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暴烈程度令人震驚的「旺角黑夜」，整體社會即時與暴力劃清界綫，強烈譴責暴力行徑，要求嚴懲犯事暴徒，避免愈趨失控的激進暴力，把香港逼進死胡同。不過，即將於兩周後參與立法會補選的公民黨楊岳橋，竟在這個關鍵時刻，以大律師身分義助部分涉及暴動的被告。在回應公眾質疑時，他指自己先是一個律師，之後才是公民黨人及新界東候選人，但這種猶如「此地無銀」式的辯解，反而凸顯後兩者的因由。
從「和理非非」到「飛磚縱火」，從認同政治對話到只求一遂己意、不惜玉石俱焚。後佔中時期的暴力抗爭，經已快速由勇武升級到暴動，法治亦到達臨界點。下一步呢？這是一個嚴峻的警號，社會再沒有顢頇姑息的理由。
以暴力脅逼違公義人權
須強調，青年人改革社會的理想，應予肯定和支持，但若只懂堅持一己觀點，以暴力手段、以破壞社會安寧去脅逼其他人就範，這完全違反社會公義和基本人權。況且，暴力一旦與政治訴求掛鈎，勢將培育崇尚勇武的所謂浪漫主義，間接鼓勵他們通過「民權暴力」去掃除其厭惡的「政權暴力」，肆無忌憚挑戰法治，並將整體社會驅進以暴易暴的罪惡螺旋。
楊岳橋今次「義助」暴動被告，引發公眾關注，原因有四：第一，社會和政治都是眾人之事，絕不能容忍個別人士以「正義」為名肆意破壞秩序，危害別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若以「義助」形式協助暴徒，無異是為暴行添加正義光環，絕對是顛倒黑白，向社會傳遞錯誤訊息。
第二，為弱勢社群或不公義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援，是司法界的優良傳統，楊岳橋今次「義助」，提出年輕人無助、悍衞法治與基本人權等三個理由。但相關抗爭者早已不乏法律支援，每次行動都有龐大律師團照應；況且暴動本已破壞法治，而以街頭抗爭脅逼別人認同亦違基本人權。一句話，他有其「義助」的理由，但絕非所提的三個。
第三，他在年初二以「旺角開年」為題的網文中指出：「部分示威者的行為，如毆打警察、刻意襲擊記者 、放火、掟磚等，違反了法治社會的基本價值，我理解如此抗爭源自於絕望，但恕我不能同意。」道不同仍要共謀，答案應只一個，就是利益共同體，但這利益是私利而非公眾利益。
第四，受助者雖非新界東選民，但其家屬朋友呢？經媒體報道的擴散效應，「義助」的邊際效益深遠，宣傳效益重大，更可對沖其對手，「本土前」梁天琦的「烈士」效應，重新抓緊泛民票，高招但公義嗎？
參與今次立法會新界東地方補選的還有劉志成、黃成智、周浩鼎、梁思豪和方國珊。 ■
原文轉載自《星島日報》2016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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