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19日，又是一個星期二，特朗普拿下了紐約州初選——這是美國總統參選人最大的票倉之一。根據4月15日全國廣播公司/華爾街日報/馬里斯特（WNBC/WSJ/Marist）公布的民調結果，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選民中的支持率為54%。不管他是否最終能夠入主白宮，僅僅憑藉強大民意的支持，以及在激烈的競選中脫穎而出、一路領跑的事實，就已經震撼了整個西方。
經濟學人智庫已將特朗普當選列為2016年全球下大風險之一，其得分和伊斯蘭教聖戰士進行恐怖主義活動一樣高——風險排名在英國退出歐盟之前。在法國，87%的民眾反對他，83%的民眾認為他非常危險。英國甚至出現超過50萬人聯署，要政府下令禁止特朗普進入英國。
歐洲政界更是打破不干涉盟國內政的慣例，罕見以激烈的言詞表明立場。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語出驚人：「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民粹主義者。歐盟和美國都沒有做好準備『迎接』這樣一位新總統。」「讓這樣的人掌握了權利，他是有能力做出極其危險的政治決定的」。雖然最後舒爾茨自我矛盾地說：「我並不是為民主的穩定性而擔憂，我是擔心這樣的民粹主義者上台後會引發何種的破壞性。」
事實上，真正令西方擔心的恰恰是特朗普現象對自己制度的否定和衝擊。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外有中國模式強勢崛起引發的制度競爭，內有一系列深重危機的歷史時刻，西方的擔心不無道理。
布殊主義帶給美國的第一擊
二十一世紀到來后，西方贏得冷戰帶來的優勢紅利似乎一夜間消失。先是美國無法通過選票選出總統，而不得不靠最高法院有爭議的判決。緊接着便是美國自內戰以來，本土首次遭到襲擊——9·11恐怖事件。被打懵而又惱羞成怒的美國露出了自己西部牛仔文化的底色，以舉國之力向神龍見首不見尾、孤狼分散作戰的恐怖分子發動單邊全面戰爭，並進而以反恐之名將戰爭無限擴大。
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不僅程序缺失（未經聯合國授權），還偽造了莫須有的理由（虛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爭議的手段（用軍事外力而不是內部民眾革命推翻了薩達姆政權），「收穫」了慘重的後果（無政府狀態、長期動蕩、伊斯蘭國崛起）。一國政府犯下如此多的錯誤，不僅削弱了國際形象，也重創了美國制度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其實，美國的行為和當年蘇聯出兵捷克性質完全相同：用武力強行輸入一種制度而不是為了佔領土地。一直到今天，蓋洛普在全球所做民調都顯示「美國是對世界和平威脅最大的國家」。
這裡要說一句的是，西方經常宣傳民主國家很難對外發動戰爭，因為要說服大眾，有分權、監督和制衡，還有自由媒體以及獨立司法。可是如此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小布殊發動起來是多麼的容易，幾乎無法阻擋。二戰以來，美國捲入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兩次海灣戰爭、南斯拉夫內戰以及後來的反恐戰爭，何曾有過困難？
當時美國之不受歡迎，在《魅力攻勢—看中國的軟實力如何改變世界》（科蘭茲克著）一書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反映。2003年10月布殊總統訪問友邦澳洲，結果在機場、行經的路上、美國大使館門前擠滿了抗議的人群。他在澳洲國會的演講還沒有開始就被議員的抗議聲所淹沒，以致於警察不得不把享有豁免權的參議員推出會場。
相對照的是，僅僅幾天之後，中國國家領導人胡錦濤來到澳洲，成為在國會演講的第一位亞洲領導人，而且沒有人搗亂。就是一向對中央政府敵視的所謂流亡藏人組織也一改敵對態度，花重金在一流報紙買下整版廣告：「我們歡迎您來澳洲，希望您的訪問成功、愉快」。
布殊總統的單邊外交政策和兩場反恐戰爭只是對民主制度的第一擊，但由於西方長期居於優勢地位的慣性，以及輿論普遍認為只不過是小布殊的個人原因，所以這一擊的效果並不致命。但2008年就在西方認為終於可以終結小布殊時代之時，一場百年一遇的經濟大危機席捲了整個西方。
這場危機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後果之嚴重堪稱二戰以來首見。其對西方模式和價值觀打擊之大也是二戰後空前的。「華盛頓共識」隨之破產，再沒有人相信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假如這場危機發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恐怕就不會有「蘇東坡」。
西方的全面經濟危機引發一個誰也想不到的效果：一直迅速發展而又不被西方過度關注的中國再也無法隱身。在筆者看來，這場危機令中國在全球的地位和重要性提早了至少十年。這個局面是中國和西方都不願意看到的。中國本希望繼續韜光養晦，西方則希望繼續維持自己獨霸的地位。結果卻是中國成了另一個選項，「北京共識」開始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談論。
為了應對危機，西方也是竭盡全力。包括2008年選出第一位黑人總統。確實，在一個實行了黑奴制和種族隔離制度兩百年的民主國家居然能選出一個黑人總統，自然有相當正面的影響。然而，奧巴馬的八年並沒有解決美國面臨的問題。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奧巴馬第一次競選時，提出要在第一個任期把當時10萬億美元的債務減少一半至5萬億。結果四年後不但沒有減少反倒劇增至15萬億美元，現在則高達19萬億美元，已經超過美國的經濟總量。根據西方的標準，債務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不能超過70%，否則就易發生經濟危機——所以說該指標已經達到100%多的美國仍然沒有擺脫經濟危機是有道理的。
與此同時，貧富差距繼續擴大，2015年，中產階級第一次成為絕對少數。整個社會的不滿和憤怒持續上漲。不妨以3月15日佛州選舉為例。這雖然是盧比奧的家鄉，但他卻慘敗於特朗普，隨後不得不宣布退選。在這個州，對聯邦政府不滿和憤怒的人數竟然超過90%！但佛州並不是唯一。所以這種社會情緒在2016年大選進行全面的釋放並不例外，即特朗普的崛起。
阿拉伯之春——對西方民主的第二擊
除了選出奧巴馬，歷史還給了西方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本來，2008年的經濟危機重創了西方，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卻仍然以「民主」之名爆發。這對西方倍受批評和質疑的制度模式實是雪中送炭，只要應對得當，完全可以因勢利導，逆轉不利於自己的時代潮流。然而西方糾結於國家利益、意識形態的內部張力，在地緣政治上又判斷失誤，把千載難逢的一手好牌完全毀掉。
先是法國支持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權直至最後一刻——除了大量提供鎮壓民眾示威的防暴武器，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還在國會要求派警察去突尼斯傳授如何應對。但當本·阿里真的垮台乘機要到法國避難時，卻被拒絕入境。從全力支持到完全拋棄，竟是如此的殘酷無情。
隨後美國面對長期的盟友——埃及的穆巴拉克，保持了「中立」：既不公開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也不公開支持民眾。顯然面對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衝突，美國也只能束手。而當埃及的民選政府被軍事政變推翻后，美國不但不承認這是軍事政變，對軍方的援助也一直沒有停止。後來當巴林之春發生時，就在巴林駐有艦隊的美國，不但無視巴林政府的血腥鎮壓，更對沙特組成的撲滅巴林之春的海灣聯軍不置一詞。到此時，西方滿口「民主」、「人權」的真面目暴露無遺，對其價值觀的反作用力不可估量。
當阿拉伯之春來到西方的非盟友利比亞和敘利亞之時，西方則一反常態，揮舞着「民主」的大旗進行干涉，卻在地緣政治上犯了巨大錯誤。結果利比亞的無政府狀態和敘利亞的內戰導致了歐洲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難民潮以及恐怖襲擊潮。本來西方已經在之前的阿拉伯之春中，自己把「民主」遮羞布扔掉了，沒有必要再靠敘利亞和利比亞來粉飾和遮掩，還是應該考慮實際的國家利益，但卻再一次應對失誤。
不管中東崩潰與否，近在咫尺的歐洲都得「養」，與其弄成難民按國際標準養在境內，不如支持當地既有政權養在中東本國，代價和成本低得多。可是歐洲卻沒有這樣選擇，寧願在家中親自接待這些難民。當然後來在無法承受的情況下，不得不尋求由歐盟提供資金，讓土耳其接下全部難民。只是早知現在，何必當初？世界一直視德國總理默克爾為西方難得一見的優秀政治人物，結果卻在難民一事上顯示不過金玉其外罷了。特朗普說默克爾正在毀掉德國，並非危言聳聽。
特朗普將可能把美國推下制高點
如果說應對失當的反恐戰爭和阿拉伯之春是外交層面，經濟危機是內政層面，那麼當特朗普崛起時，就直指西方的核心政治制度了。
可以說整個西方之所以對特朗普感到恐懼，並不是害怕特朗普勝選后真的會兌現其政策——三權分立的設計決定了特朗普要麼一事無成，要麼向體制妥協——而是特朗普現象本身對西方制度的否定。
西方一人一票的制度設計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避免民粹式領導人的上台。特朗普從西方標準來看，是一個反體制、反傳統的政治人物。滿嘴的政治不正確打破所有禁忌：性別、種族、宗教信仰。而這些都是西方價值觀最重要的核心：信仰自由、人人平等。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公然反對西方價值觀的人物、一個被本黨公開反對的人物，卻得到了選民的普遍支持。可以說體制反特朗普的力量越大，民間支持的力度就越大。
目前，特朗普現象第一個令西方無法解釋的是，美國是人類近代以來第一個（有限）民主共和國，堪稱西方模式最重要的代表性國家，何以直到今天選民仍然如此容易的被民粹所主導。支持特朗普的人並不僅僅是下層白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體和佔領華爾街的激進人士，還有大量的中產階層，更有上層精英。迄今為止共和黨內已有兩位退選的總統候選人轉而支持特朗普。
第二，面對特朗普的崛起，共和黨高層並不是寄希望民眾的覺醒和神聖的選票，相反卻採用非正常的類似國民黨的手法，試圖阻止特朗普。共和黨大佬、2012年競選過總統的羅姆尼竟然公開指責特朗普是「騙子、欺詐者」，「把美國人民當傻子」。國會議長瑞恩（Paul Ryan）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這兩位共和黨領袖更是長期反對特朗普，說他無法代表共和黨。另一位共和黨元老級人物，小布殊時期的軍事外交智囊卡根（Robert Kagan）也聲稱他不支持現在共和黨的任何一位總統侯選人。更有60名共和黨情報、安全、外交界的大佬聯名公開反對特朗普，表示要竭盡全力阻止他。人們常說美國是例外之國，這種廣泛受到民眾支持的候選人竟遭本黨大肆反對的現象，確實在他國聞所未聞。
此外，已經久違的暴力重現美國大選。民主黨的支持者居然跑到特朗普的集會上抗議，引發暴力對抗。支持桑德斯的左翼組織「MoveOn」發表聲明，承認該組織幫助學生印刷抗議口號和聘請示威者踩場。這已經不是普通民眾的自發性反對，而是政黨對抗，以暴力手法干擾選舉。更令人不安的是，特朗普已經聲明如果他在選舉領先的情況下不能獲得提名，將引發暴力衝突。其實以現在的情勢看，不管特朗普勝選還是敗選，暴力現象恐怕都難以避免了。
如果把暴力現象僅僅歸於特朗普的選舉風格，顯然是不公平的。如果美國社會沒有如此之多尖銳的矛盾和衝突，民眾沒有如此之多的憤怒和不滿，單憑一個特朗普怎麼可能？要知道在過去，這樣的候選人早就被選民淘汰出局而不是大受歡迎。
中國學者型官員王滬寧在早年訪問美國后曾寫有《美國反對美國》一書。他提出：「任何政治體制，最為根本的問題之一是如何進行權力交替。這個問題不解決，社會就難以有一個持續的穩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規矩和政治傳統之所以有作用，在於它們能保護統治階級內部不同團體之間的權力關係。」
可是看看今天的美國，世人難免浮起疑問：美國這套體制真的解決了權力交接問題嗎？
現在特朗普又拿下一個重鎮，但是否能夠入主白宮，還是未知數。一些偶發因素比如美國經濟是否突然惡化，是否發生新的恐怖襲擊同樣關鍵。但假如成真，那後果就如前世界銀行行長、小布殊政府的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所說的：「特朗普如果當選總統，美國將不再安全，我們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也將被極大削弱。」
美國是否安全只是次要問題，關鍵在於美國將很可能喪失其制度軟實力和道德制高點，甚至出現逆向移民潮亦未可知：大量的美國人湧向全球尋找安全和新的夢想。
可以說特朗普是美國歷史發展到今天的必然，是這個國家和它所代表的文明衰落的自然結果。至於未來如何，還需要看這個體制的革新能力——畢竟許多為美國辯護的人依舊認為民主不一定能帶來好的結果，但當不好的結果出現時可以進行修正。可是這個體制如何應對2008年持續至今的經濟危機和現在的政治挑戰呢？全球化導致西方大量的製造業流失，中產階級已萎縮為絕對少數。互聯網和金融業主導的潮流下，使得獲利群體僅為少數精英，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當經濟問題無解時，政治問題可有解？
最後引用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主要研究美國政治和政黨制度的學者丹尼斯·約翰遜教授的評論作為結尾吧：「中國的情況與美國的情況完全不同，你們的國家有你們解決問題的方式，而且要比我們現在顯得瘋狂的制度更加有效率。」（《探訪美國兩黨政治》，趙憶寧著，36頁）。雖然這個評論發表於2013年6月，但現在看來，世人想必都已明白「瘋狂」兩字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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