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國會研究局檔案資料進行數據挖掘，並就1798-2010年期間美國的武力使用做統計分析，發現美國武力使用的頻率呈波動上升趨勢。冷戰期間是個例外，出現了武力使用記錄減少的情況。冷戰後則是另一個極端，美國的武力使用出現爆發性增長。對於這些趨勢，可以做如下解釋。在崛起階段，美國使用武力主要是為了擴張和進行干涉，隨着實力增強而擴大了武力使用的範圍。成為大國後，美國不再單純為了追求物質利益而使用武力，也為了締造或維持秩序、推行其價值觀念而使用武力。但是，受國內孤立主義思潮和國際競爭對手的制約，美國的武力使用並沒有顯著增多。實際上，在冷戰期間，由於軍事擴張一再受挫，美國開始重視戰略威懾和常規威懾，同時非常倚重秘密行動，公開記錄的武力使用還有所減少。但是同蘇聯的對抗造成全球性的持續緊張，讓軍工複合體綁架了美國的政策制定。冷戰後，美國精英圈子普遍支持使用武力，在維持秩序、推進民主等口號下，武力的使用出現了爆發性增長。
一、引言
在國際政治領域，防止衝突、實現和平是各國普遍追求的目標。然而，在國際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霸權國家總是希望把自身的意志強加於人，為此不惜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本文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國，審視它是不是常懷使用武力的念頭、在對外交往中是否輕易訴諸武力。
回答好這一問題，不能只關注美國介入的主要戰爭(major war)。因為美國武力行為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控制衝突的烈度，力圖用最低水平的對抗贏得最大可能的收益，而且有些主要戰爭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也是從美國原本認為可以控制的「小衝突」不斷升級、擴大成長期戰爭的。因此，儘管重大戰爭在「塑造美國」方面有重大影響，中低烈度的對抗也不容忽視。只有集中考察美國曆次武力使用，才能全面揭示其對外使用武力的模式。
目前，有關國際衝突行為的實證研究主要是基於戰爭相關性數據庫(COW)。誠然，經過長期的完善，該數據集已經獲得了廣泛的學術公信，有時也被用來研究美國對外使用武力的情況。但是，已經有研究者指出，研究美國武力的使用時，由於存在相當多的漏算，戰爭相關性數據庫並不適用。
與戰爭相關性數據庫相比，美國國會研究局( CRS) 2011年發布的有關美國武力使用的報告，涵蓋了更長的時段，也包含了更多使用武力的情況。根據這一報告，筆者挖掘出一份有關美國使用武力的歷史統計數據。基於這一數據，本文將考察不同歷史時期美國的武力使用有何差異並探討造成差異的基本原因。
二、美國武力使用的歷史統計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局報告，美國在1798-2010年間共有331次對外使用武力的記錄。在有些年份，美國有非常頻繁使用武力的記錄。在其他年份，美國較少使用武力，甚至沒有留下使用武力的記錄。美國武力使用的歷史統計可以反映其武力使用的變化過程，並折射出國內外環境的變化。這裡以10年為一組，分22組列出了美國1798-2010年間使用武力的年度數據（詳見表1）。
對分年數據做描述性統計（詳見表2），可以發現，美國單年使用武力頻次的眾數(Mo)為0。這表明，美國在許多情況下還是避免使用武力。畢竟，武力是一種極端的政策工具，像在其他社會一樣並不總是受到吹捧。然而，由於「見效更快、乾淨利落而且少有後患」，武力工具又經常受到美國決策者的青睞。中位數(M.)為1、均值為1. 554，都表明美國多次使用武力的年份也很多。另外，峰度(kurtosis)為5.373表明，美國使用武力的頻數分佈比正態分佈（峰度為3）要陡峭得多，因而存在異常值。而偏度( skewness)為2.211則表明美國使用武力的頻數分佈呈明顯的右偏態，因而存在異常大的取值。
確實，正如歷史學家沃爾特·拉費伯爾(Walter Lafeber)所述：「布殊和克林頓政府在1990-2000年間針對比1950年後任何時期都多的衝突派出了美國軍隊。」實際上，克林頓當政期間，美國在1993年、1994年和1999年三年中使用武力都達到10次之多。而克林頓的繼任者也一樣頻繁地使用了武力。韓慶娜統計得出：「1991-2010年間，美國年均出兵5.8次……馬不停蹄的出兵節奏使其成為對外動武最頻繁的國家。」
在這裡，如果把1798年以來美國使用武力的情況視為一個總體，並將其在冷戰後時期武力的使用視為一個抽樣樣本（sample），那麼5.8次的樣本均值遠超出了統計意義上樣本均值的上邊界（即1. 554+0. 362）。也就是說，冷戰後美國使用武力的局部情況，並不反映美國使用武力的總體情況。因此，在分析美國武力的使用時，需要把冷戰後當作一個獨特的時期來對待。
那麼，在冷戰前的漫長時期，美國使用武力的情況有無階段性的不同？這就涉及不同歷史階段的劃分問題。在這裡，筆者認同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Jr.)對美國歷史周期(cycles)的劃分。他認為，美國歷史是內向期(introvert)和外向期（extrovert）交替發生的連續過程。按照施萊辛格的劃分，1798-1844年、1845-1891年、1892-1940年構成三個「外向一內向」的循環。這三個周期加上冷戰時期和冷戰後階段，就構成本文考察美國武力行為的五個階段。基於這種劃分，可以進一步做分階段的描述性統計（詳見表3）。
從表3中可以有以下幾點發現：第一，在五個歷史階段，美國年度使用武力的均值呈連續上升趨勢，但是，在1945-1989年間卻明顯出現了下降。第二，1990-2010年間，美國使用武力的年平均值(5. 524)、中位數(6)、眾數(2)都明顯高於其他歷史時期。第三，冷戰後階段，美國年度使用武力的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即區域( range)為9，超過任何其他階段，意味着武力使用存在相當大的波動。而這一階段美國使用武力的標準誤差(S．E．)為0. 702，遠高於其他歷史時期，同樣說明美國該階段武力使用的波動幅度較大。對美國使用武力的年度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分析( TSA)，可以直觀地展示上述趨勢（如圖1）。
總之，通過對美國國會研究局報告的賦值處理，得到了一份有關美國武力使用的歷史統計數據。初步的描述性統計顯示，冷戰之前，美國的武力使用呈連續上升趨勢，冷戰期間美國武力使用出現回落，而冷戰後則出現爆發性增長。對描述性統計所揭示的趨勢，有必要做進一步的驗證和分析。
三、美國武力使用的分時段比較
在不同歷史時期，美國的武力使用是有所差異的。考察美國武力使用的歷史，既不能因為某一階段美國較少使用武力就忽視它根深蒂固的「暴力傳統」，也不能因為另一階段美國較多使用武力就高估它的戰爭傾向。只有全面把握不同歷史時期美國使用武力的情況，才能避免得出以偏概全的結論。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美國使用武力的傳統是逐漸形成的，也持續處在變化的過程當中。美國在前一階段使用武力的經驗，一定會塑造其在後一階段有關武力使用的理論，進而影響其在後來階段使用武力的實踐。但另一方面，每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美國又必然會面對不同於前階段的國內外形勢，在使用武力的問題上顯示出不同於以往的立場。因此，只有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的比較，才能發現美國的武力使用在哪個階段發生了變化。
對此，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提供了一種合適的分析工具。通過分析不同組數據之間的差異源，單因素方差分析可以對不同組數據的均值進行比較。如果各組數據的差異主要由組間差異引起，表明各組數據的均值存在顯著差異；反之，如果差異主要由組內差異引起，則表明各組數據的均值沒有顯著差異。這裡以1798-1844年和1845-1891年兩個階段的比較為例，簡要說明利用EXCEL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的輸出結果（詳見表4）。
單因素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1798-1844年，美國年均使用武力0.787次；1845-1891年，美國年均使用武力1.106次（表4-1所示）。儘管這兩個均值存在一定差異，但是，這種差異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因為F值(2. 741)小於F參考值(6. 919)。同樣說明問題的是，F值對應的概率值為0.101，大於顯著性水平0.01，故應接受各組數據均值無差異的原假設（表4-2所示）。也就是說，根據統計數據，美國在1845-1891年的武力使用，同1798-1844年階段相比，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運用同樣的方法，我們又分三步依次將1892-1944年、1945-1989年、1990-2010年加入比較。第一步的分析結果顯示，1892-1944年，美國的武力使用發生了一些變化。在顯著性水平0. 01下，這種變化並不具有統計意義的顯著性；但是，在顯著性水平0. 05下，均值的變化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第二步將冷戰時期加入比較之後，並未發現美國的武力使用與之前階段存在顯著差異。第三步將冷戰後時期加入比較之後，發現美國的武力使用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簡而言之，美國的武力行為在1892-1944年、1990-2010年兩個階段，明顯不同於以往時期（詳見表5）。
筆者注意到，在1798-1944年三組數據的比較中，出現了p值(0.024)介於顯著性水平0. 01和0.05之間的情況。而在1798-1989年四組數據的比較中，也出現了p值(0. 059)接近顯著性水平0.05的情況。這意味着，個別組的數據可能比較特殊，因此需要通過多重的單因素方差分析來進行細化比較。
通過對五個階段進行兩兩配對的均值比較，得到如下統計發現（見表6）。第一，美國在1990-2010年階段的武力使用，同前四個階段的每一階段相比都有顯著差異。第二，美國在1945-1989年階段的武力使用，同此前三個階段的每一階段相比均無顯著差異。第三，美國在1892-1944年階段的武力使用，同1845-1891年階段相比無顯著差異，但與1798—1844年階段相比有顯著差異。第四，美國在1845-1891年階段的武力使用，同1798-1844年階段相比無顯著差異。也就是說，1892-1944年、1990—2010年兩個階段比較特殊。
在這裡，1892-1944年的特殊性在於，它和相鄰的前階段（1845-1891年）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和相隔的前階段（1798-1844年）存在顯著差異。可以這麼說，生活在這一階段的美國人，在使用武力的問題上，可以和相鄰前階段的人找到共同語言，但是，同相隔前階段的人已經格格不入了。而這恰恰也表明，美國在1892-1944年間經歷了一個轉型期，這個脫胎於舊時代的大國，逐步進入了國際舞台的中央。同美國其他領域在這一時期所經歷的一樣，其軍事領域也見證了維繫傳統與擁抱變革的思想碰撞。
總而言之，單因素方差分析印證了描述性統計的基本結論，揭示了美國的武力使用在不同階段的統計特徵。在前三個階段，美國武力使用呈連續上升態勢，並在1892-1944年間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冷戰期間，美國武力使用與前階段無顯著差異，但出現了頻率有所下降的趨勢。冷戰後，美國武力使用爆發性增長，增幅之大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這些統計發現促使我們去探討，在不同歷史階段究竟是什麼因素推動或者抑制了美國武力的使用。
四、崛起階段的武力使用
在1798-1844年、1845-1891年和1892-1944年三個階段，美國武力使用的年平均值顯示出趨勢性向上的特徵。這意味着，使用武力作為一種政策工具，日益受到美國決策者的青睞。正如生物人類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Wilson)所批評的，「某些新興的社會把戰爭當作執行政策的工具」。這期間，美國使用武力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進行擴張，二是進行干涉。
（一）擴張主義與武力使用
羅榮渠先生說得明白：「一部美國對外政策史實質是美國對外擴張（領土的、經濟的、政治的擴張）的歷史：從大陸擴張進到海外擴張，從資本主義擴張階段進到帝國主義擴張階段。」美國早期的武力使用主要是針對美洲鄰邦和太平洋島國。在「門羅主義」盛行的19世紀，美國的強硬讓美洲鄰邦長期生活在陰影之下。在墨西哥、尼加拉瓜、古巴、哥倫比亞、巴拿馬、夏威夷等地，美國通過軍事行動獲得了領土、條約特權、運河權利等回報。通過不斷向西班牙這個衰落的大國發起攻擊，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從佛羅里達到菲律賓，美國通過對西班牙的軍事行動獲得了全面擴張。美西戰爭期間，美國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建立起「美利堅第一帝國」。
在當時，征服可以獲益(conquest pays)成為美國精英們心照不宣的共識，並不斷激勵美國對外使用武力。正如保羅·艾特伍德(Paul Atwood)所反思的：「美國公民的成功和自由總是以剝奪其他人為代價的，並且總是通過攫取土地、推行奴隸制、低工資、抵制勞動者權利、操縱貨幣和利率、引導企業和軍隊干預其他國家等手段實現的。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一旦有抵制這些措施的行為，美國就會訴諸武力或者戰爭。」
確實，在擴張主義盛行的時代，軍事冒險的收益總是格外誘人。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詹姆斯·波爾克(James Knox Polk)、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三位總統就是軍事冒險的積極支持者，在他們任上美國的武力使用都達到了階段性的峰值。從他們身上人手，可以解釋前三個周期美國使用武力的起伏。
1812年，當歐洲陷入戰爭之際，機會出現在美國面前。在海軍小得可憐、陸軍並未徵召、財政尚無計劃的情況下，美國踏上了戰爭之路。麥迪遜在多年後坦言，倘若他能預見到法國的失敗，就不會支持1812年的戰爭。在1812年戰爭中，美國用實際行動證明具備了捍衛「自身權利」的能力，並且必將得到「他國的承認」。
1844年，以波爾克為首的民主黨成為天命論的擁躉。1846年，美國將全國40%的常備軍派赴前線，並正式向墨西哥宣戰。他斷定墨西哥會調集全國軍隊進行邊境防禦，從而造成內線防禦相對空虛，於是發動了對墨西哥的全面進攻。戰爭的結果是，墨西哥喪失了一半的國土，而美國國土面積增加了1/4強。
19世紀70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開始傳人美國，一時間成為美國社會最時尚的信仰。受此啟示，老羅斯福認為教化落後民族、促進人類進步是一項絕對正義的事業，他本人也變成了戰爭最狂熱的鼓吹者。老羅斯福曾放言：「我控制了巴拿馬運河區域，讓國會辯論去吧。」他這種「鐵拳鄰邦」政策為其贏得了廣泛的政治支持。
簡而言之，在擴張主義盛行的年代，每當出現熱衷於軍事冒險的決策者，他們都會驅使美國對外使用武力。這解釋了早期美國使用武力次數的上升趨勢。而當武力使用達到極限之後，國內又需要消化「勝利果實」，也需要緩和擴張主義者與反對者之間的爭論，這解釋了美國使用武力的階段性收縮。
（二）干涉主義與武力使用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指出，「美國自誕生以來，一直是一個將其對外政策立基於領土擴張的干涉主義國家」。干涉主義與擴張主義一樣，也是美國軍事行動的內在驅動。隨着美國不斷發展，它也從一個「應許之地」轉型為「十字軍國家」。
美國確立了美洲霸權之後，其軍事行動就已經變成以干涉為主。至此，軍事行動的目的不再是單純的征服，甚至不以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勝利為目的。美國使用武力的意圖在於用軍事施壓的方式推進外交政策目標。在大量的小規模行動中，美國刻意控制衝突的烈度，把軍事行動當作推進政治外交目標的手段。這種工具主義看待武力行為的方式，成為美國塑造出來的一項歷史傳統。
對於近在咫尺的美洲鄰邦，美國從來不諱言武力干涉。正如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當年所言，「美國用幾乎不可能被誤解的語言表明，如果需要，它決心訴諸武力」。只需要邁過極低的門檻，美國就會對其鄰國進行干涉，甚至是孤立的治安事件也會引來美國的干預。毫無疑問，在每一次干涉中直接動機固然重要，但是，防止歐洲國家染指加勒比地區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有些軍事干涉最終還以直接佔領或領土兼并而告終。以夏威夷兼并案為例，早在19世紀中葉，美國種植園主就已經控制了夏威夷的經濟命脈。1887年，美國和夏威夷達成協議，將珍珠港作為美國海軍基地。1893年年初，美國種植園主發起行動，意圖「成為合眾國一員」。美國戰爭部隨即派軍艦予以支援。美國進行武力干涉之後，不僅很快控制了局勢，並決定兼并夏威夷。由於俄羅斯不希望日本染指珍珠港，英國也不願意看到德國控制這一戰略要衝，於是，它們也就聽任美國控制這一地區。
對於遠隔重洋的歐亞大陸國家，美國也開始表現出於涉的意願。1900年，美軍參加了八國聯軍對義和團運動的干涉。至此，美國重拾前國務卿威廉·西華德( WilliamHenry Seward)確立的亞洲政策原則：使用武力以及與其他大國合作。此時，威廉·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為了中國市場而冒險，他未諮詢國會就向中國派遣了5000人的軍隊。一年後，麥金萊遇刺身亡。繼任者老羅斯福看到俄國在中國東北獲得主導地位極為不滿，於是支持日本打破俄國的壟斷。日俄戰爭後，在老羅斯福的調停下，雙方簽署了《朴茨茅斯條約》，條約第四條承諾了「門戶開放」。與此同時，日本還在《塔夫脫一桂太郎協定》中承認了美國對菲律賓的控制。通過這一系列干涉活動，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除了在涉及殖民利益的領域進行干涉外，美國還尋求影響別國的國內形勢。在拉美地區，美國政府從「大棒」政策到「金元外交」，從「新自由」政策到軍事鎮壓當地人民的反抗活動，這些行動幾乎遍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每一個國家。美國甚至還參加了對蘇俄的干涉。十月革命後，俄國退出對德作戰。美國對這種「背叛行為」大加指責，認為「俄國將盟國交由德國帝國主義任意宰割」。之後，美國兩次派兵參加了協約國對蘇俄的干涉。但是，因為西方各國無意介入過深，干涉行動遂告終止。對俄國的干涉表明，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美國會對一個大國的國內政治進行軍事干涉。
總之，擴張主義和干涉主義是美國崛起時代使用武力的兩大驅動。在軍事擴張中，美國從最初的13個殖民地變成了一個強權國家。在軍事干涉中，美國建立起了對美洲事務的主宰地位，並將影響力擴展到亞太地區。這一時期，要麼對手本身很弱，要麼無法集中全力，美國很少遇到真正的挑戰。但是，當美國成為全球大國，逐步自封為國際領導，需要面對各種秩序問題時，真正的挑戰接踵而至。
五、大國時代的武力使用
成為大國以後，美國使用武力不只是為了謀取一時一地的實際利益，它開始為締造和維持秩序使用武力，為遏制共產主義和推行自由主義使用武力。美國使用武力的目標，從追求具體的物質利益，變成追求抽象的秩序紅利和無形的地位滿足。這一切始於它從孤立主義轉向國際主義。
（一）打破孤立主義
1894-1897年，美國經歷了一次大蕭條，它給美國社會造成了深刻的危機。當時的一個普遍結論是美國國內市場已經飽和，大陸擴張達到了極限。「選擇帝國主義」成為一種應運而生的產物。於是，加勒比海成為美國的內湖，美軍艦隊進駐墨西哥、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海地和多米尼加。此時，各種學說也應運而生，並推動美國加入帝國主義競爭，讓美國權力的觸角伸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但是，參與競爭是要付出代價的。歐洲戰爭就是帝國主義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其慘烈程度震驚了全世界，也引發美國社會的大辯論。英裔移民支持協約國一方，愛爾蘭裔和德裔移民支持同盟國一方。美國同時向雙方出售貨物與軍品，維持了表面上的中立，但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個人情感上還是傾向於協約國。
在歐洲戰場上，面對英國的海軍優勢，德國實施了潛艇戰，這嚴重影響了大西洋貿易，也損害了美國的利益。美國中斷了同德國的外交關係，而德國為了緩解美國參戰的壓力，提議墨西哥與德國結盟並許諾為其恢復被佔領土。英國情報人員截獲了德國外交部與使館之間的電報，並將其轉交美國。美國政府「別無選擇」地對德宣戰。
實際上，1916年大選過後，再度當選的威爾遜就已經發現，美國要想在戰後安排上擁有發言權，就必須投入戰鬥當中，雖然他在選舉中承諾讓美國置身於歐洲戰事之外。「電報事件」發生後，威爾遜堂而皇之地擱置不參戰的承諾。他提出要打贏這場「終止一切戰爭的戰爭」，並正式加入對德作戰的陣營。
對於武力的使用，威爾遜稱「美國人必須使用武力，最大限度的武力，毫不吝惜和不加限制的武力，能恢復世界的法律並消滅一切自私統治的正義的和勝利的武力」。參戰的代價雖然高昂，卻為美國贏得了參與戰後安排的權力。戰爭結束後，威爾遜的國際聲望大漲。然而，「威爾遜主義」在國內卻遭遇嚴重挑戰，他極力促成的《凡爾賽和約》未獲批准。「孤立主義」重新成為主流社會思潮，美國外交於是進入一個收縮期，武力的使用也隨之減少。
20世紀20年代末，出現了嚴重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美國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大蕭條」，到1932年美國的失業率難以置信地上升到了25 010。在麵包和大炮的選擇中，民眾更需要麵包。於是，美國裁撤了不少軍隊。到1933年，美國海軍只有《四國條約》規定上限的65%。較之於海軍，陸軍處境更加艱難，陸軍被裁撤至12.5萬人，這種情況一直到1936年才有所改觀。
此時，美國已然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它還在刻意遠離國際事務，不願意承擔起相應的領導責任。最典型的就是其對亞洲和歐洲強權國家的綏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已經顯露出全面控制中國的野心。基於「門戶開放」政策，美國對此表示反對，但僅僅是局限於用《九國公約》和《凱洛格一白里安條約》的條約義務來約束日本。在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以後，國聯接受了李頓代表團( Lytton Commission)的調查報告，將日本宣布為侵略者，但日本隨即退出國際聯盟。這種情況下，美國執行了一種「阿Q式的不承認主義政策」，即「美國不承認會損害美國或其在華公民條約權利的任何既成事態的合法性」。
事實上，日本、意大利先後進行了大規模的領土擴張。但是，英、美、法等國對此都無動於衷。緊隨日、意侵略步伐的是德國，它於1936年重新佔領萊茵蘭( Rhineland)，並於1938年入侵捷克。英、法的綏靖讓希特勒變得肆意妄為。此時，美國執行了一種公開中立，但暗中支持反法西斯力量的政策。不過，直到1941年8月，英美簽署《大西洋憲章》時，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迫於國內壓力，依然表態嚴守中立，這讓丘吉爾大失所望。1941年12月，日本對美國太平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如同此前的德國「電報事件」一樣，珍珠港事件再次震驚了美國。美國的「中立」也再一次被突發事件所打斷。於是，大規模使用武力成為一種社會共識。
總體上，在20世紀上半葉，孤立主義思想在美國仍然有很大的市場。如果不是電報事件、珍珠港事件等突發事件，孤立主義思想可能還會大行其道。由於德國威脅幫墨西哥取回被美國兼并的故土，而日本則直接攻擊了美國的軍事基地，美國感受到或遭受了嚴重的威脅。之後，美國迅速完成軍事動員，進行了大規模的反擊。
（二）反共主義與武力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走到了歷史舞台的中央。不幸的是，美國開始了同蘇聯的全面對抗。對此，拉費伯爾做了精闢的總結：」冷戰主宰了1945年以後美國人的生活。冷戰使美國付出了8萬億美元的國防支出，奪去10萬青年男女的生命；『麥卡錫主義』損害了很多人的事業生活；冷戰還使美國陷入東南亞和中美洲的恐怖衝突中。美國人和俄國人，及各自的代理人相互殘殺……蘇聯最後崩潰，美國得以勝出。」
應當說，美國同蘇聯的對抗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兩國關於世界秩序的觀點大相徑庭，在20世紀30年代反對納粹和日本侵略上無法合作，在1939-1941年幾乎成為不折不扣的敵國。但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國最終勉強走到一起，結成同床異夢的夥伴關係。而一旦共同威脅消失之後，兩國關係迅速走向惡化。對此，讓一巴蒂斯特·迪羅塞爾(Jean-Baptiste Duroselle)記述道：「1946年的主要特徵是美蘇關係越來越緊張。希臘事件、阿塞拜疆事件、安理會內部的爭吵、印度支那戰爭的開始，尤其是美國軍隊迅速複員而蘇聯軍隊沒有進行相應的複員的事實，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氛，增加了相互間的不信任。」
在這種背景之下，美國發起了在全球範圍內對抗共產主義的鬥爭。此時，美國決策者相信，「如果希臘及類似的關鍵地區相繼陷入經濟混亂的話，那麼最好的結果是它們會掙脫美國的軌道，嘗試執行一種獨立的民族主義政策；最壞的結果則是，它們會投向俄國，成為其衛星國，最終導致一場比20世紀30年代更糟的蕭條」。對抗共產主義於是就變成了美國政客的基本共識。
然而，「美國雖然決心採取強硬措施和蘇聯對抗，但也深知蘇聯的軍事實力和戰鬥力。如果這種對抗導致戰爭，美國勝負難料；或者至少要付出無法忍受的極其慘重的代價……沒有人願意支持一場可能是毀滅人類自身的浩劫。這就決定了美國和蘇聯的對抗只能採取除戰爭之外的其他手段，並要儘力避免導致戰爭」。
確實，當我們回溯這一時期美國武力的使用，歷史統計顯示，美國在這一時期的武力使用頻率下降了。美國在1945-1989年間使用武力的次數，還沒有克林頓兩個任期的多。對於美國反共主義高漲和武力使用減少之間的怪異偏差( discrepancy)，以下幾個因素可能有助於做出解釋。
第一，美國的實力空前強大，對各國形成了強大威懾，這客觀上降低了動武的必要性。而且，由於西方陣營內其他國家對美國有高度依賴，使美國治下的局部和平成為可能。「時至二戰末期，斯大林還認為，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會在未來的分贓爭鬥中繼續爭搶……然而，被戰爭削弱的歐洲國家非但沒有展開激烈的競爭，反而向美國尋求國家安全和商業利益保護。這個單極化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出現是難以想象的。」
第二，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人民厭倦了戰爭，對政府的黷武傾向形成了自發的約束。朝鮮戰爭之後，美軍必勝的信念被打破。決策者不得不正視軍事手段並非萬能的現實。之後，美國經歷了越南戰爭的失敗，美國國會加強了對總統戰爭權的限制。「帝王式國會」取代「帝王式總統」一度收繳了戰爭發令槍。此後，民主黨作為和平派(party of peace)，共和黨作為強硬派（party of strength），相互角力，限制了武力的使用。
第三，核武器的出現顛覆了已有的戰略觀念，「恐怖平衡」壓縮了美蘇兩國直接對抗的空間。冷戰期間，美蘇兩國製造了足以毀滅世界的彈藥，也多次把世界帶到毀滅的邊緣。美蘇核壟斷被打破後，大國之間再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也日益下降。相應地，軍事威懾而非實際動用武力成為首要的安全戰略。與此同時，美國也尋求同蘇聯的常規力量平衡，在各重點地區對重點對象實施常規威懾。
第四，由於軍事部門以威懾對手為首要目標，其他小麻煩則交給了秘密行動部門。於是，中央情報局和戰略空軍一樣，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柱。這樣，美國的武力行為變得更加隱蔽，開始以代理人戰爭、秘密行動等方式繼續干涉各國事務。經由中情局實施的秘密行動，在數量上大大超過直接軍事干涉。對此，不僅局外人知之甚少，連美國國會研究局的報告也語焉不詳。這是利用該報告進行研究時需要注意的一點。
總之，在美蘇冷戰的半個世紀中，人類社會經歷了全球範圍的持續緊張。儘管公開記錄顯示美國在這一期間減少了武力的使用，但是，暗流涌動的冷戰對抗至今還讓人心有餘悸。在表面上減少使用武力的背後，美國選擇了全面對抗和長期備戰，而這構成了扭曲那個時代的一個根本原因。
（三）路徑依賴與武力使用
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進入單極時代，美國使用武力之頻繁不僅「驚詫了友邦」，甚至與自身傳統也格格不入。在很多人看來，冷戰後階段，美國武力使用的爆發性增長主要是因為體系約束消失了。按照這種觀點進行推論，在許多原來美國不能訴諸武力的場合，使用武力變得惠而不費。這種邏輯雖然有相應的說服力，卻不足以解釋美國武力使用的爆發性增長。如果說冷戰期間美國武力使用受到限制，那麼所受限制主要來自蘇聯及其支持的政治勢力。但是，蘇聯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已經全面收縮軍事力量，並且減少了對外軍事援助。蘇聯解體後，那些失去了蘇聯支持的地方勢力不可能導致美國武力使用爆發性增長。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冷戰格局消失後出現了權力真空，為了防止不負責任的國家填補空白，美國需要使用武力維護「新世界秩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老布殊猶豫了幾天。但是，在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推動下，老布殊小心翼翼地做出了反應。他認為如果縱容薩達姆的行為，世界事務會回到侵略者猖獗的狀況，危及「新世界秩序」，即「一個由和平與安全、自由和法治所支配的世界秩序」。於是，美國對挑戰國際秩序者進行了打擊。不過，冷戰結束後，除了伊拉克，其他遭受美國打擊的國家並沒有危及「新世界秩序」的舉動。可見，維持秩序並不能解釋美國武力使用的全面增加。
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使用武力是為了推行民主。冷戰後，美國的傳統鴿派認為美國理應制止人權受到侵害的情況，必要時可以動用自身的優勢軍力。有人公開聲稱，北約應該關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而不是安全問題，「北約東擴」被視為「鎖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確實，克林頓本人曾經是越戰的激烈批評者，但是在他當政期間，美國開始四處向外派兵。這種解釋也是有局限的。新保守主義的代言人、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清楚地告誡人們：「要把威權主義政權( authoritarian)和極權主義政權(totalitarian)區分開來，前者如皮諾切特的智利，後者如蘇聯、古巴和希特勒的德國。前者可以不經過戰爭和干涉的情況下被改造，而後者則斷無這種可能。」既然威權主義政權可以不經戰爭和干涉得到改造，又如何會引起美國武力使用的爆發性增長？
可見，上述觀點雖然都有一定的解釋力，卻都不能說明冷戰後美國武力使用的爆發性增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美國軍事力量的使用頻率明顯增加，但內部爭議卻顯然減少了。「共和黨和民主黨總統都越來越傾向於使用武力。國會公開的或暗示的支持，反映了議員們同樣的感受。」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精英共識，美國才越來越容易做出使用武力的決定，從而讓維持秩序、推行民主等主張都能成為使用武力的合理依據( justification)。
所以，重要的是理解這種精英共識所形成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作用機制。一方面，美國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高度發達的軍事部門和軍工經濟。冷戰對抗讓美國的軍工複合體佔到國內產值的1/16，同時也佔用了1/16的勞動力。其所造就的軍事產業及相關的就業崗位不可能因為冷戰結束而驟然削減。美國要靠國內採購或對外出口武器維持軍工經濟運轉，而武器市場的繁榮需要國際緊張局面的存在。因此，正如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所擔心的一樣，軍工複合體開始綁架美國的政治經濟。「龐大的軍事編製和永久性的軍火工業聯姻。靠不斷製造國家安全危機氣氛來攫取權力和影響的人，獲得了對美國政府的控制。」
於是，當客觀上不存在重大安全威脅時，美國政府就有可能從主觀上誇大安全威脅。例如，美國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對其發動戰爭，即便這在很多人看來完全是沒有必要的。從長遠看，這是一種負薪救火的方式，對國際安全和美國自身安全來說是弊大於利的。軍工部門的產能過剩，將是美國必須面對的重大社會問題。在新時期，防止軍工利益集團繼續綁架外交政策也是美國亟須解決的一個問題。
另外，美國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的權力鬥爭也影響着軍事部門的發展方式。按照1973年通過的美國戰爭權法案，美國的軍事行動一旦超過60天，就需要向國會報告並獲得其授權。眾所周知，該法案是美國反思「越南泥潭」的一個產物，直接目的就是限制行政部門的軍事活動。但是，面對戰爭法案的相關限制，美國行政部門「推陳出新」，不斷挑戰國會施加的限制。而軍事技術的發展為美國行政部門提供了便利條件。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軍方完善了60天內解決問題的高科技戰法。國會過去施加的時間限制，現在反而變成自動授權行政部門使用武力的便捷通道。因此，技術進步也是美國武力使用激增的重要因素。
在長期的對外交往中，美國精英集團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讓使用武力成為危機過程中的優先選項。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 MadeleineKorbel Albright)概括了決策圈的想法：歷史就是在慕尼黑與越南之間二選其一，記住1938年是絕對必要的事，冥想1965年會產生不良後果並使你不知所往。小布殊和他的主要下屬相信奧爾布賴特的觀點，慕尼黑的教訓遠比越南的教訓更深刻。關於使用武力問題，他們也不願意受到限制，而且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希望讓美國的軍事力量發揮作用。因此，儘管軍方領袖支持將武力作為最後選擇(last resort)，但是，美國在文官政府主導的安全政策制定中卻經常將它作為第一選擇。
總之，美國在長期的對外交往中形成了一套有關武力使用的學說。精英圈子達成一項共識，認為儘管美國有可能會因為使用武力而陷入戰爭泥潭，但是也有可能因為不使用武力而導致信譽危機。在危機時刻，這是兩種不可能同時迴避的風險，美國需要兩害相權，取其輕者。這樣，當認為地區格局走向失衡、國際秩序受到威脅、民主地帶需要拓展、恐怖分子需要回擊時，美國政府很容易想起自己強大而又順手的軍事機器。於是，冷戰後美國武力使用的激增也就不難理解了。
六、結論
利用美國國會研究局文本資料，筆者對美國的武力使用進行了歷史統計。從中可以發現，美國武力使用的頻率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在1892-1944年階段和1990-2010年階段，武力使用明顯高於往期。但是，在1945—1989年階段，儘管同蘇聯的對抗導致持續緊張，美國武力使用的頻率卻下降了。
對於以上發現，筆者做了分時段的比較和分析。在崛起階段，美國使用武力主要是為了擴張和進行干涉，隨着實力增長而不斷擴大武力的使用。成為大國後，美國開始為建立和維持秩序使用武力。但是，受國內孤立主義和國際競爭對手的限制，武力的使用並未出現明顯不同於以往的變化。冷戰時期，由於美國突出軍事威懾，並且倚重秘密行動，因此，公開記錄的武力使用反而減少了。但是，武力使用記錄的減少並不意味着對抗的減輕。實際上，美蘇兩國長期備戰造成了全球性的緊張，同時也讓軍工複合體綁架了各自的安全政策制定。在美國，這種畸形的冷戰結構並沒有因為冷戰結束而隨之瓦解，相反，它依然影響着美國的政策過程。而且，在冷戰後階段，美國精英圈子普遍認為，就算美國陷入新的戰爭泥潭，也不會再受到縱容強權的責難。於是，維持新秩序、推行價值觀等政策主張，紛紛成為美國使用武力的依據，使其武力使用頻率出現了激增。
本文用統計方法分析美國的武力行為，涵蓋了美國有案可查的對外武力使用，儘管對理解美國的武力行為有所啟發，卻還存在一些局限。首先，這裡挖掘的數據還不夠完善，缺少美國曆次武力使用的對抗烈度、持續時間、傷亡情況、實際開銷、民眾支持度等數據。雖然根據戰爭相關性數據庫可以得到其中部分數據，但是，由於國會研究局的很多記錄是該數據庫所沒有的，因此，還需要從其他渠道進一步充實數據資料。其次，這裡重點對不同階段進行了比較，但是，對於每個階段內美國武力使用的變化發展沒有深入討論。如美國從地區大國向全球大國轉變過程中的武力使用就是一個需要重點考察的問題。這些都是未來研究需要完善的地方。■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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