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施政報告中有關一帶一路的篇幅的確稍嫌過多，有欠平衡，而梁振英沒錯也須藉一帶一路來博取連任，但我們也不要因此而抹殺一帶一路對香港的重要性─在很多方面一帶一路可謂香港的「護身符」，葬送它對港人一點好處也沒有。
港轉型 增與京討價還價籌碼
事實上，在一帶一路構想中，一開始香港似乎是沒有具體角色的——筆者相信這多少跟佔中有一定關係。假如香港在這麼一個被認為是「新35年的新一輪改革開放」（2014至2049年）的國家和跨地區級大戰略裏，沒任何角色的話，實在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既然一帶一路勢在必行，香港若採取不參與或不合作態度，日後就有被邊緣化的可能，這應是特首難以明言的。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的目標完成時期（2049年），亦距離香港一國兩制「大限」不遠，假使香港放棄參與一帶一路的話，對於港人在2046年以後延續一國兩制，掌握自己命運，將缺乏與中央討價還價的籌碼，屆時香港會處於一個非常被動位置。
幸虧在香港各界努力爭取下，現在香港總算在一帶一路中還佔有一席位，能在保險、融資、財務、法律、國際仲裁、物流等範疇裏，藉着一帶一路開創新的機遇。事實上，港人自己也很清楚香港一直以來也在「食老本」，亦應開始察覺到香港的固有優勢產業已逐漸退色，面臨不少新的變數與挑戰，極需要新的動力與增長點，尋求經濟發展和轉型事在必行，故此切忌因一時意氣而拒絕思考，令香港前路愈益狹窄和難走。
重新國際化 港人毋須再「北上」
此外，若市民反對推行一帶一路是認為由於一帶一路是由中國所提倡，因而香港將更大陸化或更依賴大陸的話，那真是一個天大的誤解。
須知道一帶一路的一大重點是「互聯互通」，基本上是關於加強歐亞大陸各國之間連接性（connectivity），故倘令一些港人不快的是回歸後港人須「北望神州」，或香港日漸「大陸化」的話，一帶一路實際上是可讓港人扭轉這些趨勢的最有效途徑。相對於「北上」，現在港人可借助一帶一路走出去，為香港重新打出一條通往世界的路，這樣一來，港人便可悉隨尊便，毋須一定北上發展，所以很大程度而言，參與一帶一路是一個可讓香港停止大陸化，重新國際化的機會。
有些人可能嫌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不是發達國家，但這恰恰顯示香港一直都無法打通這些地區與國家，現在透過一帶一路，香港將有條件往「一帶一路」沿綫走出去，將香港優勢和影響力輻射到這些國家，讓香港的國際化更為全面。
更重要的是，香港在一帶一路裏最受重視的角色與作用，例如融資和法律等專業服務，正是大陸自己做不來或有所欠缺的，完全證明一國兩制的重要性，及香港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因此香港如參與一帶一路，發揮這些優勢，不但有助增強及傳播香港的軟實力，同時也是藉以向中央「鎖定」香港的法治公正自由等核心價值的重要契機——一旦國家開始採用並依賴與這些核心價值相關的制度（如金融、法律等），它也得一併承認這些制度背後的價值，至少在香港需要這樣。
傳播港軟實力 鎖定核心價值
再者，一帶一路也是將香港的經驗與價值，在沿綫國家發揚開去的大好機會。在剛出爐的施政報告中，就提及機場管理局將成立一所民航學院，培訓本地及區域空運管理人才，而港鐵亦將成立「港鐵學院」，培訓鐵路管理及營運人才，在本地和海外提供服務，並推動香港成為鐵路專才的培訓基地。這些措施固然是嘗試將香港這些固有強項，推廣到世界各地，但只要得到一帶一路的配合，將使這些專業服務出口到外地更有序和順理成章，有望在沿綫各地得到複製和重新開展的機會，有助香港的長遠發展和存續。
實際上，筆者認為施政報告中所提出的「智慧城市」概念，亦應盡早產業化，並經由一帶一路輸出到海外，這樣一方面可加快本港智慧城市的建設，另一方面亦有助港人面向世界，主動了解不同國家和城市的需要，將香港的城市生活模式移植到外地之餘，同時改變港人的視野與文化。
對於這次施政報告中有關一帶一路的篇幅過多的批評，亦反映出兩個問題：
一、現階段是否適宜向市民傳遞大量有關一帶一路的信息？
二、政府在宣傳一帶一路時應繼續以國家為出發點，還是該凸顯一帶一路對香港和港人的好處？
根據市民的反應，現階段一帶一路的準備與實行應暫時只由政府及商界進行，不應過早將市民牽涉在內，以及給他們傳遞一些晦澀難懂的概念及計劃，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反彈。
但市民的反彈一定程度也跟特首過度強調國家需要有關，因此相對於特首的「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也該清楚說明從香港的角度出發，一帶一路如何能達到「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擴大香港的優勢，否則在推行上必會遇上重大阻力。■
原文轉載自《香港經濟日報》201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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