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是在電視上看到橫眉怒目、義憤填膺的大學生在罵人、質問人和為自己的行為辯解。最令人不安的，或者準確一點說，最令我不安的，是他們的自以為是。他們對自己的「錯不了」和「絕對正確」（infallibility）似乎深信不疑。很明顯，他們沒有想過自己的所作所為可能有問題，這正是最大的問題。
自以為絕對正確 令人不安
香港的學生領袖非常積極介入政治，展現出他們的勇氣與承擔，他們欠缺的是道德的意識與敏感度（moral sense and sensitivity），以及自我反省的能力。他們作出很多本應是困難甚至痛苦的決定，只憑一腔熱血，最多只考慮到眼前的政治效益，卻完全沒有想到要付出的道德成本。比方說，為了彰顯公義和追求政治理想，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違反誠信和背棄承諾。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有認真考慮和小心斟酌過肯定要付出的道德成本（certain moral cost）與有可能得到的政治效益（potential political benefit）孰輕孰重嗎？
其實學生領袖犯不着逼自己做決斷力強的英雄人物，也可以做複雜、曖昧的「拿不定主意者」（flip-floppers）。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John Keats）認為，拿不定主意是一種「消極才能」（negative capability）。他認為只有拿不定主意的人才可以擁抱生命的神秘和懸疑、莊嚴與華麗，像聖人保羅（St. Paul）和奧古斯丁（St. Augustine），以及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Hamlet）。
的確，跟政客的大義凜然和高官的智珠在握比較起來，學生的猶豫不決、戰戰兢兢會更加誠實，也更加令人放心。他們拿不定主意，因為政治和道德的矛盾常常將他們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將國家從分裂邊緣拯救過來的美國總統林肯認為，自由的精神是一種懷疑、探索和反省的精神。這種精神是美式民主的磐石和根基，並體現在它的司法獨立、行政和立法機構互相監察和制衡的制度。在這個意義上，學生的思想掙扎和立場飄忽，正好說明他們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而不是任何意識形態的囚徒（ideologue）。
可惜學生領袖生不逢時，錯過了一個深思熟慮、哀矜而勿喜的年代。在今日非黑即白、黨同伐異的香港政壇，公共和政治人物為市民提供的，跟商人要給消費者的沒有兩樣，都是即時、不假思索的滿足（immediate gratification）。在這樣的情况下，不僅懷疑別人也懷疑自己，有時更飽受良心質問與靈魂折騰的學生領袖又怎會有生存的空間？
近年來，社會和輿論對大學生的行為——不管是敢作敢為還是胡作非為——多持包容甚至縱容的態度。大學生是社會的良心，他們做什麼都情有可原，因為他們的本意是好的，心眼是對的，「their hearts are in the right place」。這個看法很不科學。
最新的磁力共振（MRI）研究顯示，人的腦部，尤其是與行為、學習、判斷和自我約束能力有關的額葉（frontal lobes），到20多歲至30幾歲才發展成熟。這所以年輕人往往憑一時衝動行事，一時的念頭，對他們就是充分的理由。既是如此，年輕人的父母、老師和長輩，以至整個成人社會，實有責任做他們的煞車器，讓他們在風馳電掣的時候減慢車速；而不是為他們做搖旗吶喊的啦啦隊。
當然，年輕人不是那麼容易勸阻的，更何况是熱血沸騰的大學生？神經科學家告訴我們，年輕人經常處於非理性的亢奮狀態，又喜歡冒險和刺激；因為他們大腦的依伏神經核（nucleus accumbens）比小孩和成年人的都大得多。依伏神經核是人體內的「開心樂園」（pleasure center），在大腦的獎賞、快樂、成癮、笑與安慰劑效果各方面起重要作用。中國人說「人不風流枉少年」是有科學根據的，少年之後的風流就是沒有那麼痛快。
吃力不討好 校長敬謝不敏
然而社會由多元化、互相抗衡的利益組成，不是年輕人的遊樂場。我們不欲見到大學生耽於逸樂，做什麼事情僅僅是為了好玩而已（just for the fun of it）。可是，他們在挺身而出，為心目中的公義和真理打拼的同時，也要知所進退，不要樂極忘形或者被勝利衝昏頭腦。否則，總得有人挫挫他們的銳氣，煞煞他們的威風，讓他們明白自己的身分，所謂「put them in their place」。不過，這樣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明哲保身的大學校長當然敬謝不敏。■
原文轉載自《明報》2015年10月30日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