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取代舊模式乃歷史必然，高鐵取代舊鐵亦是大勢所趨。中國只是先行一步罷了，其他國家已開始跟隨。橫豎遲早都要建，香港選擇早建是正確的。這樣既可以節省成本，又可以早讓港人享用新科技所帶來的好處。
為了發揮高鐵的優勢，一地兩檢是必然的選擇。我相信，即使這事發生在回歸前，港英政府也會作出同樣的選擇。這是實際的選擇，根本不存在是否有法可依的問題。原有的法例若是不配合的話，大可以加以修訂。香港為了建地鐵就修訂過法例，今次為了建高鐵，亦難免需要在立法上予以配合。
其實，本地法律界人士並沒有反對一地兩檢，他們只是反對用人大常委會決議的方式，來使一地兩檢合法化。他們的這個立場自吳嘉玲案以來，就一貫如是。他們心目中的所謂合法合憲方式，只能是修改基本法。
基本法不是沒有修改機制，反對派一直想在這裡打破一個缺口，以令他們將來的政治訴求可以有更大的空間。而北京的一貫立場則是基本法已訂得很完備，不容隨便挑戰它的權威性，所以一向拒絕有關修改基本法的討論。北京認為，既然基本法賦予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很多問題可以透過人大常委釋法的方式去解決，不用動不動就修改基本法。
反對派之所以堅持要修改基本法，而不是由人大常委會自行作決定，是因為在修改基本法的時候，香港有較多的角色扮演，可以為他們提供政治上討價還價的機會。因為要修改基本法，雖然最終也要人大常委會向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作提案，但事先還得香港立法會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反對派很容易在這裡行使否決權，以攔截一些重要議題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
以吳嘉玲案與高鐵一地兩檢為例，兩者都涉及在制訂基本法時沒有考慮到的情況，所以沒法直接引用基本法的條文作符合香港需要的判決，而需要另作解釋，或直接對基本法進行修訂。北京之所以選擇用人大釋法及人大常委會決議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是因為反對派早已立場鮮明地反對政府的取態，北京知道一定沒有條件在立法會爭取到反對派支持，所以只好放棄用修改基本法的方式行事。
其實，民意在吳嘉玲案與一地兩檢問題上本是支持政府的。民意認為，即使港人在內地的子女有居港權，他們也不能一擁而至；若是不按正途來港，政府應予遣返。此外，民意亦認為，一地兩檢遠比兩地各檢更方便，更可行。反對派知道，若是循事情本身去提出反對，將很難獲得市民的支持。他們於是把問題上綱上綫，說成會破壞香港的法治，剝奪了港人治港的權利，對基本法有莫大的傷害等。
這樣他們就可以避免把問題的討論集中在事情的本身上，而是轉往一般市民不甚了了的法律細節上。那他們就可以用法律專業的地位贏取對事情的話語權。他們知道市民都珍惜香港的法治環境，之前曾用「法治已死」的說法來恐嚇市民。但如果「法治已死」，又何來二次傷害。這分明是危言聳聽。香港人沒有必要再在這個反對派巧立出來的題目上糾纏不清，我們更值得關注的是事情的本身──香港要不要一地兩檢。■
原文轉載自《AM730》 2018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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