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程度上，歐洲斡旋的失敗，與其遊說美國過程中游移不定的模糊立場密切相關。例如馬克龍訪美期間曾表示要促成某種「新協定」的達成，又如默克爾在與特朗普會談三小時後，聲稱目前核協議的條款確實「還不夠」。歐洲一面向美國施壓、一面不斷為特朗普找台階下的曖昧態度，反而助長了美國的氣焰。
自去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並不斷釋放退出伊朗核協議信號以來，歐洲對伊朗核問題持續關注。近期，從法國總統馬克龍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接力」訪美，到英法德三國外長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歐盟將維持伊朗核協議，歐洲主要國家輪番施壓山姆大叔，要維持2015年六國就伊朗核問題所達成的全面協議。
歐洲積極斡旋，既是擔心伊朗核協議談崩可能引發中東地區衝突升級，其外溢影響或將加劇歐洲難民危機等問題，也是希冀通過遊說特朗普調整對外政策，發出「歐洲好聲音」，提升歐洲諸國的國際話語權與影響力。
就在馬克龍訪美前夕，Politico雜誌將馬克龍視為「新自由世界的新領導人」。西方媒體與政界普遍看好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大國，並將其視為平衡美國外交的重要力量。
然而，馬克龍前腳剛走，特朗普隨即調侃巴塔克蘭恐襲與倫敦持刀暴力事件，用肢體動作模仿襲擊民眾場景，表現出對受害者及歐洲國家的不尊重。在伊朗核問題上，特朗普遲遲不肯鬆口，並於5月8日宣布撤出伊朗核協議，標誌着歐洲斡旋的徹底失敗，也表明特朗普對於歐洲施壓的無視。
一定程度上，歐洲斡旋的失敗，與其遊說美國過程中游移不定的模糊立場密切相關。例如馬克龍訪美期間曾表示要促成某種「新協定」的達成，又如默克爾在與特朗普會談三小時後，聲稱目前核協議的條款確實「還不夠」。歐洲一面向美國施壓、一面不斷為特朗普找台階下的曖昧態度，反而助長了美國的氣焰。
事實上，從2017年以來，歐洲外交一直搖擺於兩種態度。一方面,在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向北約成員國討要軍費的背景下，歐洲諸國日益強調其外交獨立性，以減少白宮「美國優先」政策對歐洲利益的損害。另一方面，歐洲主要國家並不情願和美國對立，倫敦與巴黎甚至爭奪美國「第一盟友」，主要是擔心他國與美國親近會減少本國的優勢。
因此，縱然歐洲國家在諸多事宜上同美國爭論不休，但終究還是難以擺脫緊跟美國指揮棒的「宿命」。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馬克龍儘管在上任之初，就強調軍事手段無法解決敘利亞問題，並多次指責薩科齊軍事干預中東的「重大錯誤」，卻仍然於4月加入美國轟炸敘利亞的行動。這給了白宮一種印象：無論歐洲盟友反對聲浪多高，最後仍不免屈服於美國。
筆者認為，近來英法德的搖擺態度與斡旋失敗，均凸顯了歐洲外交的無力感。歸結起來，歐洲的外交困境源於下列因素：
首先，儘管2018年歐元區經濟增長顯著、通貨膨脹有所放緩，但總體經濟形勢依然脆弱。目前由特朗普引導的貿易風波擊中歐洲經濟軟肋，併產生溢出效應，導致歐元區投資者信心指數達到2017年2月以來新低。鑒於美國曾經任性拋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歐洲擔心美國真會在6月1日後取消對歐洲鋼鋁關稅的豁免。在此背景下，歐洲諸國不得不暫時將外交原則置於次要地位，避免激怒特朗普所帶來的經濟風險。
其次，迫於嚴峻的內政壓力，歐洲主要國家在外交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在法國，由於馬克龍執政一年來在教育、勞工、司法、運輸等方面的改革，大幅度削減了勞工福利，引發將近30萬人大罷工。民調顯示，截至4月，近六成法國選民對馬克龍不滿，大大制約着「小清新」總統施展政治活力。在德國，歷經五個月組閣艱辛的默克爾，飽受國內政敵掣肘,外交方面趨於保守和低調，對法國提出的推動歐洲一體化方案不溫不火。
更重要的是，歐洲內部一盤散沙，難以在較長時段保持一致的對外政策。當前，英國脫歐談判還在僵持，而英國脫歐所帶來的後遺症已經開始顯現。由於英國退出，歐盟面臨巨大的預算缺口，不僅引發成員國之間關於資金分配的激烈爭論，也使歐盟國家經濟差異進一步加劇。
荷蘭、奧地利等經濟富裕國家反對增加歐盟預算，而匈牙利、波蘭等欠發達國家抗議歐盟以司法改革不到位、食品標準不過關為由，限制針對中東歐國家的資金援助。此外，由於歐洲諸國戰略利益各不相同,其對外政策常常出現不同聲音。例如在鋼鋁關稅問題上，嚴重依賴對美出口的德國以避免貿易戰為宗旨，願意對美國做出更多讓步。相比之下,法國則主張採取更為強硬的措施。4月底，愛麗舍宮發表聲明，呼籲歐盟準備好以效率和速度做出反擊。
儘管馬克龍頻頻高喊「歐洲振興」的口號，但歐洲的脆弱與內部分歧,使歐洲國家目前難以形成一股能夠制衡美國外交的統一力量，讓掌握歐洲經濟命門的特朗普，感到在美國國內選票面前，紛亂而模糊的歐洲聲音顯得無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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