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工業大學榮譽教授大隅良典獲得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是日本連續3年在自然科學領域獲得諾貝爾獎。包括取得美國國籍的2人在內，這也是日本科學家在自然科學領域獲諾獎的第22人 ( 包括 2 位日裔美籍 ) 。其中，尤其是在2001年以後，日本獲獎者達到16人，僅次於美國，多於英國、德國、俄羅斯。日本成了諾貝爾獎的「常客」。而且此次日本人單獨獲得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是1987年利根川進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獎以來的首次。
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日本人中，大隅良典是第4人，比起物理學（11人）、化學（7人）的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還不算多，但這是繼去年大村智之後的連續獲獎，可以看出日本在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獲獎者也在穩步增加。
能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有幾種形式。2014年獲得物理學獎的「藍色發光二極管（LED）」（赤崎勇、天野浩、中村修二）的研究成果直接關聯了重大創新。200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小林誠、益川敏英是因為在70年代發表的粒子物理的理論在2000年代初通過實驗得到證實后獲獎。
時代和場所不同的研究也有獲得諾貝爾獎的。2012年獲得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山中伸彌研究的「ips細胞」就是和開發青蛙柯隆技術的英國科學家一同獲獎的。
從中可以看出，日本的科學家參與了各種獲諾獎的形式。每次的獲獎者最多只能3人，雖然沒能獲得諾獎，但有同等研究成果的日本科學家的名字最近也經常被提及。
日本獲得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人數增多的背景，是日本科研人員層次的厚重。
不僅是此次大隅良典獲獎的醫學領域，日本在理論物理學、工學、生物學的科學研究基本上在所有領域都擁有尖端的人才。這無疑是明治維新以後、以及二戰後日本長期蓄積的結果。
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日本維持諾貝爾獎「量產」的可能性很高，但之後情況如何卻有所難料。在科研活動指標的科學論文數排行榜上，日本2000年代初是僅次於美國的第2位，2011年～2013年平均倒退到第5位。而中國則從第6位上升到第2位。
當代的科學研究以美國等發達國從世界招募科研人員、人才和信息流動加大的形式展開，新興勢力的崛起也非常引人關注。諾貝爾獎「量產」國的日本今後要想維持現在的活力，需要思考新戰略。
2001 年，日本推出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明確提出日本在 21 世紀前 50 年裡獲得 30 個諾貝爾獎的目標。
在過去的 17 年裡，日本這個計劃像是按下了快進鍵，拿下了 17 個獎，在三分之一的時間裡，完成了一半以上的進度。日本已經成為繼美國之後，世界上獲得諾獎次數第二多的國家。
不要總去問「有沒有用」 只要弄明白「為什麼」
記者統計了日本 22 位諾獎得主的學術背景發現：21 世紀後，日本諾獎自然科學獎獲得者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在上個世紀 70~90 年代取得的，比他們的獲諾獎時間要早二三十年。比如這次獲獎的大隅良典，他的獲獎研究成果實際上也是上個世紀 90 年代初，在東京大學工作期間取得的，距今已有二十多年。
大隅良典不止一次在各種場合表示，希望現在的年輕研究者要有探索、開拓的精神，不要總去問「有沒有用」。他總結自己的探索經歷，有一段話充滿了畫面感——
「 ( 小時候 ) 熱衷於飛機模型、半導體收音機的製作，夏天喜歡在小河裡撈魚、捕螢火蟲、採集昆蟲，手持網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筑紫、野芹菜、木通、楊梅、野草莓，能夠感受自然的四季變遷。抬頭看見滿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認出星座，銀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樣奔騰。」
大隅說：「當時沒有想過，但今天作為自然科學專業的分子生物學的研究者，這樣的體驗，就是一切的原點吧。」
2002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說，他人生最難忘的經歷就是小時候在學校後山與同學追逐賽跑、拔農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時光。
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保持一顆好奇心，是引領諾貝爾獎獲得者走進科研世界的原始原因。而這樣的一份好奇心得以保持並發展，就不得不提日本的教育。
日本小學生沒有作業要做，每天放學回來就是玩。今天大家來我們家玩，明天去另一家，就這麼輪着玩。日本的孩子以自己有一個擅長的興趣愛好為榮。
日本的基礎教育十分重視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很多學校動員教師都參加到課外俱樂部活動的指導之中，甚至有些學生活動 ( 如全國高中棒球賽、全國學生與兒童發明展等 ) 成為全體國民關心的盛事。
「先生」，發音「Sen se 」 ，日語和中文一樣，這個詞是對知識分子的尊稱。
在日本，能夠被稱為「先生」的，是社會地位最高的職業——老師、醫生、國會議員、律師等。
在日本，知識分子地位崇高。目前日本市面上流行的 2004 版日元紙幣上印有的人物，沒有一個政治家，全部是思想家、科學家、作家、教育家 ……
比如 1000 日元上，印着野口英世。他是日本細菌學家、生物學家，他在非洲研究黃熱病時，因傳染上病毒而去世。他的墓碑上寫着：「他畢生致力於科學，他為人類而生，為人類而死。」
先生們享受薪酬待遇高，不用為了生計疲於奔命，才敢專心搞創造；更重要的是，他們做學術有尊嚴。
日本最強的研究型大學，始終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並把它與教學緊密地結合起來。日本高校教授在從事科研過程中，自由度相當高。
在日本，高校老師不會因為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在研究過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會的諸如考核、評價等干擾，可以長期潛心從事研究。
日本的科學技術基礎計劃，並不是由政府直接參与管理、評審，而是由專業機構進行。高校等科研單位，對學者的珍惜與愛護，體現在許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策上。
綠色熒光蛋白的發現者下村修，1960 年被名古屋大學破格授予理學博士學位，但他當時只是名古屋大學理學部的一名進修生。正是因為有了這張博士文憑，下村修隨後才得以前往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后研究，並最終發現綠色熒光蛋白。
藍光二極管的發明人之一赤崎勇，從松下技術研究所調回名古屋大學時已年滿 51 歲。為了支持他開展化合物半導體研究，名古屋大學花巨資專門為其建造了一間無塵實驗室，而之後赤崎為名古屋大學培養出了一名年輕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天野浩。
經濟形勢雖然嚴峻 科研投入依然堅挺
經濟發展，對科技的發展起着重要的促進作用。科技的發展需要足夠的優秀人才、先進的實驗儀器設備和充裕的研究經費，這些要素無不需要堅實的經濟基礎。
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的周程教授，曾帶領研究生做過相關研究、調查——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著名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推動經濟以近於 10% 的年平均增長率持續高速增長。同時，日本還制定了與此目標相呼應的「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爭將國民收入的 2% 用於科研。
1975 年，日本的研發經費總額 2.62 萬億日元，佔國民收入的 2.11%，超過了法英兩國的研發經費總額，步入科技大國的行列。
即使是在 20 世紀最後 20 年，面對着泡沫經濟崩潰之後嚴峻的經濟形勢，日本政府也依然不吝嗇於科研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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