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一直相對正面的看待中國的發展，非常謹慎的與唱衰派保持距離。是西方相當罕見的、有學術勇氣和擔當的少數派。當然最重要的是，他的學術判斷被中國的發展所驗證，從而令其聲譽鵲起。但2015年3月，就在中美亞投行博弈達到最後階段之時，他在《華爾街日報》刊登標題為《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文章，震動海內外。畢竟一個長期看好中國發展的學者的轉向，其說服力似乎要遠遠大於哪些一直否定中國的學者。
當然，亞投行一役在英國的帶領下使得美國完敗。顯然，英國、法國、德國、意等西方以及全球各國的最高決策者及其智囊和沈大偉持相反的觀點。自那之後不久，沈大偉開始公開在無數個場合主動地修正自己的觀點，而且把責任歸於《華爾街日報》的技術性原因：文章的題目是編輯所起，並非他的本意。看來，是創刊一百二十多年、美國付費發行量最大的財經報紙、主要讀者包括20萬名董事長、總經理特別是500家最大企業的經理人員的《華爾街日報》誤解了沈大偉。
但不管怎麼說，此後沈大偉先生研究的目標還是中國，並於2016年3月發表了新書《中國的未來》。除了再次重申「我沒有在預測中國或是中國共產黨會崩潰」外，他對中國制度有了一些新的提法：「民主有很多形式，不能一概而論。我當然不會建議中國採用美國式的民主。」「如果中國採取半民主（Semi-Democracy）模式的話，應該是非常接近新加坡模式。」
這個觀點，最具新意的是，他應該是西方第一位重量級學者明確承認不管是美國的制度還是其它西方國家的制度，都不可能是中國未來的選項。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模式的支持者而言，雖然只不過是常識性共識，但一位來自美國的頗有份量的漢學家如此公開贊同這種看法，在西方政治正確的大環境下，顯然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和學術勇氣的。
不過其他的觀點，要麼有明顯矛盾之處，要麼還是再重蹈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習慣性錯誤。
比如：他認為「經濟可能是中國過去30年的關鍵，」「（但是）政治是中國未來至少30年，包括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鍵。」
第一句話隱含的意思是，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制度無關，但后三十年要想經濟和社會發展卻需要政治制度的變革。
至少從學術上講，這個邏輯很難有說服力。從事實層面上，也同樣站不住腳。這三十年中國的政治制度從過去「一人決策、終身制」大幅度的轉變為」集體領導、任期制」，幹部的選拔更從只強調和能力無關、意識形態為標準的「革命化」 轉化為能力（實際上）為唯一標準的「知識化」。沒有這個巨大的政治制度變革，怎麼可能會有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迹？而且這個制度仍然處於發展和完善中，今後三十年乃至更久的時間，這種內生性的演變也不會停止。
還有，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否發展，政治制度只是一個方面，其他因素同樣可以起到決定性作用。比如一個國家是否實行市場經濟；是否有一個高效率有執行力的官僚體系；自身是否有豐富的、受過基本教育而又勤奮的勞動力，國家是否對外開放；是否有基本的法制體系。外部因素則包括是否西方正處於產業轉移和資本輸出階段以及和西方的關係是對抗還是友好。
假如中國改革開放缺少上述任何一個條件，比如不是市場為導向，都不可能創造今天的經濟奇迹。
沈大偉先生的錯誤在於，要麼他完全忽視中國政治制度在前三十年的積極性作用，要麼過高估計政治制度在後三十年中國發展的作用。
誠然，中國今天經濟發展進入了中低速發展的「新常態」，但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很多。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規模超過十萬億美元，如此龐大的基數，其增長速度自然會下降。另外伴隨經濟起飛的是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中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下降，而且人口紅利開始消失。同樣的，環境和不可再生資源瓶頸也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再以過去10%左右的速度增長。如果再看一下國際環境，一直是全球經濟發展火車頭的西方自2008年以來到現在都沒有恢復過來。2015年中國的進出口大幅下滑，但中國在全球的貿易比重卻仍然繼續上升。這隻能說明其他國家下降的幅度比中國更大而已。中國和德國一樣，出口在拉動經濟發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國際市場的萎縮對中國有直接重大的負面作用。可以說，所有這些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不管中國實行什麼政治制度都是無法改變的。難道中國採納沈大偉先生的政治改革方案，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就下降了？人口紅利就又重現了？國際市場就不萎縮了？環境和不可再生資源瓶頸就解決了？
在這本書中，沈大偉最主要的是在書中列出四種中國可能的發展之路，包括新極權主義，硬威權主義、軟威權主義和半民主。認為中國目前正處於硬威權主義。繼續硬威權主義之路是最容易的選擇，但不是最優的選擇。走在這條路上，中國經濟將相對滯漲，並將加劇已經存在的社會問題，並將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漫長衰退。
沈大偉是西方學者，用西方政治學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是很自然的。但卻往往也是失之千里。今天的中國，權力固然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但也不是任命的，更不是世襲的。最高領導人的產生一是要取決於是否經過長期的基層一步步的鍛煉和檢驗，一是取決於黨內上層的投票評議（中央委員會或者政治局），三是元老推薦。是個人能力、黨內民主、元老經驗和智慧三方的綜合。更重要的是，中國還有權力退出機制。顯然，這樣的制度模式人類歷史上過去就沒有存在過，西方政治學理論怎麼可能解釋的了？
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政治學理論對中國政治制度一共有三大預言。一是一黨制不可能兼容市場經濟。二是一黨制不可能解決制度性權力交接。三是威權體制都存在人才逆向淘汰規律。每一代領導人都會出現權威和能力遞減，直到失去治理國家的能力。
但事實證明這些預測都失敗了。中國市場經濟的成功舉世矚目，中國已經兩次實現權力的制度性交接，中國新一屆領導習近平被認為是自毛澤東和鄧小平以來最為強勢有為的領導人。西方的預測之所以失敗，除了不了解中國國情以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用自己熟悉的理論來解釋一個文明和歷史完全不同的國家。僅就沈大偉的新觀點而言，「威權」之說並不適用於中國。
哪么，中國制度究竟是什麼？又應該如何闡述？如果從全球比較政治的角度，我們可以說：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而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走向僵化。
如果從中國自身的傳統和現代演變的角度，我們可以說：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最高權力傳承的典範則是「禪讓制」。到當代，人才全國性選拔的適用範圍已擴展到最高領導層。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局限。即：一黨領導、全國選拔和長期培養、異地任職、年齡限制、行政與立法機構的差額選舉、定期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和長期培養、異地任職」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差額選舉和定期更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鑒。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託代理風險、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全國選拔和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的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不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還能避免大眾貪慾，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中國未來的經濟是否相對滯漲，是否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漫長衰退，這需要歷史來檢驗。但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國已經有十個省市即天津、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內蒙古、福建、廣東、遼寧、山東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人口總數超過五億人。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即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也就是說今天中國一個相當於歐盟總人口或美國總人口1.64倍的群體已經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按中國目前的新常態增長，到2020年，也就是僅僅四年之後，整個中國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全國跨入發達國家行列。要知道二戰以來曾有一百多個國家進入中等發展行列，但只有少數十幾個國家跨過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一半以上還是資源性國家，足見跨越難度之高。中國以十三億人口這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規模卻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恐怕不僅是中國文明的巨大進步，更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奇迹。中國將有更充足的手段來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只是，中國如果沒有適合自己的制度，沒有制度優勢，怎麼可能實現絕大多數國家都無法做到的跨越呢？更重要的是，伴隨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還有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桂冠落到中國頭上，一個全球第一，誰還能質疑中國制度的合法性、正當性、有效性？到哪時—-不過四年之後，西方理論界包括沈大偉先生恐怕就要提出新的、否定舊我的論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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