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經濟體或經濟環境總是鼓勵賺快錢，賺輕鬆錢的，也總是有快錢、輕鬆錢可以賺的，那就不太容易有人去……
這裡面有個頂層設計與引導的問題，而不只是企業和企業家精神的問題。
2017年，三星終結了英特爾25年的霸主地位，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公司；同時，它還「幹掉」蘋果，成為全球最賺錢的企業。
最逆天的，它幾乎控制着全球手機產業鏈命脈。手機三大件CPU、存儲器和液晶面板，后兩項它是全球第一，芯片代工則是全球第四。
三星稱霸的領域，也正是中國人最心痛的短板。早在2013年，半導體就取代石油成為中國最大的進口產品，年進口額超過2200億美元。這其中，三星也是最大「貢獻」者之一。
然而，40年前，三星還在給日本人打工；30年前，三星還在生產廉價的「地攤貨」；20年前，三星還在被美國和日本吊打！
它是怎麼成為全球半導體之王的？它的崛起與稱霸之路，也就是韓國的崛起與爭霸之路。
三星的起點只是一家小商會，最早做貿易，販賣乾魚、蔬菜、水果到中國。60年代涉足製糖、織布、化肥等領域。1969年成立三星電子，開始生產黑白電視。
六七十年代，半導體技術革命引領全球電子產業飛速發展。三星創辦人李秉喆敏銳地意識到，這個高附加值的行業是韓國未來的希望。但他的想法也僅僅是給日本三洋打工。
當時，半導體技術壟斷在美國和日本手中，李秉喆不敢有太多奢望。對於這個資本、技術雙秘籍的行業，公司大多數人，包括關係親近的社長，都反對投資半導體，連政府也不看好。
但李秉喆的小兒子，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李健熙卻在長期考察、分析之後，盯上了半導體。理由是，韓國是個資源匱乏的小國，應該發展附加值高的尖端產業。
最重要的是，那是自己痴迷且擅長的領域。
幾乎所有人的反對的中，李健熙對父親說：「爸，就算只有我一個人，也要試試看那件事！」然後，在「半導體會搞垮三星」的言論中，開始了自己的創業。
1974年，李健熙買下韓國半導體公司，劍指當時正在興起的內存技術。
內存又叫存儲器，是大多數電子產品的主要部件。根據不同的技術，分為很多種類，目前主流的是DRAM內存和NAND閃存，前者用作手機和電腦系統內存，後者用作手機閃存和固態硬盤（SSD）。
為了獲得成功，李健熙先後50多次前往硅谷，引進技術和人才，傾注巨大的努力和投資，但事情的難度比他想像的還要高，年復一年，他所得到的都是不斷的虧損。
或許是被兒子的野心與不破樓蘭誓不還的決心打動，幾近彈盡糧絕時，李秉喆終於出手支援了，他派出得力幹將輔佐李健熙繼續苦戰。
兩次石油危機也讓李秉喆對李健熙的判斷更加信念堅定：身處資源匱乏的小國，發展半導體更能讓三星贏得未來：「一定要在我閉眼之前開始這個事業，這樣三星才會安然無恙。」
1983年，三星在京畿道器興建立第一個半導體工廠，正式向內存宣戰。
然而，父子兩人依然低估了這場戰役的慘烈性。
在人們印象中，電子產品每年都降價。但內存很奇葩，它和化工品一樣，是重資產、強周期，價格大起大落，漲起來數錢數到手軟，跌起來連自己都想砍。
好處是，一旦熬過衰退期，你就是號令天下的老大。
在這個行業混，策略也幾乎只有一個，要麼拿錢砸死對手，要麼被對手拿錢砸死。
英特爾是這個行業最早的玩家，1970年就將DRAM投入大規模應用，四年後橫掃80%的市場。之後，日本人異軍突起，擊敗了英特爾。
當三星染指這一市場時，日本人已經是世界霸主。
作為毫無市場地位的後來者，三星只能忍辱負重，從人才到技術，一步一步往上打。做學生是要付出代價的，從別人碗里奪食，圍追堵截，短路封殺也都是家常便飯。
三星的代價付了一波又一波，也被對手一輪接一輪的吊打，風吹雨打，風雨飄搖中，李秉喆、李健熙越挫越勇，咬定青山不放鬆。
即便這樣，前路也依然是坎坷。
先是技術難關難過，1983年，三星開發64K DRAM時，關鍵技術整整落後日本5年。到256K時，與日本相差2年；1M時，還落後1年。
再是好不容易突破技術封鎖，又遭遇到了行業的第一次衰退。1984年，三星剛推出64K DRAM，內存價格就暴跌，從每片4美元雪崩至每片30美分，而三星的成本是每片1.3美元。換句話說，每生產1片虧損1美元。
在此期間，三星人受盡日本嘲辱。但他們並沒有理會，卧薪嘗膽，聚精會神，埋頭苦幹。
到1986年底，三星累計虧損3億美元，股權資本全部虧空。
第二年，李秉喆去世。
閉眼的那一天，他也沒能見到三星半導體盈利。
父親去世後，虧到內褲都不剩的李健熙依然不放棄。
也就在他最困難的這一時刻，全球產業格局悄然被改變。
由於市場不景氣，昔日的行業大佬英特爾被迫退出，轉行幹起了CPU，NEC等日本產商也紛紛縮減投資規模。看上去比誰家都更輸不起，也更沒有資格贏的三星，卻不知天高地厚，像賭徒一樣瘋狂地逆勢加碼——「越是困難，就越要加大投資。」
持續10多年的虧損，不但沒能動搖李健熙的信念，反而激起了他的鬥志。殘酷相爭，兩敗俱傷時，誰能多撐一口氣誰就贏，咬緊牙關的李健熙用盡全力往前撐。
為了攻克技術難關，三星在全球半導體業界瘋狂搶人搶技術，到日本聘請工程師利用周末前往韓國傳授技術，到美國半導體公司招募有經驗的韓國人……總之是，能「買」的就「買」，能「偷」的就「偷」，不擇手段，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在美國半導體公司的韓國人中，有一個叫陳大濟的年輕人，謝絕IBM公司的再三挽留，義無反顧地加入了三星，理由是「真想贏日本一次」。
後來，他成了三星電子的CEO。
眾志成城下，苦熬多年的三星人漸漸迎來行業轉機。
就在李秉喆去世的當年，美國向日本半導體企業發起反傾銷訴訟，雙方達成出口限制協議。受此影響，DRAM價格回升，三星乘勢崛起，不但實現了盈利，還開始在技術上領先日本。
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個64M DRAM，並於當年超越日本NEC，成為全球最大的DRAM製造商。兩年後，又率先推出256M DRAM。
三星的崛起，還帶動整個韓國形成一個內存產業集群，在其帶頭示範下，現代（2001年後改稱SK海力士）也躋身世界三強，與三星一起，跟日本打起了爭奪內存霸主的激戰。
在韓國廠商的擠壓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整合日立、NEC、三菱的DRAM業務，組建「國家隊」爾必達，以尋求對抗。但大勢已去，日本人再也沒能找回昔日的地位，10多年後，再一輪周期更迭，三星再次如法炮製，最終以自殺式的投資，徹底將日本人趕出了這個行業。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DRAM價格雪崩，從2.25美元狂跌至0.31美元。
眾廠商哀鴻遍野時，三星做出令人瞠目結舌的決定：將三星電子上一年的利潤全部用於擴大產能，故意擴大行業的虧損！
DRAM價格很快就跌破材料成本，大多數玩家都熬不住了。
最先倒下的是德國巨頭奇夢達，由於資金鏈斷裂，於2009年初破產。
日本更慘，其標杆公司爾必達苦苦支撐數年，最終於2012年被美光收購。另一巨頭東芝的閃存業務，也在2017年被美國貝恩資本收購。
當日本人最後的希望破滅，韓國人接管的幾乎是整個世界。
至此，整個DRAM行業已只剩下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三大玩家。其中，三星和SK海力士這兩大韓國巨頭合起來，獨佔了全球75%的份額，成為名副其實的行業霸主。
爾必達破產當晚，位於首爾京畿道的三星總部，燈火徹夜通明。通明的燈火中，一個超越此前所有對手規模和實力的半導體帝國，徹底圓滿了它已夢了好幾十年的王者地位。
進入2016年，在大數據、雲計算、比特幣挖礦等需求的帶動下，內存價格一路飆升，三星數錢數到肝顫，並藉此東風，一舉將英特爾挑落馬下。
同樣的故事，三星還在液晶面板上，幾乎是義曲同工地重演了一次。而且，也是帶領着整個韓國產業一起往上打，並且打成了世界之王。只不過這一次，跟它一起上的是LG等公司。
做半導體，主要拼兩樣東西。
一個是錢。半導體就是燒錢的遊戲，建一個工廠動輒數十億美元，光是一台ASML光刻機，售價就高達1億美元，還不一定賣給你，比如對中國就長期禁售。
另外一個是人才。在高科技行業，人才就是企業的命根子。
最近一兩年，內地半導體企業在整個東亞瘋狂「挖牆腳」，引起日韓兩國的恐慌，韓國人放話：不怕中國抵制「薩德」，就怕中國挖人。
韓國人當然應該忌憚，因為三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才戰略的結果。
三星對人才的渴望，從李秉喆時代就開始了。這個帝國的創始人，很早就提出人才第一主義的信念。他聲稱，自己一生80%的時間都用在了育人選賢上。
李氏父子二人，個性差異很大。李秉喆鋒芒畢露，善於表達；他有潔癖般的嚴謹，絕不允許半點差錯，上飛機哪怕慢1秒鐘，都會對秘書大發雷霆。
李健熙則相反，沉默寡言，很少袒露真心；他為人寬厚，允許下屬犯錯，且從不過問細枝末節，只關心大方向和戰略問題。
但兩人在人才問題上，卻有着不謀而合的共識。
李健熙掌權後，對人才的重視，比父親有過之而無不及。2002年，他曾當著眾多社長的面說：「以前，是幾十萬人養活一個君主；今天一個天才能養活20萬人。」
他還以比爾·蓋茨為例，說明韓國只要有三個比爾·蓋茨，整個國家就能提升一個檔次。而自己的任務就是，尋找三名這樣的天才。
儘管性格內向，李健熙對識人卻有一手絕活。
當年，父親曾開除過一名幹部。作為高中生的李健熙，卻認為此人是人才，建議父親將他請回來。結果，這個人後來為三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他的同學看他插手大人的事，挖苦了他幾句，他卻說：「研究人的功課，我做得是最認真的。」這句話從一個內向的孩子嘴中說出，令人不寒而慄。
李健熙喜歡具有特質的人才，雖然不一定是全才，但一定要在某個領域擁有無人能及的天賦，同時還要有「從馬車夢想到汽車」的狂熱。
為了吸引人才，李健熙打破常規，為他們開出比CEO還高的薪水。他本人則親赴日美歐等人才聚集之地招攬人才，從全球500強企業里挖人。
如今，三星已建成以三星綜合技術院（SAIT）為核心的三級研發體系，同時還推行地區專家制度，每年派遣優秀人才到海外學習。
在李健熙看來，「不管這個人才有多貴，只要需要，就一定要招進三星。」而他的下屬也清楚，凡是會長看上的人才，無論花多大代價都得拿下。
2001年，三星盯上一位半導體專家。
本來約好9月12日簽約，結果頭天早上發生了911事件，全美所有航班停飛。眼看事情就要泡湯，人事科科長李憲鳳不顧疲勞，連續駕車13個小時，親自趕到對方家中。
挖人可以不惜血本，但人才守不住，李健熙可是要發飆的。有一次，三星一位總裁被現代汽車挖走，李健熙不依不饒，一直找到總統那裡，把人要回來才算完事。
三星最經典的一次挖角，是從台積電挖走梁孟松。
台積電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廠，梁孟松則是台積電的元老，FinFET工藝負責人，其功勞被認為僅次於公司技術副總蔣尚義。
2009年，梁孟松突然從台積電辭職，離職前跟公司簽下競業禁止協議。
之後，梁孟松前往韓國，在一個叫成均館大學的地方任教。在那裡，他只教一門課，每周授課時間不超過3小時，學生只有10人。
外界鮮為人知的是，這個成均館大學就是三星投資的。台積電一直被蒙在鼓裡，直到有一次，梁孟松在郵件中不小心說漏了嘴，用三星的郵箱給導師寫信祝壽。
根據後來披露的事實，梁孟松在成均館大學的學生，都是三星的資深技術人員。
坊間一直將三星在芯片代工上的崛起，歸功於梁孟松的「叛變」。但這種說法顯然言過其實。事實上，三星早在2004年就開始做芯片，後來一直替蘋果做代工，實力不容小覷。
三星不僅挖走了梁孟松，還曾打過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的主意。
據張忠謀自己透露，1989年李健熙到台灣視察業務時，曾向他拋出了橄欖枝，但被他婉拒。
三星的崛起，似乎是靠拿命豪賭，然而，它的豪賭絕非匹夫之勇。也不是誰都可以像它這樣豪賭，並且能夠賭成功的。
市場上的機會，大抵分兩種：一種是確定性的，另一種是不確定性的。
內存和液晶面板處於產業鏈的中上游，是大多數電子產品的核心零部件。其特點是需求確定，儘管行業有周期起伏，但任何時候都是必需的，頂多是技術上的升級。
三星因此將它看成是確定性的機會。
同時，這些產品面向下游廠商而非終端客戶，用戶體驗並不重要，性能、量產技術和良品率才是關鍵。而要提高性能，提高良品率，就必須敢下狠手，敢上規模。
三星因此確立了自己的策略：瞄準長遠，立大志，下狠注，血拚對手，拼到對手倒下，拼到自己只剩最後一口氣還繼續拼，然後一統江湖。這就是三星在半導體領域崛起的核心邏輯，簡單粗暴，但絕對管用。
但這種以命血拚的豪賭、自殺式的大決策，以及瞄準長遠的卧薪嘗膽，在容易賺快錢輕鬆錢的環境，或者更重眼前利益，權宜之計的思維里是很難發生，也很難干成的。
企業和企業家的天職就是逐利，如果一個經濟體或經濟環境總是鼓勵賺快錢，賺輕鬆錢的，也總是有快錢、輕鬆錢可以賺的，那就不太容易有人去卧薪嘗膽，以命血拚，即使有人願意，也不容易成功。
三星能夠干成，首先得益於它擁有李秉喆、李健熙這樣的高瞻遠矚，雄才韜略，又鋼鐵意志，胸懷遠大的傑出企業家。投資半導體，動輒數百億美元，還面臨長期的虧損，而且虧的大多時是跟自己有關的錢。這種事情，不光是要權力，要有資本，更要有一顆偉大的心。
同時，它也得益於自身的家族式獨裁財團身份，得益於李家始終牢牢掌控着公司的最高決策權，這使得它能夠突破部門利益的藩籬，去真正實現自己的意志，而且不被短期資本或各種利益牽絆或扼殺。
還有就是，韓國政府以及韓國社會，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客觀上對三星這樣的企業不斷往產業頂端進攻的支持。主觀上，韓國重視從頂層設計上培育扶持真正有利國家長遠利益和競爭力的產業；客觀上，小小的韓國市場，逼迫企業必須走出去才能有大利可圖，要走出去，你多少就得有點真本事。
最後說點題外話，中美貿易爭端以及中興事件引發了對自主掌握核心的思考。華商韜略研究室以為，除批評中國企業普遍不重視掌握核心，哀嘆中國企業普遍不夠核心之外，更應該去想想，為什麼中國企業不願意去掌握核心？
跟檯面上盛囂的中美貿易爭端和中興事件相比，更值得關注其實應該是檯面下的近乎是集體式的經濟思維：海南自貿區和自貿港，朋友圈預言，海南房價又要大漲；央行降准，朋友圈預言，房價又要大漲；朝鮮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朋友圈也是，快去朝鮮買房…… ■
來源：華商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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