含量的低端製造業起家。
而台灣就不同。台灣雖然也只是個小島，但至少與香港比要大的多，所以在經濟起飛階段，他可以發展出一些規模較大，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比如電子設備。
這種段位的不同，導致一個後果就是，在面對大陸人才的競爭時，香港普通人才很容易被大陸人追上，進而因性價比原因，被資本家拋棄；而台灣人，因為從事的工作技術含量較高，大陸一時難以培養出足夠的人才，所以台干在大陸還能多逍遙一段時間（雖然現在也慢慢快不行了）。
不光是製造業，貿易等技術含量不高的行業，香港中產階級同樣喪失了競爭力，其結果就是，除了少數高端行業或高端崗位，香港人迅速失去了競爭力。
中產們在大陸已經混不下去，回到香港，同樣是一片慘淡：製造業已經被大陸吸的一乾二淨；至於港口貿易，也面臨大陸一眾港口的競爭，優勢正迅速縮小。這種局面，意味着香港人能夠白領職位越來越少，後果就是大量的白領失業，向下跌入普通體力勞動者行列。
而普通勞動者的境遇更為糟糕。想進工廠當工人，工廠已經去了大陸；想在碼頭混差事，碼頭已經沒有那麼多貨船；想開點小鋪賺錢，中產自己都沒飯吃了，哪還有錢買你家的東西？至於靠富豪——他們是有錢，可他們的愛馬仕捷豹你造不了，他們就算愛吃街頭的魚蛋面，一天也撐死就能吃三碗，養不活這麼多窮苦大眾。
這就是進入新世紀后，香港不同階級的迥異境遇——資本的流動性，使資本家可以在大陸如魚得水，大發橫財；但普通知識技術群體和一般勞動力，卻無法與大陸人競爭，進而成為被淘汰掉的群體。
現在回過頭來，就可以理解碼頭工人和李嘉誠不同的委屈了：從市場的角度出發，香港碼頭工人早就是應該被淘汰的群體，他們根本不能創造更多的價值，所以不提高薪水理所當然。甚至能繼續給他們個飯碗，都已經是厚道了——事實也確實如此。
但就工人的立場而言，在物價不斷攀升的今天，碼頭工人工資卻始終不能同步，其憤怒自然也情有可原。
這就是香港現在的困境。一個衰落經濟體，必然會出現勞動者付出與收穫的不對等，而且隨着衰落程度的加深，這種失衡還會越來越大。
而香港更為特殊。香港從屬於大陸的特殊性，一方面使得香港資本可以避免與經濟體同步衰落，反而還可以利用大陸市場不斷壯大。只是這種壯大，香港其他階層無法從中獲益，壯大后的資本卻又流回到香港。資本無國界，人卻有國界。此消彼長之下，香港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這當然引發普通香港人的憤怒。而另一方面，有大陸這個龐然大物在，香港人又不可能通過政治選舉或者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推動重新分配劫富濟貧——這又導致了香港人對大陸的怨恨。
當然，大陸也採取了種種辦法消解，比如自由行，扶持香港金融業等等。但金融業盤子太小，太高端，對中低階層毫無意義。至於自由行，雖可解決一部分中低階層就業，但也會造成社會資源的緊張，引發其他港人的不滿；甚至這些就業者本身，由於從白領淪落為普通勞工，心理上也無法接受，所以總的來說效果不佳。
那大陸政府如何才能化解普通香港人的不滿呢？答案是基本不可能。
為什麼這麼說，這要從普通港人的訴求說起。
儘管港人訴求五花八門，但歸根結底就是一點：獲得更高的收入。但恰恰這一點，是大陸無法做到的。
鑒於普通港人的知識技能水平，想讓他們從事高端行業肯定不可能；至於中低端行業，已經被有同樣技能，卻更為廉價的大陸人佔據。
除非港人願意接受更低的薪水，否則他們不可能重新得到以前的中低端工作，這是市場規律使然，即便強如大陸政府也無法改變，也不可能去改變。而港人的要求恰恰是增加收入，這與市場規律是南轅北轍的。
所以，港人的憤怒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至於問題的解決，也只能是尊重市場規律：
一方面，隨着大陸工資水平不斷增長，與香港同檔次人才的薪酬差距逐漸縮小；另一方面，隨着香港的衰落，迫使更多港人不得不降低標準，在心理上願意接受更低收入。
一番此消彼長，直到二者間逐漸趨於平衡，屆時普通香港才會得到自己可以「滿足」的收入，進而「心安理得」的予以接受，成為習慣。到這一步，香港人的憤怒之情自然會逐漸消解。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對於香港人來說，這種下滑的過程十分痛苦，因此反抗和發泄是肯定的。但從市場規律來講，這也是無法逃避的現實，他們終將面對。而等到他們接受現實的那一天，陸港的融合也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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