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上海與孟買對照，僅就基礎設施而言，上海已經是世界級別了，而孟買仍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還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貧民窟。中國能如此離不開前30年社會主義階段積累，那時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可以將社會中多數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優先發展的目標上，動員能力達到最底層。這個龐大國家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這成為中國後來30年快速發展的資本。那段歷史是許多其他國家可望不可及的。
編者按：本文摘自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朱雲漢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朱雲漢是台灣最具國際聲望的政治學者之一，對兩岸問題頗有洞見，又兼具國際視野，是少有的受兩岸尊敬的台灣學者。在《高思在雲》一書中，朱雲漢以大歷史觀解讀全球大變局與中國道路，深入探討了中國興起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意義這個大問題。
中國快速的、大規模的、史無前例的興起是如何辦到的?簡單地說，中國發展模式得力於三個特殊條件：第一是特殊的政治體制，第二是充分發揮「大」的優勢，第三是在全球化時代發揮了「後發優勢」。
一、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帶來的優勢
很多研究中國發展經驗的學者，都忽視了特殊的政治體制帶來的優勢。一般流行的看法都認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這前面30年都浪費掉了，走了很長的冤枉路，甚至可以說完全是「黑暗時期」。這個認知並不正確，至少是以偏概全。客觀來說，這個時期不完全是白費，中國在這個時期以極為高昂的社會代價，犧牲了很多人，建構了日後改革開放的政治與社會基礎，這個基礎讓其他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辦法模仿，只能理解而難以複製。
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國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彆強的現代國家體制，這個體制在中國歷史上、在這片土地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其動員、滲透的能力達到社會的最底層。中國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可以將社會中多數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優先發展的目標上；在民族復興的大旗幟下，中央政府享有調動全國資源集中使用的正當性。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與工業資本國有化或集體化。除了農村土地外，這個龐大國家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這成為中國後來30年快速發展的資本。其他很多國家沒有走這條激進的革命道路，很難複製這個歷史條件。
如果拿中國與印度相比，政治與社會體制對經濟結構轉型的提振或制約作用就很明顯了。1950年代的中國與印度幾乎處於相同的貧窮與落後狀態，但經過一甲子之後，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列的「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所有指標上，中國的長期表現明顯優於印度。2011年印度的成人識字率仍未達到中國1990年的水平，2013年印度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數僅僅與1985年時的中國相當。在民眾的健康、衛生和平均壽命等各種指標上，印度落後中國的幅度都超過20年以上。兩者在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規模上的差距，更是日益擴大。1991年印度的名義GDP為2 900億美元，中國是4 150億美元;2001年，印度達到4 980億美元，中國則為13 240億美元;2013年印度為1.8萬億美元，中國則突破了9萬億美元，差距拉大為四倍之巨。
西方媒體總是給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這個頭銜，但印度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無法有效增進大多數民眾的福祉；大多數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尤其是婦女與穆斯林)與基本需求仍得不到保障，還必須長年忍受貪污橫行、效率極低的官僚體制。儘管印度過去15年的經濟發展速度十分亮眼，但是在減少城市貧困人口，解決農村土地分配嚴重不均，消除賤民階級與婦女受到的社會歧視，化解族群間暴力衝突，消弭黑社會對貧民窟的滲透與宰制等問題上，進展十分緩慢。
大多數在中國與印度兩地均深入做過田野考察的學者都承認，中國的政治體制在引導社會追求「最佳的選擇」，以及在增進社會絕大多數群體的福祉上，要比印度更具優勢、更具效能。
二、上海與孟買的對照
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在2004年視察印度第一大城孟買時，曾發下豪語：「孟買在數年時間內將出現驚天動地的變化，使人忘記上海，轉而只談孟買。」他心目中的目標是，讓孟買在2015年超越上海。這只是政治人物的口頭支票，不能當真。
2008年，由於《貧民窟的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這部奧斯卡金像獎名片一夕爆紅，讓從來沒有去過印度的人對孟買貧民窟的實況大開眼界。不過大家可能不知道，當時孟買的1 400多萬的人口中，有60%的人是住在貧民窟。有一個叫達拉維(Dharavi)的貧民窟，緊靠着孟買金融中心，可能是亞洲最大的貧民窟，居住着100萬人，每一個人平均居住面積不到3.3平方米，沒有正常供水，平均1 400多人使用一間廁所，蒼蠅亂飛、老鼠橫行，各種傳染病頻發，堪稱人間煉獄。孟買的貧民窟里有很多民間志願者組織，真心誠意地為貧民服務，例如辦教育與提供醫療服務等，但真正在貧民窟里呼風喚雨的勢力是黑社會老大。黑社會控制水電，掌握像奴隸一般的童工與娼妓，他們長期包養警察，還與政客勾結，讓孟買的貧民窟成為一些政客的穩定票倉。孟買市政府過去15年推動的貧民窟改造計劃，像蝸牛爬行一樣慢，還比不上重慶市一季的棚戶改造進度。
孟買在印度經濟體系里的核心地位，與上海相當。孟買集印度金融中心、經貿中心、海運中心與創意產業中心於一身。這裡匯聚了印度將近一半的財富，高達92%的股票在此交易;這裡也是印度對外貿易的中心，全國一半的進出口集裝箱都經由孟買港吞吐。孟買的影藝娛樂事業特別發達，音樂廳、藝廊、劇院與夜總會不計其數;這裡更是電影工業中心，別號「寶萊塢」，每年製作1 000多部影片，數量上已超過美國的好萊塢。
孟買的人口規模遲早會超過上海，不過在城市建設上，孟買想要追趕上海，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上海現在已經擁有世界級的基礎設施，而孟買的基礎設施仍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還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貧民窟。根據麥肯錫公司在2010年所做的估計，孟買在未來十年需要投資2萬億盧比(註：約合人民幣1 946億元)，大刀闊斧改造城市基礎設施，才有可能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化大都市。但是孟買很難複製上海過去20年的神速建設。
首先，中國高效率的政經體制可以大幅縮短公共建設的時間。上海建設一條地鐵線，從規劃、徵收、發包到完工平均只要4年，這在行政效率低下的印度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孟買根本沒有足夠資金全面改造基礎設施。中國的一項制度優勢，就是都市土地原來都是國家擁有，地方政府是靠「土地批租」來籌措基礎建設資金的。例如，上海浦東新區開發完全不靠中央政府的財政挹注，由於當地的土地批租價格不斷上升，政府的建設財源就滾滾不斷。孟買有大批紡織廠用地可以再利用開發，不過這些土地是由地主直接轉賣給民間開發商，造就不少富翁，但對地方政府的財政幫助有限。中國絕大多數城市建設所需要的公共設施建地原來就是國有的，只需要給予原使用單位或當地農民拆遷補償或土地交換，不需要經過漫長的徵收程序。
過去中國在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時，很多人無法理解，但將上海與孟買兩相對照，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有學者主張，中國經過前30年的社會主義階段並非全然是一場歷史錯誤。社會主義讓城鎮土地全面國有化，改革開放又讓國有土地重新進入市場，成為最重要的資本來源與城市建設資源，此乃中國城市得以快速發展的獨門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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