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特朗普開啟首度亞洲之旅特別是造訪中國之時，《時代周刊》歷史上首度以中英雙語在封面打出醒目標題：中國贏了。
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不敵中國，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就兩條。一是制度差異，一是政黨特性。
從制度層面講，能否選出優秀合格的領導人都是衡量制度優劣的一個重要標凖。
特朗普雖然上台只有九個月，但毫無經驗、衝動易怒任性、常常口無遮攔自相矛盾、並以「美國優先」之名全面衝擊國際體系的風格展現無遺。美國霍普金斯大學中國項目主任蘭普頓就直接了當的認為：「特朗普正將美國帶往錯誤的方向」。而內閣最重要的成員國務卿特勒森對他也是極為蔑視。據《紐約時報》報道，他曾在一次會議上大罵特朗普是「白癡」。雖然他專門召開記者會澄清，但卻拒絶回答他是否真的用這一詞語形容總統，形同默認。而特朗普的反應則是：如果是真的，他將和特勒森一起測智商！
至於平民百姓，據福克斯新聞發佈的一份新民調顯示，高達73%的美國人認為作為美國第45任總統，特朗普是一個反覆無常的惡霸（39%選擇了「極其惡霸」，14%選擇了「非常」，還有20%選擇了「某種程度上」）。另外還有56%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完全配不上總統身份和特朗普「正在分裂這個國家」。號稱推特總統的特朗普竟然發生推特被封的奇觀：一位在推特公司最後一天上班、即將離職的員工把他的推特關掉了11分鐘，由此可見其不得人心。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已經結束，五年來雷厲風行、卓有成效的治理已經把中國帶向新時代。根據美國皮尤的調查，87%的民眾人認為中國走在正確的方向上，中國共產黨的支持率也同樣長期高達80%以上。
何以中美兩國會有如此對比懸殊的領導人？事實上美國以及西方選不出合格的政治人物不是理論而是一種客觀現象。因為西方人才是靠「選」，衡量人才的標凖並不僅僅是能力。事實上能力更多的時候被邊緣化。誰更能迎合民眾的心理，誰更能吸引民眾的注意力往往就能笑到最後。這就是為什麼政治局外人特朗普能夠勝選的原因，也是法國有限從政經歷的馬克龍當選的原因。
當然沒有政治本位傳統、個人選擇的多樣性、選舉的高成本以及選舉過程日益醜陋，都是西方難以產生優秀政治人物的一個原因。如果以2016年美國大選為例，我們會發現一個新的因素：西方的民主正面臨互聯網的威脅。過去只有西方大國有能力干預和影響他國內部政治，但在互聯網時代，干預的成本大幅降低。美國一直認為而且越來越多的證據也表明，這次美國大選受到了俄羅斯通過互聯網進行的強烈干預，而且成功的改變了選舉結果。這也是為什麼最新一期《經濟學人》封面標題就是：《社交媒體對民主的威脅》。互聯網剛問世時，西方曾預言中國體制將被這項發明所推翻。結果卻是中國在互聯網時代不僅保持了政治穩定，還出現了支付寶、微信、網購和共享單車，全球十大互聯網公司中國就有四家。
反觀中國，歷史上就由於超大規模衍生的高治理難度，對人才能力的要求一直是第一位，這就是中國與其他文明不同的賢能政治，到今天也是如此。雖然這種模式產生的未必都是德才兼備之人，但卻絶少無能之輩。
今天中國人才的產生有兩個條件。一是漫長的基層歷練。比如習近平主席在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前已經在基層歷練了二十多年，治理人口超過1.2億人。二是黨內特色民主：既有「選」也有「舉」，「選」包括民意測評——認可度不到50%也一定會淘汰，也包括各種層面的投票，「舉」則包括元老意見以及這次十九大之前習近平親自與幾十位高層官員面談。這種特色民主吸取了過去偏重於「選」出現的問題，比如湖南衡陽、四川南充、遼寧的賄選案、令計劃等操縱選票。
可以說，第一個條件是側重於能力，第二個則側重於品德。目前這種選拔人才的體制還在演變中，因為沒有一勞永逸完美的方案，總是需要根據新問題進行調整。這和西方單純把一切都付諸選票有著根本的不同，這也是東西方領導人差距如此明顯的原因，也是西方制度今天的表現明顯落後於中國的原因。
金融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拉赫曼於2017年10月25日發表文章《自信的中國挑戰西方》，把中國的威脅總結為三個方面：意識形態、經濟和地緣政治。經濟和地緣政治並不新鮮，但意識形態卻是相當罕見，含意也極為豐富：自信的西方終於開始把中國模式上升到價值觀的層面，並認為其強大到已經能夠挑戰它們的程度。這倒也從一個層面證明中國今天擁有的制度自信並不是自說自唱。
第二，中國的黨和美國的黨含義不同，作用不同。
從傳統的角度講，中國共產黨頗像歷史上統治國家的儒家官僚精英集團，只不過有了一層現代政治即「黨」的外衣。這個集團的特點是外儒內法，既強調政治的道德性，也強調政治的實用性。自上而下的「民本」是其特徵。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會有「父母官」的說法，會有「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的官箴。
其次，中國的「黨」擁有巨大權力和無限責任。這也是中國社會特點在政治上的體現。在家庭中，父母擁有巨大權力和對孩子的無限責任（上學、就業、結婚、看護下一代），在單位以及學校，對學生和員工的責任也是無限的。這種無限責任並不僅僅是政府。這和西方政府（對人民）是有限責任，家庭（對子女）是有限責任。企業（對員工）是有限責任不同。
從現代意義上講，一是中國的「黨」擁有意識形態，而且這種意識形態的構成有三重，即：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和儒家思想。所以在今天的中國，既有為共產主義而奮鬥，也有實現中國的偉大復興，也有和諧社會、實現小康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追求。
二是強調合法性，也有三重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即馬克思主義；歷史合法性，即打天下坐天下的傳統；績效合法性，即近七十年的治理重新令中國復興。
三是高度組織性的列寧主義政黨。它成功改變了中國散漫、分裂的國民性，使得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行動能力。
四是在運作上注重實用理性。這雖然也是中國的傳統，但卻有了現代性含義。即這個黨既有意識形態和理念，但又不受它的絶對約束，能夠在事實面前進行靈活的調整。有許多學者認為中共已經從過去的革命黨演變到今天的執政黨，但實際上它仍然既是革命黨，有信仰感召力，有使命感， 同時它又是執政黨，能夠擺脫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強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從而理解這個黨何以能夠打破蘇共的執政記錄，到現在依然生機盎然，朝氣蓬勃。
反觀美國，政黨已經演變成一個鬆散的、任人進出的俱樂部，沒有黨紀和組織性。嚴格意義上講，它早已經不能算是一個政黨了。這樣的黨只不過是沒有靈魂的選舉機器：既沒有目標，也沒有理想，更沒有信念，僅僅是單純的利益集合體。總統特朗普曾經多次轉換黨派。1987年他第一次加入共和黨，1999年轉投改革黨，2001年轉為加入民主黨，2009年再次投入共和黨，2011年一度退出共和黨且未有即時加入其它政黨，2012年第三度加入了共和黨。可以說每個黨員都很難有忠誠度。2016年大選，共和黨前任總統老布殊竟然把票投給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他的兒子小布殊總統也沒有投票給特朗普！兩位前總統尚且如此，更何況普通黨員。這種性質的政黨本來就缺乏領導一個國家的基本能力。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儘管共和黨是全面執政：擁有總統大權，國會上下兩院和州長都是多數，但特朗普卻政令不出白宮。他的人事人命、重大改革法案都無法通過。比如在墨西哥建牆、廢除奧巴馬醫改都是其主要選舉承諾，但卻無法在國會通過。贏了選舉卻無法施政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黨對黨員沒有任何約束力。共和黨國會議員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即如何迎合自己的選區選民好長期連任，而根本不管自己是聯邦議員，是共和黨議員，要為國家和自己的政黨負責。
所以到今天，國務院六個副國務卿，5個空缺，唯一一個還是奧巴馬政府留下的。26個助理國務卿，只有一個是特朗普任命的。一些重要國家如韓國、沙特、印度連大使還沒有任命。在需要參議院批准的559個政府崗位中，仍然有400個以上空缺。
顯然，這樣兩個政黨代表各自國家出來競爭，勝負早已分明。
福山曾經這樣對比過東西方制度：中國的制度如果有好的領導人，往往比西方制度表現的更為優越。但一旦出現壞的領導人，國家就會衰落。但現實卻是中國不斷產生越來越優秀的領導人，反倒是西方，劣質領導人層出不窮。但更重要的是，福山點破西方民主制度的天機：它要想超過自己的對手，不是靠自己做的多麼好，而是依賴於對手犯錯。這難道就是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所謂最不壞制度的真相？
英國和美國一個是近代民主的發源地，一個是最早具有現代意義民主的國家。可是2016年一個通過民主的方式退歐，一個選出了歷史上年齡最大、最沒有經驗、實踐證明也最不具治國之能的特朗普。這足已證明這種體制的弊端和高風險。可以說，直到今天，西方都無法完全避免和根本解決體制內合法的出現元首「希特勒」的問題。這種危機和弊端，將在特朗普亞洲之行特別是中國之行中，以對比的形式展現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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