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在亞洲和世界範圍內的崛起，其地緣影響範圍也在擴大。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亞洲社會共享的、又為其他區域國家所理解的亞洲價值體系。而今天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危機更是為亞洲價值觀的複興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機遇。身處這樣的一個大環境中，我們需要探討的是中國的崛起能否為人類提供另一個經濟政治制度的選擇。客觀地說，至少有三個宏觀層面的重要的因素決定了中國的崛起必然要對亞洲價值觀做重新的評估。
首先，中國是儒家價值的源點，更是一個文明之上的國家。歷史上，中國文化呈現出巨大的開放性，消化和吸收了各種外來的文化，是世界上一個從來沒有中斷過的文明。近代以來，盡管衰落，但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完全的殖民地，至多，如毛澤東所判斷，也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正因為如此，中國存在著其他所有東亞社會所不存在的文明複興的潛力。實際上，中國已經進入這樣一個文明複興的過程。這種複興的過程並非對傳統的簡單回歸，而是傳統價值觀現代化的過程。和以往經驗一樣，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向外來文化開放並加以吸收和消化的過程。
其次，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東方專制主義的流行是西方地緣政治利益衍生到東方的產物。歷史上，儒家文化的形成也是中國地緣政治影響力擴展到整個東亞的產物。要註意的是，歷史上的這種擴張並非是因為政府的努力，而是因為社會層面的自覺的傳播。近代以來，西方地緣政治力量在亞洲擴展的過程也是中國在儒家文化圈的影響消退的過程。今天，隨著中國的再次複興和崛起，其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勢必也會再次擴展。這種擴張和中國政府的主觀意願沒有多少關聯，而更多的是取決於資本和文化價值的自覺傳播。
中國的崛起會導致其地緣政治利益環境的變化，不僅對自己內部發展有影響，對周邊地區的發展，也會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自近代以來，中國被西方打敗，失去了大部分地緣政治利益。現在隨著中國的再次崛起，中國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緣政治利益。國家的統一是恢複中國地緣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門和平回歸之後，中國也在尋找和臺灣統一的方法。不管怎樣，中國是不會容許香港、澳門、台灣、西藏和新疆等區域從中國獨立出去，不管以何種方式。正因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把這些界定為核心利益。和所有其他大國一樣，一旦這些核心利益受到損害，中國會不惜一切來保護。
中國地緣政治利益關切，也會影響這個地區的政治形式。今天在香港泛民主派和中國有關香港特區民主化的爭論，就是這方面的反映。盡管中國並不反對香港的民主化，但也不會容許香港的政治發展超出自己的控制範圍。香港的泛民主派僅僅是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問題，忽視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對其地緣政治的考量。如果這個情況繼續下去，兩者之間的沖突便不可避免。
同樣，中國的崛起也會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形式產生影響。這不是說中國要幹預其他國家和地區。歷史地看，中國從來沒有幹預過其他國家和地區所發展起來的政治形式。即使在中國內部，不同民族所采用的政治形式也是不相同的，例如西藏和新疆有自己的政治形式，南部各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今天，中國一直所強調的不會把自己的制度強加給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策，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的反映。但中國崛起之後，對周邊國家和地區政治形式的影響，和中國主觀的願望不是那麽相關，而更多的是周邊國家和地區，逐步地會向中國調適。傳統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圈的政治形式便是如此。
再次，更為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的成功經驗。如果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不可避免，那麽核心的問題便是：中國能夠提供一種非西方的經濟和政治秩序嗎？很顯然，盡管中國本身的經濟和政治秩序也正處於變動之中，其中更不乏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但這種變動中的秩序也表明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經濟和政治秩序正在形成，並且為世界提供一個不同的秩序選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一個極其貧窮的國家在短短幾十年里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並且進入中等收入社會，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這里所包含的成功經驗既是
中國本身的，也是世界的。很簡單，中國是在開放狀態下取得成功的，這份成功既有中國傳統的要素，也有學習其他國家的要素。而各種要素的整合正在演化出新類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也就是中國模式。
對世界來說，這里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中國模式能否成為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個選擇？當代西方所經歷的危機告訴人們，西方模式也並非完美，也需要隨著現實的變化而變化。既然西方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那麽也有其他模式的可能性。中國模式就變得非常相關。不過，強調中國模式並不是說中國要取代西方模式，而只是說，中國在發展著和西方不同的發展模式。不同的模式不是一種互相排斥敵視的關系，而是一種可以互相學習借鑒的關系。如前所說，中國模式的產生和發展是在開放狀態下進行的，就是說，中國模式深受外在環境的影響。這表明，中國模式和外在世界的緊密相關性。中國模式成功了，外在世界可以學習借鑒。這不僅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此，對發達國家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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