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日本製造業發展迅速，日本產品迅速佔領國際市場。1980年代初期，美國對日本的商品貿易赤字飆升至500億美元。美國中西部和東北部等工業中心承擔了和日本的主要競爭壓力，形成了「鐵鏽地帶」，失業率兩倍於全國平均水平。這些地區的州議員在國會發起了大量對日貿易保護主義的法案，在國會形成了政策基礎。另外，當時民主黨在眾議院佔多數席，經濟政策重心在重振鐵鏽州的基礎工業並且得到了商業人士的支持。
一、美國國內經濟問題和強美元政策引發了美日貿易戰
在一定意義上，貿易戰的起因還在於里根內閣的強美元政策。從1980年代初美國勞動力市場持續改善，但在1985年前後陷入停滯。當時經濟學界認為匯率問題是美日貿易失衡的主因，雖然里根政府初期拒絕干預外匯市場，但匯率問題的壓力在國會迅速積累。1985年，國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貿易保護主義的「丹佛決議案」。幾個月後，民主黨主要領導人在國會集結併發起了加收25%關稅的貿易戰法案。
儘管1985年達成廣場協議後強勢美元的局面已經扭轉但對貿易的影響較為滯後，美日衝突仍在加劇，兩國製造業的競爭轉向了軍事產業。
一方面，美國的高技術製造業面對與日本的競爭壓力，自然地轉向了高利潤且多數量的國防採購合同，因此在1987年美國軍費支出增長放緩後，美日貿易競爭問題驟然加劇。另一方面，美日高技術製造業分工引發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問題，強勢美元使得許多國防產品的部件生產被轉包給日本企業，日本高技術製造業出現軍事化傾向，最終引發了華盛頓的國家安全問題擔憂。
1987年披露的東芝—哥尼斯堡事件，即東芝非法向蘇聯銷售高技術國防產品，華盛頓認為潛在損失可達300億美元。在美國為日本承擔了大部分國家安全和能源保障支出的情況下，這一事件強化了國會的反日情緒，也促使美日貿易戰升級。1987年，里根對日發起了二戰後美國首例貿易制裁，貿易戰升級。一年後國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包含超級301條款的1988綜合貿易法案。
二、美國採用綜合性政策來應對美日貿易失衡
（一）推動美元貶值的廣場協議。廣場協議的計劃是西方五國（G5）推動美元貶值10%-12%，而日本央行原定的日元升值目標是200日元/美元，但是情況很快失去控制。到盧浮宮協議時期，日元已經升值到150日元/美元。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之後，日元升值到120日元/美元。
（二）通過多邊協議為美日雙邊談判製造籌碼。例如，美國曾利用反傾銷規則作為1986美日半導體行業談判的有效砝碼。又如，在1961和1962年美國於GATT會議達成棉紡織品國際貿易短期及長期協議後，又於1962和1963年迅速與日本達成日美棉紡織品短期及長期協議。
（三）個案談判。美國貿易代表處根據行業調查，與日本就日本單方市場開放為目的進行定期或特別日程的談判。
（四）系統性全行業的市場開放。隨着1980年代美國電信業貿易逆差從5600萬美元激增至6.08億美元，在1985年1月的里根—中曾根峰會上，美日共同啟動了就電信、電子產品、醫療設備與藥品和木材四個行業的對話，要求日本單方移除進口壁壘。4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公開承認日本在貿易中的不公正行為並允諾開放市場。
（五）自願出口限制及自願擴大進口。美國以國會法案為砝碼施壓，讓日本在紡織品、鋼鐵、電視和機床等行業都曾實行自願出口限制，同時進行工廠轉移和產業升級。例如，日本在紡織品行業曾實行自願出口限制並將工廠向中國和東南亞轉移，隨後又以自願限制汽車行業出口來緩解貿易衝突。
（六）301及超級301條款。該條款是來自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和1988綜合貿易法案的加強性補充，允許美國貿易代表處就私營部門的申訴展開調查，並以總統權力內一切合宜可行的方式，包括貿易報復，來處理案件。301條款及超級301條款為美國貿易談判者創造了砝碼，例如超級301條款是日本接受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的重要砝碼之一。截至1989年，美國貿易代表總計向日本發起了24例301條款案件調查，幾乎均使得日本政府做出相應讓步（見表2）。
（七）GATT爭端解決機制。GATT條款第23條允許國家針對違背GATT條款的其他國家要求改正和賠償。美國常以日本違反GATT條款為由發動301條款案件調查，並最終要求日本讓步。例如，1987年，一項中低額度的日本農業進口配額GATT爭端解決調查曾得出日本牛肉配額不合理的結論，再次引發了兩起301條款調查，最終美貿易代表以違反GATT條例為根據要求日本中止牛肉和橘類的農業進口配額。
（八）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1980年代後期，美國將注意力轉向影響兩國經貿關係的結構性因素。美國與日本就消除美日間的結構性貿易障礙達成協議。協議旨在推動日本在反壟斷法、專利法、定價機制等方面改革，以放鬆對進口商品以及外國企業的歧視性待遇，同時廢除了阻礙外國企業進入日本市場的《大店法》。
三、八十年代美日貿易關係與中美經貿現狀的異同
（一） 相似之處
首先，「使美國偉大」是根植於權力平衡理論中的中美根本衝突所驅動的，帶有戰略性目的。美國的「單極化」傾向有長期的趨勢性，勢必會與地域一級強國間形成衝突。
其次，美日貿易戰爆發於日本製造業的鼎盛時期，1980年代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佔美國逆差超過40%。而中國同樣也經歷了製造業強勢崛起和國際貿易的迅速增長，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佔美國貿易逆差的接近50%。此外，前15年中美在全球價值鏈都處於合作分工關係，但是中國致力於全球產業鏈上行，而特朗普強調製造業就業崗位，中美的合作關係被削弱，競爭關係正在加強，這與1980年代日本產業升級時與美國的貿易關係類似。
再次，列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處於強勢美元的大背景下。雖然特朗普並不希望美元走強，但他推行的減稅、增加政府開支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很可能帶來美國利率和匯率的走高。強勢美元將加劇美國的經常項目不平衡。里根通過廣場協議改變了美元強勢的局面，但特朗普很難再達成類似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因此很可能通過貿易戰的方式疏導貿易赤字壓力。
最後，1980年代後期美國和日本高技術製造業的分工與競爭關係引起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問題擔憂。例如，在半導體產業，里根政府也曾因國家安全問題禁止日資在美國的投資併購。目前，國家安全問題在美國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議題。2017年初白宮發布報告，表示半導體產業影響國防供應鏈的穩定安全，並受到中國產業政策的壓力。因此，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對國防相關行業將實行保護性的產業政策，從而與中國發生更多貿易摩擦。
（二）不同之處
首先，當前和1980年代的經濟形勢和民意基礎完全不同。美國從1980年代以前幾乎沒有經常項目赤字到里根政府時期經常項目赤字超過GDP 的3%，美國無論是業界、學術界還是政策圈都很擔憂。尤其是製造業大量從“鐵鏽地帶”等老工業區撤離，許多州面臨就業壓力，同時強勢美元引發商業社會的不滿，在國會形成壓力，從而引發了對日貿易戰。三十年過去，無論是業界還是政策圈都已經對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有了全新的認識，加上當前美國的勞動力市場達到充分就業，經常項目赤字也遠低於歷史高位。儘管特朗普的重商主義情結贏得一些藍領工人的支持，但商業社會總體很反對貿易戰，學術界更是連連批評特朗普的政策，貿易戰難以獲得民意基礎。
其次，特朗普面對的國際貿易秩序完全不同。1980年代還沒有WTO，國際貿易規則相對鬆散，許多單邊貿易行為沒有得到約束。但30年來國際貿易秩序已經建立完整，各國間貿易運行在WTO的基本框架之下，單邊的貿易保護行為受到WTO的規則的約束，也會給予對手反擊的理由。因此，相比起列根時代，許多單邊貿易措施例如301條款等已經不符合WTO規則，特朗普實行貿易保護措施挑戰國際貿易秩序的成本和約束要高得多。
最後，中國與日本的政治情形完全不同。美國在美日貿易戰中佔據了全面主動的地位。美日間有特殊的軍事同盟關係，日本在安全領域依附於美國，因此日本在國際談判中以不損害日美關係為底線，一旦美國觸發或威脅觸發貿易戰法案，日本的表現為迅速妥協。此外，日本國內的政治制度有特殊性，缺乏頂層行政領導力，強權部門難以形成合作反而形成制衡，在國家級經貿政策這樣重大複雜問題的談判上表現被動，將日本在與美國的貿易衝突中置於不利的位置。中國在國際政治上不依附於美國，國內也更容易形成共識以在國際談判上佔據主動地位。因此，即便特朗普挑起貿易戰，中國的應對方式也將與日本有很大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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