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事件已經發酵了好幾天，引發的輿情也可謂觸目驚心。尤其是隨着網絡的扒皮，不僅長春長生背後的官商勾結逐漸變得清晰，當年山西疫苗案背後的種種黑幕也被重新揪出，中國防疫體系的種種陰暗齷蹉，終於被扒的底褲朝天！
而大眾在激憤的同時，又必須要問：為什麼這個國家屢屢出現這種事？
洗白方的解釋，是中國正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貧富分化以及拜金主義，意味着這個國家很難在事實上形成一套穩定且規範的道德秩序；而人心人均8000多美元GDP的底盤，又決定了這個國家無論是官員還是民眾，其素質與人均幾萬美元的發達國家相比。總而言之，這是階段性國情導致的悲劇。
客觀的說，這種解釋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歷史上，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美國公共衛生領域問題爆發的高峰——當時的美國，趁着第二次工業革命東風，經濟爆髮式增長，超越英國成為全球GDP第一，而這種經濟的爆發性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貧富差距增大，使得傳統的道德規範被拋棄，追逐金錢成美國社會的共識。
鑒於美國當時的社會文明發展水平又遠遠不如歐洲，大量湧入的新移民也都是在舊大陸混不下去的下流階層，這意味着，當時美國不具備歐洲主流社會那樣的公民素質。在這種環境下，腐敗的美國衛生機構的官僚們，與同樣利欲熏心，缺乏道德底線的商人沆瀣一氣，製造出了一件又一件駭人聽聞的公共衛生事件。
當前的中國，其社會發展階段與100年前的美國有高度的相似性。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出現今日這種疫苗事件，某種意義上確實不可避免。
而從哲學的現實化表示來看，正所謂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這句話換個難聽點的說法，其實就是錢是第一位的，道德和法律是第二位的。
當人人足夠富裕，財富增長也緩慢且有規律時，道德和法律還能夠起到足夠的約束作用，大家還有更強的意願去遵守道德和法律——畢竟這種社會環境下，違反道德和法律，也沒有太多暴富的機會——這意味着自己不容易一下子撈到太多，而一旦東窗事發，則會讓自己喪失既有的物質享受。
但當人人還不夠富裕，卻又趕到一個財富暴增期，社會存在大把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時，無論是官員還是民眾，道德在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眼中就只是一個價碼而已——只要價碼足夠，道德完全是可以出賣的。如果非要說二者有什麼區別，就是大多數時候，有資格出賣道德和良心謀利的，只是掌握資源的官員和商人，而民眾往往只能淪為看客乃至受害者。
馬克思說：當利潤達到10%的時候，他們將蠢蠢欲動；當利潤達到50%的時候，他們將鋌而走險；當利潤達到100%的時候，他們敢於踐踏人間的一切法律；當利潤達到300%的時候，他們敢於冒絞刑的危險。
暴富的機會擺在眼前，社會文明發展水平又明顯滯后，官商利益集團的無恥勾結，自然也就“順理成章”
當然，對於洗白方的論調，反對者是不能認可的。反對者更傾向於將其歸咎於體制。疫苗行業的特許准入機制，以及中央集權體制下政治權力的大包大攬以及缺乏有效監督，造成了政府監管部門不僅不能有效的履行職責，反倒會肆無忌憚的利用手中的權力官商勾結，構建利益集團，進而從中謀利。
從輿情來看，后一種觀點在當下無疑更符合民間主流認識。畢竟不管它是不是帶路黨，也不管它究竟有沒有別的動機，但其論據同樣是充分且符合事實的——而且它更符合大眾的直觀感受。
這無疑讓朝廷感到沮喪，甚至恐懼——畢竟這種認識背後，折射出的是政府公信力的急劇流失，甚至是民眾對體制的失望背棄——這是任何一個政府都無法承受的。
但它又很難通過簡單的洗白來化解。因為大眾的焦慮需要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來化解。洗白方的解釋雖然符合歷史規律和邏輯，但卻並不能切實的解決問題，而運動式的查處，無論其有多嚴厲，都會被失望的民眾認定為治標不治本。
而反對方的解釋，卻含糊其辭的給了大眾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向。
當然，從理智的角度來說，這個方向其實是行不通的——真要去朝這個方向走，不僅過程鐵定會血流成河，就算最後僥倖成功，下場也不過就是第二個俄羅斯，甚至還不如（畢竟俄羅斯只有一億多人，還有大把的資源可以賣了換錢）。
但問題是，民眾從來就是一個感性超過理性的群體，也缺乏足夠的政治辨識能力。這也就是說，即便這確實是一條死路，但如果無法有效安撫民眾，他們依然會向死路方向邁進，最終雙方兩敗俱傷，一起毀滅。
所以朝廷必須想辦法安撫住群眾。而安撫的辦法，除了運動式的查處，殺一儆百外，就是要給民眾一個希望——既它在治標的同時，也會治本！說的更簡單點，它會承諾改革，讓新的機制乃至體制，滿足民眾的安全訴求。
但這又是十分艱難的。政府作為一個龐大的科層化管理組織，天然的存在着極強惰性；同時，組織在長期的運作過程中，會自然而然的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一旦改革，內部結構重新洗牌，這意味着既有利益集團會被打破，它們的既有利益會被剝奪。
這無疑會在內部招致極大的反對。對於金字塔頂端的決策者而言，他們當然願意打破利益集團的掣肘，重建組織結構。但問題是，決策者的權力，本身就是構築在組織體系之上的，他不可能像革命者一樣把一切推到重來——這意味着自己也會被掃除。但在內部清理過程中，它不僅要與阻擾者做鬥爭，將他們打敗，還要注意控制這種鬥爭的範圍和烈度，以免鬥爭擴大化，讓組織陷入癱瘓，進而給外部革命者趁虛而入，顛覆政權的機會。
既要掃清蛀蟲，又不能把鬥爭擴大化，這個難度就太大了。縱觀中國幾千年集權史，除了漢武帝，似乎沒有哪個最高決策者能成功——要麼如北魏孝文帝一樣，以玉石俱焚之決心強推改革，強勢打壓了鮮卑集團的同時，也摧毀了政權統治根基，導致政權輕易被軍閥控制；要麼如明朝諸帝一樣，在文官集團的掣肘下無法掙脫，任由政府被利益集團侵蝕，最後在體制外的流寇和滿清圍剿下油盡燈枯，崇禎皇帝跑到煤山上弔死了事。
這是中央集權的局限——正如西式民主會在約束政治權力的同時，導致效率降低，政治決策弱智化一樣；東方的中央集權在提高效率，保證政治決策權由專業人員掌握，不至於被政治相對弱智的民眾帶偏節奏的同時，也會讓自己無可避免的陷入精英內部基於私利的傾軋當中，最終讓政府脫離正確軌道。
每個制度都有利必有弊，世上沒有完美的制度。疫苗案背後的那些不可描述，除了歷史階段的特殊局限性以外，也切實折射出了中式中央集權制度的弊端。
那麼，如何改進？換方向不具備現實可行性——且不說西式民主同樣有各種弊端，僅就中國現階段國情，就無法與其友好相融，非要強融，下場就是俄羅斯再往下降幾個檔次。
所以，所謂的改進，只能在中央集權體制下想辦法。在古代，這種辦法主要是靠儒家——讓士大夫基於倫理綱常和天下大同的信仰而約束自身；物質上則通過體制的力量，給予官員一定的榮譽感和物質待遇。
這個辦法在王朝開國之初通常還有用，但隨着王朝穩定，經濟發展，朝廷配給的那點物質待遇，和跟社會上伸手撈一把比起來，實在少的可憐。這時候光靠儒家那點倫理約束就不管用了，久而久之，禮崩樂壞就成為潮流。
今日之國朝，雖開國尚未滿百年，但正處在經濟高速增長期，社會財富爆發之猛烈可謂前所未有，這種環境下，禮崩樂壞在所難免。在高速增長期結束，社會發展重歸平穩狀態之前，道德約束很難發揮大用；至於法律約束，由於中央集權制度的天然bug，也難有治本之效。
所以，來自民權的外部制衡，就成為能夠糾偏的重要辦法。
當然，這個說易行難。自古以來，民眾都是一盤散沙，要將他們思想認識統一起來，要麼得依仗政府組織的力量，要麼得在體制外另起爐灶，組織煽動——而前者由於朝廷內部的爭鬥，很難發動成功；至於後者，那就意味着革命。
但現代網絡的出現，倒是使之成為一種可能。網絡時代，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來臨，以及社交新媒體的出現，大大消解了傳統媒體的權威，民眾第一次獲得了獨立發聲的可能。雖然平時，民眾的興趣會被大千世界的各種事件所分散；但當某種熱點形成，大家的目光高度一致，這時候就極容易形成一致的聲音。
當民眾聲音形成一致，其就具備了力量。而當這種聲音對準某項機制乃至體制弊端時，其就能形成強大的威懾力。
當然，這種威懾力僅僅是輿論層面的，並沒有轉化成現實層面的組織發動。但也正因為如此，它能夠被朝廷所容忍，官民不會因此走向不可調和的對立和衝突。
而這股威懾力的存在，雖然不能直接危及政權，但它蘊含的潛在可能，依然會給朝廷提供足夠的震撼，進而影響到朝廷的決策，這其中的邏輯在於，在朝廷內部圍繞改革纏鬥時，如果民眾輿論能夠為改革方提供有力的聲援，那麼改革方就可以藉此拉攏中間派、並分化頑固利益集團，讓他們基於維護政權的利益考量，而選擇支持改革方，進而最終將利益集團拆解。
這是最現實的解決路徑，民眾的訴求得以實現，官民不至於走向對立，進而兩敗俱傷。唯一的遺憾就是，威懾力的形成，需要以民眾目光的聚集和憤怒的爆發為前提——而這一前提的產生，又必須是一個重量級的惡性事件。此次長春長生疫苗案，就成為這樣一個遺憾的引爆點。
從這個邏輯來看，此次疫苗案，其後續處置的良性效果應該會強於十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畢竟今天輿論的爆發力和穿透力，已遠非10年前的傳統互聯網時代可比。同時，民眾的整體認知水平和訴求的深度，也超過了10年之前。而從官府對這波輿情的容忍程度來看，至少決策者也確實有借輿情力量，爭取足夠內部支持，拆解防疫系統利益集團，乃至改革機制的意願。
所以，還是先拭目以待吧。希望此事過後，大家看到的，是一個更加健全的系統。而不要像三聚氰胺的後續處理，以及山西疫苗案那樣，淪為遮蓋子和和稀泥。畢竟，在禮崩樂壞的大時代，挽回民心的機會，真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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