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選舉的進行，兩黨候選人的角逐漸漸明朗。民主黨那邊，希拉里的優勢漸漸擴大，雖然自我標榜為「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表示將堅持到底，但只是出於宣揚理念的考慮，顯然已無力回天。共和黨那邊，則是特朗普前所未有的強勢崛起，共和黨精英面對「藥丸」的形勢，只能破釜沉舟，群起圍剿。
擺脫不了家族政治的夢魘
在大選正式開始前，克林頓二世對決布殊三世的呼聲很高，特朗普的民調成績往往被視為「幻像」，而為人輕視。豈料，傑布·布殊和他的「愛徒」盧比奧先後退選。
這在某種程度上成全了希拉里，似乎政治家族的招數不靈了，一方面，希拉里的支持者們大可以拿布殊作為反例，證明她壓倒桑德斯，靠的不只是勢力和金錢，而是自己的政績、政見——當然，這時我們要是再提民主黨的「超級代表」就太不給希拉里面子了。另一方面，「家族大戰」流產之後，對克林頓家族的負面抨擊也很可能會減少。
然而，儘管傑布·布殊這次給政治世家們「拖了後腿」，但美國的制度走到今天，政治家族化的色彩日益濃厚，卻是一個難以迴避的現象。
嚴格說來，這並非美國獨有的特色，很多——即使不是全部——民主國家都出現了權力世襲的現象。日本的首相、菲律賓的總統、馬來西亞的總理、印度的尼赫魯家族。台灣算是後起的民主社會，但政治家族化已經非常突出。國、民兩黨都一樣。
從人性的角度，任何人都希望把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傳承給下一代，以維持家族的利益。只是在共和制度下，既然不能再搞權力的血緣世襲，但何以仍然無法避免子承父業、婦承夫業的現象？
這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權力雖然不能傳承，但知識、人脈和財富都是可以傳承的，從而令其後代在激烈的政治競爭中佔得先機。2008年希拉里競選總統，她的女兒切爾西全程參加了數百場造勢活動，與民主黨各種勢力均有了直接接觸。這種經歷豈是普通百姓所能有的？同樣的，希拉里昔日貴為總統夫人，早就建立起廣泛的人脈、財路和經驗。
二是西方今天的選舉對候選人的要求極高——比如必須是名校畢業，競選成本也極為高昂，絕非平民百姓所能承受。特朗普競選時宣稱如果勝選，將不領總統薪水，因他本人就是億萬富翁。可是一個平民百姓怎敢如此表態？這兩個高成本自然就自動把豪門家族之外的候選人淘汰出局。應該說，這才是真正的初選。
三是民主國家公務員體系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制度設置。事務官如同中國的公務員，逢進必考，只要不犯錯就終身身份不變，但也不可能進入政治的最高層。政務官則是隨政党進退，只要自己的政黨獲勝，就可以出任部長甚至總理等行政職務，哪怕此人毫無經驗，毫無行政歷練。
就是政務官的設計，給了家族政治打開了方便之門。比如中國的外交部長都擁有在外交系統不同職位的長期歷練，可2008年擔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她僅有的從政經歷就是擔任過參議員，沒有任何外交部門的實際工作經驗，但同黨的奧巴馬可以直接任命她擔任國務卿。再比如傑布·布殊在擔任佛羅里達州州長前曾擔任過該州的商業部部長，就是黨內提名再任命，他根本不需要從最基層開始奮鬥。
西方這套制度，精英和豪門家族一方面通過極高的候選人標準和極高的選舉成本壟斷了權力的入口，另一方面又通過政務官體系壟斷了權力。至於一人一票的選舉，只不過是為這種設計披上合法的外衣罷了。
從利益集團的角度，支持一個熟悉、了解並且利益密切相關的家族，遠勝過支持一個新人。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美國幾乎已經不可能複製林肯的路徑：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窮人，僅憑自己的後天努力就可以在政壇成功。今天的西方，只有兩類候選人：要麼是被財團看好和支持，要麼本身就是財團。認同西方模式的群體一向宣揚說民主解決了權力的合法性問題，解決了權力的來源。那麼這種合法性和來源的實質為何，可謂不言自明。
不過，在電視選舉時代，僅僅有人脈、知識和經驗還不夠，還要善於表演。這一次傑布·布殊淘汰出局，就在於此。傑布·布殊是2016大選中少有的擁有實際行政經驗的人，是第43任佛羅里達州州長，也是第一位連任該州州長職位的共和黨籍州長。在其八年任期中，傑布以改善環境、改革教育體系聞名，他也因此成為最成功的州長之一。
但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會，幹的好不如說的好，會幹的不如會演的。他競選時四平八穩，語言平淡無奇，規規距距，腳踏實地，沒有浮誇和故做玄虛，實在不討選民喜歡。傑布·布什的退選雖然消減了部分人對美國家族政治的質疑，卻又暴露出一人一票的另一個弊病。
而商業億萬富翁特朗普的崛起可謂空前（或許難言「絕後」）。他在宣布參選總統后，其最引人注目的表現就是一系列極具民粹色彩的言論：指責墨西哥移民是「強暴犯」，稱墨西哥移美人士多為犯罪者，要求在美墨之間建立高牆，阻止偷渡客進入美國；特朗普表示，如果自己當選總統，將擴大規模遣返、取消無證移民孩子的出生公民權。按照他的新政策，美國將遣返1100萬人！
2015年8月共和黨在霍士新聞頻道舉行的首次電視辯論中，暗指對他尖銳提問的女主播凱利月經來潮：「你可以看到血從她眼睛、從她身上其他地方流出」，而此前特朗普更多次在推特貼文侮辱女性。
針對穆斯林問題，特朗普也是屢屢衝破禁忌。2015年11月19日他表示將要求美國設立穆斯林數據庫，強制住在美國的穆斯林登記，方便掌握他們的行蹤。在2015年聖貝納迪諾槍擊案發生后，特朗普表示如果他當選總統，將暫時禁止外國穆斯林進入美國，直至更妥善的安全措施落實為止。他說「誰都一眼可見」所有穆斯林都恨美國，「我們不能任由我們的國家受害於那些只相信聖戰，沒有理性也不尊重生命的人」。
就是中國這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和世界名列第二的經濟大國，特朗普也同樣出言不遜：痛批中國正在用商業手段「扼殺美國」，指責中國偷走美國的就業機會，中國對美國的順差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搶劫，並很有信心表示自己是個很強的談判者，會在跟北京談的時候「擊敗他」。
可以說特朗普的說法完全違背美國的價值觀，事涉種族、宗教、男女平等，對國際事務也是毫不在行，信口開河。可以說把國內外能得罪的都得罪了。在過去，任何一個政治人物哪怕觸犯一條，也將是政治自殺。但在今天的時空背景下，特朗普卻得到了普遍的支持。比如針對穆斯林的講話，就得到59%共和黨選民的支持（ABC新聞/華盛頓郵報進行的調查）。美國百姓甚至認為特朗普如果當選，最能解決經濟問題。
這種支持也體現於實實在在的選票上：特朗普在初選中一路遙遙領先，很有可能成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只是令人難解的是，何以民主了兩百多年的美國，選民的眼光為何如此之低？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是選民的眼光突然變「高」了，終於敢跟着特朗普挑戰政治正確。但還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美國民眾的認知水平有限。
比如2010年，美國某民意測驗得到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結果：竟然有47%的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強國，認為美國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強國的僅有31%，受訪者恐怕是受了2008年後金融危機餘波，以及媒體上中國威脅論的影響。民眾對如此簡單明了的問題竟然做出這樣的判斷，豈不能令人質疑依靠民意治國的可靠性？
平心而論，即使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在現行制度設置下，他也無法按他的選舉理念來改變美國。他的任何違反美國價值觀的做法——哪怕得到民眾一邊倒的支持，也無法通過眾議院、參議院和最高法院這幾關，甚至他本黨議員也會投票反對他。但特朗普勝選對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傷害在於：這個制度無法避免極端（至少是以極端姿態示人的）領導人的出現，從而重創其正當性與合法性。正如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在《華盛頓郵報》刊文稱：「特朗普是美國民主的嚴重威脅」。
其實這種傷害在選舉過程中就已經出現了。目前共和黨採取各種手段竭力阻擊特朗普。但這種阻擊與民意背道而馳，也違背民主原則。難不成，共和黨要學國民黨「換柱」？甚至中情局前局長邁克爾·海登將軍在HBO電視台直播中表示：「億萬富翁特朗普若當選美國總統，其將開始出台打擊恐怖主義領域的非法命令。如果他向政府做出這種命令，美國軍隊將可能拒絕執行，進而導致發生『軍隊暴亂』。」那麼，美國將上演槍指揮民選總統前所未有的顛覆體制的現象。這還是西方自詡的民主嗎？
正如薩默斯所說的：「特朗普的崛起確實表明，當強烈的經濟挫折以及對未來的恐懼盛行時，民主的過程會失去方向，變成致命的毒藥。」說白了，希特勒一直是西方民主歷史上最大的夢魘，但正是由於制度本身，到現在也找不到一個解決的辦法。
其實希特勒並不是唯一的例子。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就是在法蘭西第二共和時期成為總統——在那次選舉中，第一次將投票權擴大到全體男性。隨後又通過全民公投的方式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帝國取代共和國的過程中，兩次選舉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只要歷史條件具備，民主自己就會啟動毀滅機制：選出極端領導人，民意支持下廢除民主。
今天的西方，無論是歐洲和美國，已經開始出現這樣的歷史條件：經濟困難、種族矛盾激化、中產階級大量減少。
這也是為什麼無論歐洲還是美國，民粹派領導人紛紛登上歷史舞台，甚至屢屢贏得選舉。在法國，極右派國民陣線在連續四年的選舉中都是第一大黨，只是由於傳統左右政黨聯手和特殊的選舉制度，這種優勢才沒有化作具體的席次。但只要大環境不改變，這一天早晚會來臨。正如Mediapart網站社論寫下的，我們已經「大難臨頭」了。當法國國民陣線成為歐洲議會第一大贏家時，歐洲議會主席、德國籍的舒爾茨（Martin Schulz）如此評價：「這是歐盟歷史上黑暗的一天，一個種族歧視、仇外、反猶太的政黨，居然能夠拿下25%選票。」
美國的特朗普、法國的勒龐、希臘的「金色黎明」、瑞士的人民黨、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運動」、奧地利的「自由黨」、比利時的「佛拉芒利益黨」、英國「獨立黨」都已經來到了歷史的地平線。然而，極右的崛起只是果而不是因，根源則在於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既無法解決民生和發展問題，同時又給極右提供製度性的崛起管道，實是制度的必然，歷史的必然。
未來還有美國人嗎？
2016大選最後一個看點則是共和黨的拉美裔候選人：仍在奮鬥的泰德·克魯茲和已經退選的馬可·盧比奧。克魯茲父親生於古巴，盧比奧的父母則都是古巴人，他們都是拉美裔。
在今天的美國，拉美裔已經成為第一大少數族群，幾乎每五個人就有一個拉美裔。而且更重要的是，拉美裔人口的增長率是最高的。整個90年代，拉美裔美國人的人口增長量佔美國整體人口增長量的37.3%，2000-2010年美國人口增加了2730萬，拉美裔就佔了一半多，達1520萬。拉美裔的增長迅速改變了美國的人口結構。到2043年，傳統白人——也就是開創並一直主導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將成為少數。亨廷頓生前憂慮的天問——「我們是誰」，很快將會有答案。
所以，2016大選，共和黨出現兩位拉美裔候選人並不意外。如果說過去拉美裔只是決定候選人勝選與否的重要力量——比如2008年67%的拉美裔投向奧巴馬，奠定勝局。那麼很快，美國也將出現第一位拉美裔總統。
種族結構的變化將帶給美國什麼樣的未來，確實難料。但和亨廷頓一樣，李光耀也同樣認為美國將喪失它之所以成為美國的特質，是美國未來唯一的關鍵挑戰。就像歐洲如果在幾十年後真的伊斯蘭化，歐洲還會保持現在同樣的文明嗎？
不管是希拉里、特朗普，還是克魯茲，他們這一次選舉勝利與否實質意義並不大，他們存在的真正意義在於，成為一窺西方制度及美國未來的窗口。■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