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是港「護身符」 可扭轉大陸化

袁彌昌

今年施政報告中有關一帶一路的篇幅的確稍嫌過多,有欠平衡,而梁振英沒錯也須藉一帶一路來博取連任,但我們也不要因此而抹殺一帶一路對香港的重要性─在很多方面一帶一路可謂香港的「護身符」,葬送它對港人一點好處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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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轉型 增與京討價還價籌碼

事實上,在一帶一路構想中,一開始香港似乎是沒有具體角色的——筆者相信這多少跟佔中有一定關係。假如香港在這麼一個被認為是「新35年的新一輪改革開放」(2014至2049年)的國家和跨地區級大戰略裏,沒任何角色的話,實在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既然一帶一路勢在必行,香港若採取不參與或不合作態度,日後就有被邊緣化的可能,這應是特首難以明言的。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的目標完成時期(2049年),亦距離香港一國兩制「大限」不遠,假使香港放棄參與一帶一路的話,對於港人在2046年以後延續一國兩制,掌握自己命運,將缺乏與中央討價還價的籌碼,屆時香港會處於一個非常被動位置。

幸虧在香港各界努力爭取下,現在香港總算在一帶一路中還佔有一席位,能在保險、融資、財務、法律、國際仲裁、物流等範疇裏,藉着一帶一路開創新的機遇。事實上,港人自己也很清楚香港一直以來也在「食老本」,亦應開始察覺到香港的固有優勢產業已逐漸退色,面臨不少新的變數與挑戰,極需要新的動力與增長點,尋求經濟發展和轉型事在必行,故此切忌因一時意氣而拒絕思考,令香港前路愈益狹窄和難走。

重新國際化 港人毋須再「北上」

此外,若市民反對推行一帶一路是認為由於一帶一路是由中國所提倡,因而香港將更大陸化或更依賴大陸的話,那真是一個天大的誤解。

須知道一帶一路的一大重點是「互聯互通」,基本上是關於加強歐亞大陸各國之間連接性(connectivity),故倘令一些港人不快的是回歸後港人須「北望神州」,或香港日漸「大陸化」的話,一帶一路實際上是可讓港人扭轉這些趨勢的最有效途徑。相對於「北上」,現在港人可借助一帶一路走出去,為香港重新打出一條通往世界的路,這樣一來,港人便可悉隨尊便,毋須一定北上發展,所以很大程度而言,參與一帶一路是一個可讓香港停止大陸化,重新國際化的機會。

有些人可能嫌一帶一路沿綫國家不是發達國家,但這恰恰顯示香港一直都無法打通這些地區與國家,現在透過一帶一路,香港將有條件往「一帶一路」沿綫走出去,將香港優勢和影響力輻射到這些國家,讓香港的國際化更為全面。

更重要的是,香港在一帶一路裏最受重視的角色與作用,例如融資和法律等專業服務,正是大陸自己做不來或有所欠缺的,完全證明一國兩制的重要性,及香港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因此香港如參與一帶一路,發揮這些優勢,不但有助增強及傳播香港的軟實力,同時也是藉以向中央「鎖定」香港的法治公正自由等核心價值的重要契機——一旦國家開始採用並依賴與這些核心價值相關的制度(如金融、法律等),它也得一併承認這些制度背後的價值,至少在香港需要這樣。

傳播港軟實力 鎖定核心價值

再者,一帶一路也是將香港的經驗與價值,在沿綫國家發揚開去的大好機會。在剛出爐的施政報告中,就提及機場管理局將成立一所民航學院,培訓本地及區域空運管理人才,而港鐵亦將成立「港鐵學院」,培訓鐵路管理及營運人才,在本地和海外提供服務,並推動香港成為鐵路專才的培訓基地。這些措施固然是嘗試將香港這些固有強項,推廣到世界各地,但只要得到一帶一路的配合,將使這些專業服務出口到外地更有序和順理成章,有望在沿綫各地得到複製和重新開展的機會,有助香港的長遠發展和存續。

實際上,筆者認為施政報告中所提出的「智慧城市」概念,亦應盡早產業化,並經由一帶一路輸出到海外,這樣一方面可加快本港智慧城市的建設,另一方面亦有助港人面向世界,主動了解不同國家和城市的需要,將香港的城市生活模式移植到外地之餘,同時改變港人的視野與文化。

對於這次施政報告中有關一帶一路的篇幅過多的批評,亦反映出兩個問題:
一、現階段是否適宜向市民傳遞大量有關一帶一路的信息?
二、政府在宣傳一帶一路時應繼續以國家為出發點,還是該凸顯一帶一路對香港和港人的好處?

根據市民的反應,現階段一帶一路的準備與實行應暫時只由政府及商界進行,不應過早將市民牽涉在內,以及給他們傳遞一些晦澀難懂的概念及計劃,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反彈。

但市民的反彈一定程度也跟特首過度強調國家需要有關,因此相對於特首的「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也該清楚說明從香港的角度出發,一帶一路如何能達到「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擴大香港的優勢,否則在推行上必會遇上重大阻力。■

原文轉載自《香港經濟日報》201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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