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世界讀懂中國？

隨着中國的崛起，中國具有了實質性的外在影響力。不管中國國內發生什麼，都會對外在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

舉例來說，在改革開放的早期，人民幣無論升值10個百分點還是貶值10個百分點都不會對世界經濟產生有實質意義的影響，但今天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2個百分點的變動都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的衝擊。

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一直緊盯着中國的變化，尤其是政府層面的重大政策調整。也正因為這樣，中國近年來把讓世界讀懂中國提高到一個戰略高度。

「讀懂中國」是一件既利己也利人的事情。對中國來說，一方面及時向外界傳遞國內的變化，以便世界了解中國及時進行政策調整；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國本身了解世界的一個過程，發現問題之後，也可以自我調整政策。

再者，中國和世界的溝通也有助於避免雙方之間產生重大誤判。更為重要的是，從長遠看，讓世界了解中國是中國軟實力建設的一種有效手段。
不過，現實地說，「讀懂中國」是一個長遠的事業。從國際關係的歷史來看，這並不容易，而是需要中國和世界的共同努力。人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中國和世界溝通方面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總體上看，中國的「受眾」分為發達的西方國家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兩個群體儘管對理解中國都有深刻興趣，但關切點不同。這裡討論的主要是中國和西方世界的互相溝通問題。

儘管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和西方的溝通一直很頻繁，但不難發現在很多對話場合，雙方還是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裡面，兩個話語體系之間沒有有效的互聯互通，很多方面的溝通都是「你講你的，我講我的」，交互的地方並不很多。

當然，這方面，中國並非特例，而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最主要的是近代以來西方一直主導話語權這個事實。
近代以來的整個社會科學體系是西方創立的，然後傳播到其他國家。社會科學就是解釋和理解社會現象的科學。不難發現，今天世界各國所使用的解釋社會現象的概念、理論和方法都始於西方，來源於西方。
西方的話語體系就隱含於西方社會科學之內，隨着西方社會科學的傳播，其話語體系也傳播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

其二，非西方的接受者的問題。
西方的話語體系傳播到非西方國家之後，非西方國家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接受了西方話語體系。儘管非西方國家通過反殖民運動在政治上獲得了獨立，但在話語體系方面並非這樣。
很多國家的話語體系始終處於西方的「殖民」之下，根本就沒有自己的話語體系。一些國家儘管試圖想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但他們建立的體系不被西方所理解。

其三，西方話語已經演變成為政治意識形態。
不難發現，西方國家往往把自己置於理想的一端，而把中國等國家置於非理想的一端，人為製造了不同話語之間的鴻溝和差異。
西方善於把事物兩分，例如「法治與人治」、「民主與專制」、「自由與不自由」等等。兩分法說到底就是把世界簡單分成「黑」與「白」兩種，好像除了這兩種顏色，世界上就沒有其他顏色了。
這種簡單的思維使得西方自己為理解其他社會設置了無限的意識形態上的障礙。

其四，西方和其他國家的「時空錯位」。
生活在不同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人們對感興趣的經驗現象很不一樣。例如，美國因為已經處於社會經濟的高發展階段，對社會的政治權利深感興趣，而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發展中國家對社會經濟權利更感興趣，因為對這些國家來說，社會經濟的發展權更為重要，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前，很難實現西方式的政治權利。
再如，美國對完全的經濟自由感興趣，因為西方的企業已經發展出了足夠的能力而在全球範圍內具有競爭力，而發展中國家往往要通過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來趕上發達國家，為此國家很難實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
2017年11月30日，美國宣布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中企將面臨巨額損失。（美國《華爾街日報》）
同樣，美國重法治而輕政治權威，因為它們的法治在經歷了幾個世紀之後已經相當完備，而發展中國家的重點仍然在如何使用政治權威去建立法治，因為這些國家往往既沒有法治的傳統，現實生活中也不見一套有效的法律制度。
簡單地說，西方希望能夠在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中看到「現在的自己」，而發展中國家對西方過去的經驗更感興趣，而非西方的今天。

上述這些現象已經成為事實，不管人們喜歡與否，都不得不接受。
對中國來說，人們也不能有太多抱怨。說到底，如何讓世界能夠理解中國，這是中國本身的責任。中國不能掌控西方如何理解中國，所能掌控的是如何創造各種條件讓西方來了解自身。

儘管作為建設軟實力的有效方式，中國已經把「讀懂中國」提高到一個戰略高度，但在很多方面，中國仍然不知道如何有效塑造這種軟實力。

西方的概念和理論是建立在西方的經驗之上的，很難有效應用到中國。如果西方是橘子，中國是蘋果的話，一種解釋橘子的理論很難完全用來解釋蘋果，儘管兩者都是水果。

概括地說，對中國來說，要讓世界了解中國，關鍵在於首先理解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基礎之上，才能逐步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

在缺失建立在自己的發展經驗上的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的情況下，要建立這樣一套話語體系非常困難。作為大國，中國很難像一些小國那樣可以用西方的東西來「包裝」自己。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建設自己的社會科學和話語體系，中國責無旁貸，因為這既有利於自己，也有利於世界。

要達到這個目標，中國必須下大力氣培養一批既了解西方社會科學和在此基礎上的話語體系，更了解中國發展情況的人才。這樣既可以避免自說自話，也可以避免借人家的話語來說明解釋自己。

現在的情況是，儘管很多人都想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但大都是自說自話，人家根本聽不懂；而那些借用西方話語來解釋自己的，西方也不相信，因為中西方經驗存在着如此的不同。

儘管培養這樣一批人才是政治任務，但是這批人才並不能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性質。從意識形態出發只會對事物做一個簡單的道德判斷，而不能把中國的發展經驗作為「社會事物」來進行科學的解釋。

因此，所需要培養的是一批社會科學家，他們能夠客觀獨立地來認識中國、理解中國，在此基礎之上形成建立在中國經驗之上的社會科學及中國話語。

可以想見，這是一個長遠的任務，但對一個崛起中的、對世界事務產生越來越大影響的國家來說，這是一件不得不做的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