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術界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人、財、物力來研究如何擴張民主，但往往對這個過程中所包含的危機注意不夠。很顯然，民主在擴張過程中，出現各種不同的變種。總體說來，從西方到非西方，民主越來越不具備社會文化基礎，在民主內容越來越微弱的同時越來越形式化，也就是西方所普遍定義的多黨制和選舉。在很多國家，除了多黨制和選舉，就根本不存在民主的其他重要內容。也就是說，在西方民主的擴張過程中，其形式遠遠多於內容。
這種現象其實亨廷頓早就觀察到了。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亨廷頓一直強調西方式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有產物，儘管能夠傳播到其他國家，但並非具有普世性。但其他學者尤其是把西方民主視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學者，並非這樣看，他們把西方民主簡單地視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性政治制度。
近代以來建立在民族國家之上的民主政治秩序，是西方地緣政治秩序擴張的產物。西方今天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尤其是美國的相對衰落，必然對非西方的民主產生極其負面的影響。負面的影響來自內外兩個層面。
就外在因素來說，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和美國所背負的，可以稱之為「民主的包袱」的東西。從內部因素來說，主要是非民主國家社會中，存在的對西方和美國的越來越高漲的不滿情緒。這種現象在中東表現得非常明顯。在中東，西方和美國可以說是在推翻自己參與建立起來的政權。近代以來中東主權國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確立，同西方有密切的關聯。但現在西方和美國的認知變化了。從前，西方信仰主權高於一切，但現在信仰的是人權高於主權。如何實現和保護西方所認為的人權呢？
西方的回答很簡單，那就是政權更換（regime change）、多黨政治和選舉，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是問題在於，在現存主權國家和政府被推翻之後，所出現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權，而是其他。儘管一些國家也出現了貌似的民主，但並非真實的民主，更多的國家演變成為西方所說的“失敗國家”。在現存國家失敗之後，更導致了極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蘭國」（ISIS）。
當然，西方衰落對非西方國家的影響，絕非局限在中東，從長遠來看，更廣大的地區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這些地區民主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西方和美國基於地緣政治利益之上的干預，主要是對這些地區親西方力量的支持。一旦西方的支持減弱甚至不再繼續，這些地區的民主政治的未來就會產生很大的不確定性。
在西方和美國相對衰落的同時，另一個重要地緣政治變動，就是俄羅斯的相對復興和中國的崛起。如同西方的衰落，這個變動也必然對非西方的政治秩序（包括民主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蘇聯不僅確立了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且也在其地緣政治利益範圍內部的各個國家，形成了與自己相似的政權類型。在蘇聯解體之後，西方乘機侵入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利益。隨着俄羅斯的相對復蘇，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緣政治利益，甚至從西方奪回原來屬於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俄羅斯已經和其中一些原來的加盟共和國，確立了獨立國家聯合體，即「獨聯體」。今天，俄羅斯和其中一些獨聯體國家的各方面關係密切化。烏克蘭的例子，更是說明了俄羅斯要從西方收回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的決心和不擇手段。
儘管俄羅斯現在也有多黨制和選舉，但西方並不認同俄羅斯的民主。俄羅斯在和西方的競爭中是否能夠贏得勝利，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有兩點是明確的。第一，俄羅斯爭取其地緣政治利益的努力永遠不會停止。第二，第一秩序（地緣政治秩序）高於一切。如果俄羅斯贏得了勝利，在俄羅斯地緣政治範圍之內的其他國家的政治形式，也必然要受制於俄羅斯本身的政治形式。
中東和烏克蘭可能是極端的地緣政治陰影下的政治無序的例子。實際上，即使沒有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較量，西方民主擴散到非西方世界之後，便面臨著幾乎難以克服的問題。民主從西方擴散到非西方世界，也就是說，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往往不是內生的。在非西方世界，民主所面臨的問題就是和當地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因素不相吻合。很多國家的民主問題，都是因為簡單照搬西方模式。民主往往是低度的。儘管存在着各種西方式的制度，例如多黨制、三權分立、自由媒體等，但從來就沒有運作良好。沒有任何制度可以制約政治精英，民粹主義泛濫。同時，也沒有政治精英來關注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一直處於低水平。多黨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淪落為黨爭，各自挾持自己的支持者，不是為了國家和社會的前途，而是為了多分一塊本來並不是很大的經濟蛋糕。因此，腐敗、政治激進化、無政府、暴力和貧窮都是這些民主的常見現象。很多發展中民主已經深深陷入低度發展和低度民主的惡性循環之中。
無論是從西方的經驗還是從后發展中社會（例如亞洲「四小龍」）的一些成功經驗來看，要逃避這個循環，政治精英還是關鍵。這些國家的民主本來就是由政治精英引入，民主所面臨的問題還是得由政治精英來解決。政治精英之間不僅要對權力分配方式達成共識，更應對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達成共識。人們必須意識到，民主從來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不能欺騙老百姓，說只要有了民主，經濟和社會好處都會隨之而來。經濟發展、社會建設、基本國家制度建設，都是運作一個良好的民主所需要的。沒有這些，民主便會走向反面。
不過，這些已經陷入低度發展和低度民主惡性循環的發展中國家，要跳出這個惡性循環並不容易。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國家已經長期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在過去的數十年間，沒有發生任何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變化，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些國家很快能夠跳出這個循環。
問題在於，在非西方世界，今天人們的權利意識遠遠領先於文化、制度、經濟和社會條件。也就是說，權利意識已經成為現實。這個現實必須成為人們思考問題的起點。人們不能忽視或者低估這種超前的權利意識的重要性。民主已經成為現代性的象徵。不管結果如何，人們都會去追求。這樣，問題的核心不在於需要不需要民主，而是需要什麼形式的民主。換句話說，在非西方國家，如果不想步入西方式民主，那麼有沒有可能找到一種可替代的選擇？或者說，人們需要尋找一種既能滿足人們的民主權利意識但又可以避免民主政治所能帶來的諸多惡性弊端的替代民主形式。這也是今天重估亞洲價值觀的意義。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是：一種建立在亞洲價值觀之上的民主是不是一個非西方的政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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