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來，中國現時以有組織、有計劃、有謀略、有部署的從上而下式的推動經濟的方式，成效的確比西方的各自為政的、自由散漫的、各有打算的、各適其適的經濟發展模式，要好得多。
西方在基本建設上的確不及中國做得快，而且做得散亂，缺乏全局性的部署。西方在應對市場失效與經濟危機時，亦不及中國果斷及有辦法。不過，西方自由經濟的最大好處是不會一錯就全錯，並可以用各適其適的方式去修正錯誤，待找到成功的經驗後，才讓其他人自行選擇是否參照。這樣的修正方法雖然緩慢，但相對可靠。一個難題，若果可以讓千萬人用不同的方法去嘗試解決時，總有人碰巧找到答案。自然界的演變與生物的進化都是走這條路線的。
中國現時行的中央集權模式，效率雖高，但過度依賴個別領袖的英明偉大。一旦領導年紀大了，或心態轉變了，就可能不再英明，甚至會做出嚴重危害國家與人民的事情，毛澤東的情況就是這樣。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就身受其害，當時，黨內高層大部分都知道習仲勛沒有錯，卻萬馬齊瘖，沒有人敢妄議中央。
「政令不出中南海」當然不是好事，但若然變成在落實時層層放大，惟恐跟得不夠緊貼，亦不是好事。大煉鋼期間，就有農村幹部要求農民把家裡的鍋也拿來土法煉鋼，結果反變成沒有用的廢鐵。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當中央的權威過大的時候，不同的意見就會沒有機會陳述，導致錯誤不能及時修正，變成一錯全錯，一錯到底，要到所造成的危害變得極之嚴重，下屬再無法文過飾非的時候，最高當局才有機會察覺。這時才來糾正，所付出的代價就已經很大了。
老子說：「知不知，尚矣。」海耶克亦認為，人類不應以為自己甚麼都可以知道，這種自負是足以致命的。連毛澤東也會講，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可是，在中央集權下，只有中央的決定才是最正確的；但現實是中央所掌握的訊息都是下級呈遞上來的，都是經過篩選的，中央會喜聞樂見的訊息，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作錯決定的機會就會愈來愈多，於是令到中央集權的優勢逐漸消散。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所以這麼成功，是因為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削減了中央的角色，把更多的權力下放到地方去作決定。這樣，地方的積極性、企業的積極性、與個人的積極性才能發揮出來。
馬克思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沒有政府，不需要威權的。毛澤東亦說過：「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歷史。」科技的發展已使人類受到自然的制約愈來愈少，政治的進步亦應該讓更多的人可以自由自主地生活。過度中央集權會妨礙歷史的發展。
人喜歡自發、自願、自主地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人的積極性與創意才能發揮出來，人才會在工作中自得其樂，容易取得成功感。這種成功感最好是來自競爭上的勝利，而不單是來自領導的嘉許。在汰弱留強下，世界自然會有所進步，但若果全由當權者來評價、支配，就不會再有自由競爭，歪種、劣種就有機會流傳。此之所以，時間長了之後，威權的優勢會逐漸失去，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就是這樣倒下去的。■
原文轉載自《AM730》 2017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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