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發錢」的想法不是為了「養懶漢」

6月5日，瑞士公投高票否決了「每月向民眾發薪2500瑞郎（約人民幣1.6萬元）」計劃，這個4年前開始就有人提議的「烏托邦式」想法最終還是沒有通過。儘管如此，部分網友還是對瑞士這種「跑步邁向共產主義」的福利政策艷羨不已，另一些網友則冷靜提醒，「全民撒錢」的想法不過是「全民養懶漢」，完全不值得採納。這兩種看法都有些淺薄，對於「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這一國際新思潮，國人有必要深入了解。

1. 「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已經是國際流行思潮，得到不少左右派學者的共同擁護。

2. 技術進步對現有工作崗位會形成「毀滅性」打擊，實行「無條件基本收入」是為了應對這一局面。

瑞士人發起這次公投並不算嚴肅，更主要的目的是宣傳「UBI」（無條件基本收入）這一理念

「每月向民眾發薪2500瑞郎（約人民幣1.6萬元）」，這聽起來就是一個非常「烏托邦」的想法——儘管以瑞士的物價水平，2500瑞郎只是「剛好夠生活」的水準，但考慮政策針對人群的普遍性，這依然是一個保障水平高得驚人的社會福利政策，計劃一年所需要的開支要超過如今瑞士政府一年收入的數倍。

天上不會自動掉錢，如果要執行這一政策，自然需要「劫富濟貧」，中高收入者必然要增加負擔。這種帶有「極左」色彩的分配方式，讓網友很容易想起「全民養懶漢」，認為不僅窮人會變懶，有更好工作技能的富裕人群也會喪失勞動積極性，更有人聯想起「通往奴役之路」的說法，認為這種烏托邦想法反而容易給社會招致意想不到的災難。

不過對於身為福利國家的瑞士，人們否決這一想法的理由偏實際層面，一是認為對現行財政稅收體系衝擊過大，二是無法應付的移民問題。對於打擊「工作積極性」的說法，政府並沒有推及到所有人，而主要是認為那些以兼職為生的人會減少工作。

推動這一「全民發錢」的人也沒有為這次公投未通過而感到沮喪。在推動者看來，這次公投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利用瑞士發起全民公投比較便利（全國10萬人簽名即可發起）這一條件，宣傳「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無條件基本收入）這一理念。推動者認為，目的已經達到，而且發現這種想法在年輕人中非常有市場，他們相信將來會有更可行的方案得到真正的推行。

事實上，同為知名福利國家的芬蘭，目前已經打算推行一個「低配版本」的「全民發錢」政策。 芬蘭政府擬從今年11月起，給部分居民發放 800 歐元，以取代現有各項福利。該項目將是迄今為止在發達國家實施的有關基本收入計劃最為嚴格的測試項目。芬蘭政府已經設立了200億歐元以支持該試點項目就各種模式開展研究，包括一份完整的基本收入計劃，它將取代大多數的、經過經濟情況調查后而發放的福利項目（部分基本收入計劃）以及負所得稅措施（即人們能掙得更多收入時，其所獲福利將會減少）。

「無條件基本收入」已經成為一種流行思潮，而且得到許多左派和右派學者的共同擁護

「無條件基本收入」（UBI）這一想法除了在歐洲福利國家形成氣候以外，目前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性思潮。荷蘭、加拿大、烏干達、肯尼亞、印度以及美國的硅谷，都已經有政府或者非營利組織發布了相關計劃，新西蘭、英國、法國、納米比亞甚至已經存在規模不一的各種實驗。

這一想法也並不是幾個烏托邦空想者拍腦袋就發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就有許多人支持有關想法，名單包括詹姆斯·托賓、米爾頓·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F.A.哈耶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羅·克魯格曼等等，去年得獎的安格斯·迪頓也在其列。

一些網友可能會注意到，上面提到的經濟學家，既有偏向左派色彩的凱恩斯主義學者，也有偏向右派色彩的自由市場主義學者。是的，很多偏右的保守主義人士也認可「全民發錢」這一政策。前面提到的芬蘭目前就是中右翼政府執政。美國右翼評論家領袖查爾斯·默里在多年前就發起了「最低保障收入」的倡議，認為「政府應該向每個人每年無條件發一萬美元」。

左派學者支持「劫富濟貧」，這很好理解，因為他們一向更重視公平，重視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右派學者又是什麼想法呢？答案有兩方面。一是在當今時代，福利政策本身就是免不掉的，如美國聯邦政府至少有超過79項的福利支出——包括食品券、家庭資助計劃等等，在支持「小政府」的右派學者看來，與其花費太多精力和費用去甄別哪些人符合某項福利政策，還不如乾脆讓所有人每月拿筆大的，能省下政府運營的費用。二是相信這種做法能夠讓人們變得更加「自由」，從「被迫」、「被奴役」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去做想做的事，這樣能夠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率。

這一想法更重要的目的是應對機器對人類帶來的挑戰

對於「UBI」理念的多數倡導者，包括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這樣的左派經濟學家，支持這一理念的更重要目的，還是希望這種想法能夠應付一種趨勢——「技術進步使得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這種趨勢的苗頭已經越來越清晰可見，幾年前牛津大學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有47%的工作崗位處於被自動化技術替代的危險之中；另一份麥肯錫的報告則指出新技術對現有工作崗位的打擊是「毀滅性」的，甚至一些目前看起來頗有技術含量的崗位，可能很快也會被機器所取代。這並不是什麼危言聳聽，今年3月人工智能擊敗圍棋世界冠軍，就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機器的無限可能性。年初的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一份報告預測，到2020年，預計將有約710萬人失業，200萬個新的工作崗位被創造出來，未來五年受到影響的人數達500萬人。看起來，技術進步的短期影響就非常驚人，長期影響恐怕更是人類難以預料的。

技術進步導致大範圍失業，失業必然導致現有的不平等現象變得越來越嚴重。而自幾年前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揭示了財富、資本越來越集中的事實后，西方學界對不平等現象本來就非常關心。在技術進步不能增加平等、反而增加不平等的時候，「無條件基本收入」就被許多人視為解決這一問題的良藥。在很多人學者看來，失業問題長期來說只會越來越嚴重，工作和崗位遲早不夠由人來分，到時候「無條件基本收入」將是唯一選擇。

從已有的實驗來看，實行「無條件基本收入」政策，「全民養懶漢」並不必然會發生，反而有不少好處

在「UBI」理念提倡者、服務業僱員國際工會前主席、現任哥倫比亞大學里士滿中心Ronald O. Perelman項目的高級研究員安迪·斯坦恩（Andy Stern）看來，「全民發錢」並不必然會導致人們工作動機和熱情降低，從而導致「養懶漢」，關鍵就在於這一理念只會覆蓋每個人的「基本收入」，但人是不會滿足於基本收入的，因此仍然會繼續工作。

斯坦恩在其著作中提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加拿大小鎮Dauphin曾經成為這一重大試點政策——最低收入政策的首個嘗試者。「該政策旨在確定最低收入保障是否會成為阻礙人們工作的誘因。在為期五年的試點中，只發現2組人群的工作時間減少：青少年（因為他們沒有供養家庭的壓力）和初為人母的婦女（因為她們想有更多的時間陪護孩子）」。

這一政策一如意料地消滅了貧困，而且還有其餘的好處——「出乎意料的是，住院率，尤其是與精神健康和意外事故和傷害有關的入院率在下降。高中畢業率在上升，這表明如果一個有保障的年收入計劃在社會上得到廣泛實施，可能會在社區層面改善人們的健康狀況和社會成果。」可惜的是，這一實驗範圍太小，而且後來的保守派執政黨對實驗不感興趣，終止了項目。

在貧困地區，「無條件基本收入」政策依然也行得通。斯坦恩的著作中也舉了個例子——2008和2009年，在納米比亞的貧困地區Otjivero-Omitara進行了基本收入的試點項目，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首先出現了創業的增長，這一點尤為明顯：居民的平均收入得到了增長，超過基本收入的39%，許多接受基本收入的人都能夠創辦自己的小企業，比如麵包烘焙、制磚和服裝縫製等。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增強了家庭購買力，從而為這些商品創造了本地市場。另外，還產生了其他一些效果：基本收入降低了女性對男性的生存依賴，從而使她們能夠控制自己的性行為，從必須從事性交易的壓力中解脫出來。這將使艾滋病毒呈陽性的居民有更多時間和資源，前往戈巴比斯鎮去獲得他們所需的藥品。被確認為體重不足的兒童數量從42%下降至10%。輟學率下降了40%，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父母能夠有更多的錢來支付學費和校服。家庭負債在降低，儲蓄增加，牲畜和家禽飼養量也在增加。最後，並沒有出現預計的酗酒現象的增多，部分原因是社區委員會與當地的小酒吧業主達成協議，在政府每月發放補助的當天不出售含酒精飲料。

「全民發錢」這一理念最根本的想法是，在這個物質財富極為充分的年代，人們就應該「得到解放」

在一些「UBI」理念的倡導者看來，「全民發錢」這一想法能從根本上改變現在人類社會的形態。人類學家 David Graeber 說人們從事的工作很多都是沒有真實目的，只為了填滿時間拿薪水，英國市調公司 YouGov 調查發現 37% 的英國人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意義。如果有了「無條件基本收入」，向提供人們財務自由，可讓人們追求更有用與值得的工作。

也許會有人說，追求更好的工作與更自由的生活，應該通過個人努力來實現，這種說法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對於一個整體的社會，不可能人人都成為博士，成為社會精英。通過一個好的社會政策，讓更多人能夠「解放」出來，是值得嘗試的。

「全民發錢」並不是一個荒誕不經的想法，而是值得嚴肅對待的。在全球收入分化、不平等趨勢變得越來越嚴重的時候，通過「全民發錢」來防止民粹化，雖然萬事都不具備，但確實是個可以考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