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裡的全球化

如果你在一年半前採訪一個來自中產家庭的美國人——他可能穿着在東南亞製造的襯衫，不時查看中國製造的iPhone，每天早上都吃一個墨西哥產的牛油果，出行都駕駛由十個國家生產的部件組裝而成的日系轎車，偶爾嘗試用別國語言跟他的新移民同事打招呼，投資組合里配置了20％的國際股票——他會同意全球自由市場對美國是利大於弊的。但如果在今天你再問他——或者德意志銀行的首席研究員——相同的問題，他們很可能對全球化的普遍益處有所保留。

在列根-戴卓爾時代至今的三十餘年間，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一路高歌猛進，全球經濟高速增長，國際貿易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日益上升，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的聯姻日漸牢固，歷史被認為走到了盡頭。在過去短短的一年半內，歷史的輪迴似乎又開始轉動。英國在反移民和反歐盟情緒的影響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在歐盟內部，主張排外主義的右翼政黨不僅在數個外圍國家成為的主流，也在核心國家中不斷擴大影響力。以反自由貿易和孤立主義為核心立場之一的特朗普一舉拿下了崇尚自由市場的共和黨的總統候選提名，並在大選中驚人地逆轉數個往屆傾向民主黨的「銹帶」州，最終成功入主白宮。

全球化的歷史也不是一帆風順，在其推進的階段並不缺乏反對的力量。十九世紀後半葉，當時的「全球工廠」大英帝國廢除了保護本國農產品的《穀物法》，向全球推進自由貿易。而在作為現代自由貿易燈塔的美國和工業最高水準的德國在當年還是新興工業國。在當時的新興工業國內部，希望通過自由貿易實現繁榮的自由貿易支持者和主張限制貿易以維護本國新興產業的保護主義者展開了長期的角力。但當下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弔詭之處在於，浪潮洶湧的反而是主動推進全球化的國家。

許多嘗試尋找解釋的研究者都找到了如下所示的「大象圖」。這幅圖清晰地告訴了讀者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問題：在1988-2008年間新一輪全球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全球中等收入群體（A點）是最大的受益者，這裡面大多數人來自中國，印度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東南亞國家；但全球中高等收入群體（B點）的實際收入增長則遠遠落後其他群體，幾乎陷入停滯，這個群體的四分之三來自發達國家的中低收入家庭，往往從事製造業或中低端服務業；與此同時，全球高收入群體（C點）也是全球化的贏家，他們之中有一半來自美國的前12％收入群體，接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着高收入工作，其餘頂尖的部分則來自全球富豪階層。

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願景，自由市場、開放貿易、人口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理應使得全球資源配置更有效率，帶來生產力增長和社會收入提高。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金融危機前，全球經濟的確經歷了一波快速增長，全球生產總值增長了五倍，全球貿易量是初值的十倍。但自由市場的果實卻並沒有均勻地分配給所有參與者。不少分析人士都認為，全球化進程中擴大的收入不平等，是發達國家的中低收入階層感到憤怒和支持反貿易和反移民的本土主義的根本原因之一。

自由貿易的代價

然而為什麼自由貿易沒能帶來普遍的繁榮？從古典到現代的貿易理論，都認同自由貿易能夠提高貿易參與國的整體福利。每個國家出口生產要素相對豐盛的產品，進口生產要素相對稀少的產品，例如美國資本相對豐盛則傾向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而勞動力相對稀缺——即便勞動力絕對數量仍然佔優勢——則傾向於進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以最大化其資本豐盛的優勢。經濟學家考慮到了在短期內被進口替代的產業中的工人會遭受降薪或失業的打擊。但當經濟重新達到均衡后，廉價的進口消費品，出口產業的生產擴張和收入增長，以及國民收入增長帶來的如服務業等非進口產品的需求增長，將會讓被替代的工人獲得補償乃至增益。

以這一輪全球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中美貿易為例，確實有證據支持這個邏輯。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Census Bureau）的統計，2000至2014年間，美國向中國出口的產品加之增長超過600％。在2014年中國已成為美國39個州的前三大出口目的地之一。另根據經濟學家RobertLawrence和Lawrence Edwards的估算，直至2008年，中美貿易為美國消費者平均每年節省了250美元的開銷。其中收入較低的消費者獲益更多，因為生活用品消費佔他們的收入比例更高。

但發達國家藍領的困頓和憤怒很可能表明自由貿易的經濟邏輯存在不小的漏洞。勞動經濟學家Autor，Dorn和Hanson的一系列研究似乎找出了漏洞的所在，他們的研究也因此在今年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他們通過實證研究着重考察了1990至2007年間中國對美出口的激增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他們發現受到中國進口衝擊都集中在部分製造業，而這些行業又集中在中西部和南部為主的部分地區，如下圖所示（顏色越深表示衝擊越大）。據研究者統計，若中國進口對每個工人的平均衝擊提高1000美元，當地製造業和非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將會減少0.6％和0.18%，失業率將上升0.22％，勞動參與率將下降0.55%，而受衝擊地區的衝擊程度大多在3000至30000美元。而且教育程度更低，收入更少的工人受到的衝擊更大。

如果事實按照先前的貿易理論推演，這些製造業工人在受到衝擊后應該會轉移到其他行業，並能夠緩解衝擊對他們收入的影響。但研究的另一個發現是，這些製造業集中的地區在衝擊后並沒有出現顯著的人口減少，這意味着許多藍領工人在失業后沒有選擇遷離衰落的工業城，這導致的結果則是大量失業藍領在競爭僅剩的少數其他職位，使得該地區失業率維持在高位，居民收入減少。除此之外，受衝擊的藍領中的大多數都沒有接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這大大限制了他們在技術不斷進步的經濟中的就業機會。這突出了傳統貿易理論中缺失的鏈條——傳統貿易理論認為工人在受到衝擊后都能在一定時間內轉移到別的行業或地區，以實現貿易帶來的福利增長。但實證表明轉換行業和遷移居所的成本可能比預想的高出不少，現實勞動力市場中的摩擦非常大，甚至有其他研究（Caliendor，Dvorkin and Parro 2015，Galle,Rodriguez-Clare and Yi 2015）指出貿易帶來的社會福利增長只有在這個轉移完成之後才能完全實現。

幾位經濟學家在另一個實證研究中發現，在受到衝擊更強的地區，選民更傾向在國會選舉中選出政治立場更極端的候選人。研究的樣本恰逢2010年興起的茶黨運動，所以數據顯示選出更激進的共和黨候選人的機會還要更大。這些受衝擊的藍領更多的是白人，最高只接受過高中教育，年齡大於50歲，當前收入在貧困線的1.5倍以下。與此同時，他們還被認為是這次大選中特朗普的重要票倉。特朗普最終得以逆轉，全靠他在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威斯康星、北卡羅來納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群體中超水平發揮。如果讀者對比上圖和下圖，會發現這幾個州都受到了相對嚴重的中國貿易衝擊，可見藍領工人的困頓確實是為特朗普奠定勝利基礎的因素之一。

但如果具體地考察特朗普支持者的特徵，支持特朗普的並不僅僅是中低收入的白人藍領。大選出口民調初步顯示，特朗普的確在低收入人群中獲得比往屆共和黨候選人更多的支持，但總體而言從中等收入人群獲得的支持多於民主黨。初選的數據則顯示，特朗普支持者家庭年收入的中值約為72000美元，顯著高於2015年全國家庭年收入中值55775美元，和民主黨選民的61000美元。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今年發布的研究發現，特朗普的支持者雖然的確更多沒受過大學教育且從事藍領工作的白人，但他們的收入比一般藍領更高，也更少受到貿易和移民的衝擊。可見特朗普支持者認同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政策並不完全是出於自身經濟立場，那麼還有什麼因素驅使了他們？

全球化中的身份焦慮

蓋洛普的研究可能為上述的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見解。研究者發現，特朗普的支持者傾向於居住的社區里，大多數居民是沒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居民健康條件較差，向上流動性往往更差，比鄰中依賴福利的人往往更多，但他們自身則更有可能是社區里相對高收入的居民。也就是說，特朗普的支持者儘管較少直接受到經濟衝擊，但所在社區的向上流動性缺乏讓他們對自身和家人的未來感到焦慮。另外研究者根據心理學的接觸假設推測，跟移民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接觸更少，可能促使了這個人群形成內向的身份認同，並對接納移民產生懷疑的態度，即便新近的移民研究都表明移民有助於緩解美國經濟面臨的長期問題。當然，這也是一種相對充滿善意的解讀。

疊加在此上的，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失聲。七十年代以來，共和黨逐漸完成了吸引中下層白人的社會保守主義和有利於商業利益的經濟保守主義的聯姻，並用「狗哨政治」維繫。民主黨在福利與工會政策上節節敗退，轉而建立起高教育程度的專業階層，少數族裔和特殊群體組成的聯盟，在經濟和福利政策上接受里根-撒切爾時代樹立的新自由主義，在社會議題上推行進步主義。美國的經濟和社會在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中不斷進步，但許多在製造業區域居住的中下層白人卻失去了自身經濟利益的代表，收入增長陷入停滯，向上流動性隨着教育成本的增長和高收入工作對技能要求的提升而不斷減弱。對於他們來說，過往一家之主有一份得體的藍領工作就可以養家餬口和送子女上大學的日子一去不復返，而自身和家人的前途卻充滿了不確定性。

雖然全球化中的美國人口和文化都變得更多元，進步主義在呼喚更多的包容。但中下層白人的焦慮，懷疑和不滿使得他們感到自身的身份群體受到了挑戰，在社會的「零和遊戲」中佔了下風。而城市精英階層對保守文化持有偏見，多元文化主義演變成了身份政治，都加劇了群體間的矛盾，促使了中下層白人的排外、反精英的反文化身份的形成。這時候主張本土主義，反對全球化，反對「政治正確」，把矛頭直指政治建制派的特朗普的出現就成為了他們發聲的機會。在競選期間的報道和調查中可以發現，儘管立場極端的特朗普有不少狂熱的支持者，許多支持者只是和他的部分立場有共鳴，而他大多數支持者都希望局外人特朗普能夠打破建制，以高風險換取改變。

逆轉全球化能夠解決困境嗎？

大多是不能的。美國和中國與墨西哥的交易額度巨大，大幅提升關稅會直接傳導至更高的進口價格，消費者和企業都會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再加之單方面提高關稅很可能會引起報復性關稅，即便美國能夠通過貿易戰爭將工作轉移回國內，其代價也需要全體民眾和出口優勢產業承擔。

與此同時，國際貿易和工作外包並不是擠壓藍領階層的唯一作用，還有生產技術和經濟模式的更迭。紐約時報曾詳細地報道了一家紡織廠因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遷移回美國的過程。但在回遷至美國后，創造的新職位卻遠少於以往美國紡織廠或者中國的紡織廠。這是因為自動化技術大大減少了對紡織廠對人力的需求，這也是美國生產的成本得以下降至與中國持平的原因。Autor和Dorn在2013年發表的一份研究指出，從1985至2005年，美國的技術進步雖然沒有使得職位的總量減少，但現存的職位不斷向技能的兩極分化。以重複性工作為主的藍領和文書工作不斷被自動化技術替代，新的職位大多出現在需要人類靈活性的低端服務業，和需要高教育程度和認知能力的高技能職位。這也成為了促使個人收入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無論是全球化的推進還是自動化的進步一方面都帶來了全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福利的增長。但也造成了日漸嚴重的分配問題，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停滯，社會流動減緩。筆者認為，兩者的一個共同點，是在兩者進程中收入分配都日益傾向了資本。全球化和技術進步都為資本提供了優化配置的機會，配置的過程中寄希望於經濟產值的絕對增長能夠彌補與之共生的分配問題。二戰之後——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勞動力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不斷下滑，而硬幣的另一面則是資本收入的不斷上升。這既有自由市場的經濟規律的影響，也是執政者主動選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

反對全球化的勢力從來都是跟隨着經濟周期而動，在經濟低迷時常被民粹者祭出。但如果筆者並沒有錯得離譜，逆全球化的努力往往收益不確定而代價高昂。更何況無論全球化還是日漸浮出水面的自動化的威脅，都是經濟發展時共生的分配問題。未來的出路只有創造更多經濟增長和實現更公平的分配。當今全球生產率增長緩慢，人口逐漸老齡化，周期性的有效需求仍未完全恢復，貨幣政策可能已經接近強弩之末。美國既亟需解決方案，而尋找的過程又十分困難。

然而贏得信任中下層白人信任的特朗普給出的經濟配方目前只有逆轉美國的國際貿易成果和基建投資，而且這都參雜在迎合白人身份焦慮的排外政策之中。如上文所述，逆轉全球化不僅經濟成本巨大，而且並不一定能把工作帶回美國，這無異於飲鳩止渴。基建投資在短期是創造就業機會的良策，也是眾多民主黨和共和黨溫和派支持的政策。但共和派保守派的反對也不無道理，因為基建投資的效率和提供的長期增長潛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投資效率和執行能力，國際經驗中也有不少失敗的案例。除此之外，政策界關注的許多問題——包括協助工人應對行業結構和技術的變遷，投資科技和教育發展，促進公平分配等等——至今仍然沒有出現在特朗普的政策平台。筆者希望利用民粹立場藉助白人的焦慮和不滿入主白宮的特朗普能夠抓緊時間着手解決這些迫切的問題。但他在競選期間展現出來的對政策的無知和疏於學習的態度，再加之目前特朗普內閣人選和與共和黨國會關係的不明朗，筆者目前仍然難以樂觀。但至少，這次大選所揭示的問題足以供建制派和知識界反思長久忽視的問題，在不久的將來繼續書寫自由主義的故事。

＊ 梓林：居於紐約，從事宏觀經濟研究

[1]指美國從東北邊境到中西部的傳統工業區，因曾經繁榮而如今逐漸衰退，故稱謂「銹帶」（Rust Belt）
[2]「大象圖」的名字既來自曲線的形狀像大象的輪廓，也來自英文俗語”Elephantin the Room“。
[3]中美貿易並不是此期間對美國藍領工人唯一的衝擊。其他的衝擊還包括其他新興工業國的貿易，美國工廠遷移至海外，自動化技術進步。但就衝擊力而言，中美貿易無疑是最大的。
[4]理論和實證研究都發現，移民有助於緩解發達國家勞動人口的老齡化。低技能移民會與本國低技能工人競爭，壓低低收入階層的工資，但提供更廉價的產品。高技能移民雖然會和本國高技能工人競爭，但因為高技能勞動力的稀缺性，帶來的總體福利也更高。至於移民對國家財政負擔的影響則尚無定論。
[5]http://www.nytimes.com/2015/08/03/business/chinese-textile-mills-are-now-hiring-in-places-where-cotton-was-king.html
http://www.nytimes.com/2013/09/20/business/us-textile-factories-return.html?pagewanted=all
[6]可以對比列根參政期間對政策和保守主義掌握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