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危機:和中國有什麼關係?

我們經常會聽到一個詞,叫「中等收入陷阱」。這幾年關於中國會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也不絕於耳(比較有名的如2017年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認為中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這次正好借委內瑞拉的局勢,來探討下這個問題。全文有近1萬字,建議抽一個整段的時間閱讀。

01

1月23日,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宣布與美國斷交。

事情的導火索是特朗普發了一條特推。

在推特中,特朗普表示委內瑞拉人民在馬杜羅的「非法統治」下受苦久矣,他決定正式承認反對派領袖胡安瓜伊多為委內瑞拉的「臨時總統」。

馬杜羅隨後宣布「拉黑」美國,並向美使館工作人員下達了72小時內離開的通牒。

此後,世界各國開啟站隊模式:

巴西、阿根廷、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巴拉圭、秘魯、歐盟、日本等多個國家和組織,宣布承認「瓜伊多臨時政府」。

俄羅斯、土耳其、古巴、玻利維亞、伊朗、南非、敘利亞、蘇里南、多米尼克等國家則支持馬杜羅政府。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公開為瓜伊多臨時政府政府拉票。

蓬佩奧稱:

「現在是時候讓每個國家選邊站隊了,要麼選擇自由一邊,要麼站在馬杜羅和他的暴政一邊。」

至於中國的態度,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1月24日的記者會上是這麼說的:

「我們高度關注委內瑞拉當前局勢,呼籲各方保持理性和冷靜,在委憲法框架內通過和平對話方式,為委內瑞拉問題尋求政治解決方案。中方支持委內瑞拉政府為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和穩定所作努力。中方一貫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反對外部干預委內瑞拉事務,希望國際社會共同為此創造有利條件。」

這段話的關鍵詞是「不干涉別國內政」和「反對外部干預委內瑞拉事務」。

所以,中國站在哪邊,其實已經非常明顯。

02

委內瑞拉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如果讓我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拿着一手好牌卻打得稀巴爛」。

委內瑞拉的全稱是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位於南美洲北部,和美國隔着一個加勒比海和古巴。

其國土面積約91.2萬平方公里(差不多9個浙江省那麼大),礦產資源非常豐富,其中鐵金屬儲量位列世界第8(而且多為品位高、雜質少高品質礦石),金礦石儲量世界第13;除此之外,還有鋁土礦、鎳礦、釩礦、鈦礦、銅礦、錳礦、鉻礦、鉛礦等多種金屬礦產。

更重要的是,委內瑞拉已被探明的石油儲量達到了3000億桶,排名世界第一,其儲量比石油土豪沙特(排名第二)還要多300多億桶。

這是什麼概念?

就是老天爺賞飯吃,光靠出口石油就可以獲得大量的收入。

事實上,委內瑞拉確實也曾非常富裕。

上世紀50年代,委內瑞拉的人均GDP一度排到世界第4,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了。

隨着查韋斯的上台,政府大幅提高了民眾的福利,無論是生孩子、義務教育還是看病,通通都免費(這也給委內瑞拉埋下了禍根,這個後面再說)。

委內瑞拉還盛產環球小姐和世界小姐,2008年和2009年兩屆環球小姐冠軍都是來自委內瑞拉。

聽起來很美好,是不是?

然而,今天的委內瑞拉又是什麼樣子?

國家經濟癱瘓,市場失靈,商品短缺,超市貨架空空如也。

越來越多的商店開始關門歇業。

通貨膨脹漲上了天。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委內瑞拉2018年的通脹率或達到13000%。

這是什麼概念?

年初賣10塊錢的東西,年底價格將變成1千3百塊。

在委內瑞拉,人人都是百萬富翁,但其實大家都很窮,因為錢太不值錢了。

買一斤肉、一根香蕉,甚至是一捲紙巾,都需要一整塌一整塌的紙幣來換。

一些有創業精神的委內瑞拉人,甚至把本國的紙幣編織成手提包拿到哥倫比亞去賣,這樣的手提包可以賣到2萬哥倫比亞比索(約合人民幣45元)。

2018年7月,馬杜羅宣布採用新貨幣「主權玻利瓦爾幣」,以替代原有的「強勢玻利瓦爾幣」。

區別僅在於,新貨幣相當於把舊版貨幣去掉「5個零」(也就是說,新貨幣的1塊錢抵以前的10萬塊)。

然而,這僅僅是一個數字遊戲,並不能改變委內瑞拉糟糕的經濟狀況。

凌晨1點,人們徹夜排隊去政府開辦的國營超市購買「便宜」的商品,但每人限購3件。

不夠吃,不夠用怎麼辦?

人們開始把腐肉拿到市場上來賣。

也有人不得不在垃圾堆裡尋找食物。

還有的人,則選擇逃離這個國家。

2018年,聯合國難民署(UNHCR)發言人威廉·斯賓德勒表示,近年來委內瑞拉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已導致約300萬人逃離該國,其中有230萬人是自2015年之後離開委內瑞拉的。在過去的6個月內,人口外流還呈現加速態勢。

而委內瑞拉全國的總人口也就3200萬左右(2013年數據),300萬人逃離,相當於損失了10%的人口。

這就是今天的委內瑞拉,一個從天堂墜落成窮光蛋的國家。

看到這裡,你可能會想,馬杜羅政府真是糟糕透頂了,馬杜羅該為此負責。

然而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委內瑞拉的衰敗,其實早在查韋斯時代就已經註定。

只不過,查韋斯命好,他在2013年因病去世,保留了他的「一世英名」。

查韋斯去世時,舉國悲痛,人們無比懷念這位給老百姓發放了大量福利的好總統。

然而這些人卻沒意識到,恰恰是查韋斯,給這個國家種下了衰敗的種子。

03

復盤委內瑞拉從1958年-2018年這60年的發展歷程,你會發現其衰敗主要緣於兩大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荷蘭病」。

所謂的荷蘭病(the Dutch disease)是指:

一國經濟的某一初級產品部門異常繁榮而導致其他部門的衰落的現象。

這種現象最早發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荷蘭。

荷蘭原本工業門類齊全,產業發展均衡,直到突然發現了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後者給荷蘭帶來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和經濟繁榮的景象。

由於石油和天然氣來錢又快又省力,於是荷蘭人不再願意做那些需要長期付出才能獲得回報的工作,產業變得越來越單一,農業和其他工業部門日漸萎靡。

這在石油價格節節上漲的時期當然沒什麼問題。

可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油價從頂峰快速滑落,荷蘭的經濟隨之出現了問題。

由於產業太過單一,習慣了躺着賺錢的荷蘭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通脹率和失業率不斷上升而難以採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國際上也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荷蘭病」。

委內瑞拉也是如此。

1998年,委內瑞拉石油出口佔總出口額的77%,而到了2008年這個比例已經超過了90%。

2013年,查韋斯去世,其助手馬杜羅在大選中以50.66%的得票率當上了總統。

然而馬杜羅上台後不久,就遭遇了幾十年一遇的油價暴跌。

從2014年初的近120美元/桶一度跌到了26.05美元/桶。

這對於一個90%以上的外匯收入來自於石油出口的國家而言,無異于晴天霹靂。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馬杜羅有點像背鍋俠,一上台就趕上了慢性病的急性發作。

馬杜羅的另一個難處在於,查韋斯在其任期內發放了太多的福利。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委內瑞拉的老百姓才不會管你油價是上漲還是下跌,一旦政府想要從老百姓手上消減福利,立馬就會遭致大規模的抗議。

這就引出了委內瑞拉衰敗的第二個因素: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和失控的民粹主義

從1922年委內瑞拉發現第一口油井之日起,該國的石油工業一度控制在美國的洛克菲勒財團、梅隆財團以及英荷(英國和荷蘭)殼牌集團手裡。

一來是委內瑞拉自己缺乏石油開採的資本和技術,二來是這些石油大亨的技術已非常成熟,交由他們來開採,然後委內瑞拉政府坐享分紅,也算是一筆不錯的買賣。

截止1958年,美國財團旗下的石油公司占委內瑞拉全國石油產量的69.78%,英荷殼牌公司佔26.53% 。

這種格局一直維持到1976年。

當時,整個拉美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都十分高漲,於是時任委內瑞拉總統的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以下簡稱佩雷斯,但其實委內瑞拉歷史上有不止一個名叫佩雷斯的總統)開啟了石油工業的國有化進程。

佩雷斯先是在1975年簽署了一項將石油部門國有化的法律,然後於1976年以強買強賣的方式低價「收購」了外國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並成立了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來掌控國內的石油業務。

石油工業的「國有化」改革提升了政府在石油業務中的分成比例,給政府帶來了大量的額外收入。

而佩雷斯拿着這些錢做了兩件事:一是大發福利以獲取選民的支持,二是大搞貪污腐敗和裙帶關係。

在石油價格節節攀升的時期,問題都被掩蓋了下去。

然而80年代的那場石油價格大跌,讓這個國家變得入不敷出、債台高築。

1989年,委內瑞拉發生「加拉加索騷亂」。

1992年,一群年輕的軍官發動了政變,旨在推翻佩雷斯政權。

這其中,有一個人的名字就叫做查韋斯,也就是後來的委內瑞拉總統。

1998年,查韋斯憑藉打動人心的反腐演說和消除貧困的口號,成功當選委內瑞拉第53任總統(上任時間為1999年)。

然而後來的歷史證明,曾經的屠龍少年,卻成了惡龍的plus版。

查韋斯命很好,他上台的時候,恰逢國際油價開啟了新一輪的大漲行情(中間也有過油價波動,但油價整體上是大幅向上的)。

於是查韋斯通過石油來換取美元,然後拿着美元從國外購買大量的商品,再把這些商品以低於正常價格的方式銷售給國民,這就是當年委內瑞拉老百姓可以用低價買到各類商品的原因。

查韋斯還給窮人建造了100萬套免費的住房,提供免費的醫療和義務教育,提供遠低於成本價的石油,給予職工各種各樣的福利和保障,不僅辭退員工的賠償十分高昂,甚至連員工短期請假、曠工都不能扣工資。

除此之外,查韋斯還將莊園主的土地強行收歸國有再免費分配給窮人(打土豪,分田地)。

在一系列的福利制度下,委內瑞拉人民(尤其是底層民眾)享受的福利確實上升到了一個新的台階。

查韋斯也因此享有極高的聲望,尤其是受到底層老百姓的愛戴。

但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

「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

——《呂氏春秋》

意思是,用放乾河水的方式來捕魚,難道會沒有收穫嗎, 但是第二年就沒有魚了。

查韋斯給民眾發放的福利遠遠超出了這個國家自己的造血能力,他們需要什麼東西就靠賣石油換來的美元去買,而不是自己建立工業體系,自己修建基礎設施,自己通過勞動獲取。

瑞內瑞拉的經濟結構變得極為脆弱。

委內瑞拉的出口幾乎全部來源於石油,即藍色部分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張森根研究員曾評價查韋斯的政策後果:

「人只願意通過選票而不願意通過個人奮鬥來擺脫窮困的處境,他們越來越依賴政府慷慨的饋贈。」

原本拉美地區的土地非常肥沃,然而老百姓卻在高福利制度下變得越來越懶,反正能夠買到廉價的農產品和食物,所以少有人還願意花大力氣去搞農業開發。

查韋斯曾號稱要實現「糧食主權」,然而在他當政的10年之後,委內瑞拉的食品進口率從原來的40%上升到了70%。

更悲催的是,一個靠石油來維持經濟運轉的國家,其石油生產能力居然是下降的。

上世紀60年代,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就已經達到了每天350萬桶的水平,然而到了查韋斯執政末期,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竟然降到了290萬桶/天的水平,而同一時期的沙特石油產量為965萬桶/天。

委內瑞拉這個國家的造血能力不僅沒有在進步,反而是在不斷的喪失。

那麼一旦寒冬來臨,這個國家必將陷入危機。

然而委內瑞拉的那些老百姓根本不在意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變化,他們不在意福利是怎麼來的,能不能持續,他們在意的只是眼前的短期利益,而查韋斯就是一邊大發福利來獲取老百姓的支持,一邊鞏固自己的權勢和發展自己的利益團體。

查韋斯主要做了以下兩件事:

1、修改憲法,擴大政府權力,並讓其追隨者擔任政府部門要職,以及試圖尋求總統無限期連任。

但在2007年的那次修憲公投中,查韋斯的無限期連任夢想遇搓(51%反對,49%支持)。

2009年,查韋斯再度提出修改憲法修正案。

這一次,為了安撫自己陣營內部的利益團體,查韋斯提出不僅總統可以無限期連任,包括州長、市長、議員等由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全都可以無限期連任。

最終,這一方案在全民公投中獲得了54%的支持票而得以通過,這為查韋斯的終身總統夢鋪平了道路(事實上,查韋斯也確實是病死在了自己的第四個任期里,享年58歲)。

2、驅逐外國公司,將包括石油、電信、電力、水泥、鋼鐵、大米加工廠、銀行、超市等能夠收編為國有的行業全部國有化。

其中在2002年,查韋斯曾因為插手石油系統的人事安排而和本國的石油利益集團發生了激烈的鬥爭,一度遭遇了石油工人大罷工甚至是反對派發動的政變。

然而最終,查韋斯扳倒了反對勢力,辭退了罷工的石油工人,並不斷安排自己的親信進入石油系統。

而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也變得越來越臃腫,員工數量出現了翻倍,而石油產量卻反而從改革前的每天350萬桶一度降到了250萬桶(當然,這和委內瑞拉的石油油品差、重質油比例高也有關係,但正是因為他們在可以輕鬆盈利的時候不注重技術研發和設備更新,到了後期開採成本不斷提高的時候才會落入束手無策的境地)。

與此同時,查韋斯在一片民族主義的情緒中,將能夠國有化的產業悉數收歸國有,並把這些國有企業的收益拿出來給老百姓發福利。

比如查韋斯在2007年全面收編了電力行業之後,採用政府補貼的方式降低電價,但是卻不注重電力設施的投資,整個國家的電力裝機容量完全跟不上用電量的上漲。

而且委內瑞拉主要依賴水力發電,不重視火力發電,所以一到乾旱的時候(尤其是遭遇厄爾尼諾現象時)就要頻繁停電。

委內瑞拉今天的大停電,早在查韋斯時代就已經埋下了禍根。

查韋斯還不斷地剝奪本該屬於企業主的權益。

2010年1月,查韋斯以「哄抬物價、為由,直接沒收了6家法國人開的超市。

與此同時,查韋斯大搞國營超市,並用政府補貼的方式實現物價管制。

類似的做法直接導致其執政期間外國資本不斷流出,國營企業虧本運轉,政府負擔也在不斷加重。

2011年,查韋斯被診斷患有癌症,同樣身患癌症的還有他所統治的這個國家。

而委內瑞拉的老百姓們,則在一片祥和的氛圍中享受着自己的高福利,關注着選美比賽,卻不知道這個國家正在走向窮途末路。

2013年3月5日,查韋斯因癌症去世,其得力助手尼古拉斯·馬杜羅上任。

一年之後,油價從高位出現了雪崩式的下跌。

於是,查韋斯埋的那個雷,炸了。

而馬杜羅既沒有查韋斯那樣的聲望,也沒有大刀闊斧實施改革的才幹,他只是沿着查韋斯的那套做法一直延續下去,直到委內瑞拉落得今天這般田地。

04

回顧委內瑞拉的失敗,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都難辭其咎。

查韋斯作為統治者,無視國家的長遠發展,一味採用殺雞取卵、涸澤而漁的方式給老百姓濫發福利來換取民間的選票,透支了這個國家的未來;與此同時,查韋斯還通過安插親信、培養裙帶關係來維護統治階層對自己的支持,導致內部越來越臃腫,腐敗越來越嚴重。

當然,從動機上來說,平民出身的查韋斯或許是帶着一份英雄主義色彩的,他一直在宣揚和推崇玻利瓦爾主義。

玻利瓦爾是解放南美大陸的英雄人物。

委內瑞拉貨幣上就印着玻利瓦爾

南美洲最初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直到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之後,南美洲淪為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葡萄牙人佔領了巴西,除此之外的絕大多數地區都被西班牙人所佔領)。

19世紀,玻利瓦爾先後領導軍隊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中解放了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巴拿馬、秘魯和玻利維亞,被稱為「南美洲的解放者」和「委內瑞拉國父」。

玻利瓦爾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團結拉丁美洲的各個國家,實現民族自決。

查韋斯非常推崇玻利瓦爾主義,這從他把國家名字改成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就可以看出端倪。

而玻利瓦爾主義的精神內核,即實現拉丁美洲各民族國家的獨立、自強更是查韋斯最初的奮鬥目標。

尋求獨立、自強,這原本是一件值得稱頌的事,但偏偏委內瑞拉的國民特性裡面,缺乏理性和勞動致富的決心。

他們非常容易被激進的口號所感染,他們熱衷於鬧革命,他們總是希望一步到位,而不是進行長期和持續的積累。

當這種國民特性和尋求獨立自強的玻利瓦爾主義交織在一起之後,非常容易演變成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的問題並不在於它刻意迎合民眾的心理,而在於它所提供的短期方案實際上會損害窮人的長遠發展。」

弗朗西斯·福山的這句話完全適用於委內瑞拉的國情。

查韋斯修改憲法和各種殺雞取卵的做法,並不是沒有反對的聲音。

然而在人口中佔據了大多數的社會中下階層,卻對此置若罔聞。

他們被查韋斯激情四射的演講所打動,他們被政府開出的福利所誘惑,他們沉溺於眼前利益的獲取,他們對這個國家長遠利益的受損熟視無睹。

最終,他們用自己手中寶貴的選票,與統治者「合謀」把國家一步一步推向了墮落的深淵。

委內瑞拉遭遇的困境,在南美並不是個例。

比如同為南美國家的阿根廷,曾經的人均GDP達到了和美國相當的水平。

然而阿根廷卻是唯一一個從發達國家「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案例。

這個國家命運的轉折點來自庇隆將軍和庇隆夫人的上台。

在庇隆將軍執政期間,社會底層出身的庇隆夫人經常跑到貧民窟去抱孩子,到福利院去訪問窮人,為窮人的利益奔走呼號,非常具有濟世情懷和受到老百姓的愛戴。

而庇隆將軍則在期間大力推動國有化,把外國資本趕出去,給工人漲工資,並大肆向社會底層發放福利。

從1946年到1952年,在庇隆將軍執政的短短六年後,阿根廷經濟就已經出現了大倒退。

1955年,軍人發動了政變,軍政府接管了國家,清算「庇隆主義派」人士,並用強制手段發展國家經濟。

然而,阿根廷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實行代議制民主,軍政府掌管國家名不正言不順,於是在經濟稍微緩和之後,重新進行選舉。

這個時候,「庇隆主義派」政客憑藉對選民的承諾,再度上台。

他們把庇隆將軍的做法複製了一遍,以獲取選民的支持,然而這種超出自我造血能力的福利制度讓整個國家的經濟再度陷入到衰退之中,於是軍人再度發動政變接管國家。

阿根廷就在這樣的反覆折騰中陷入了死循環。

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最初指的就是「拉美陷阱」,因為這是拉丁美洲國家發展中遇到的困境。

而這個困境的本質在於:

執政者不發展國家的造血能力,選民只顧眼前的福利,沒有人願意去做那些緩慢的、持續積累的勞動付出,這個國家也就沒法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

而工業是一個國家經濟的緩衝器,在經濟上行的周期,即便沒有工業,僅僅依靠資源出口、依靠旅遊業、依靠服務業等產業,國家的經濟照樣可以欣欣向榮。

可是一旦進入到經濟的下行周期,工業意味着穩定的社會分工,意味着的大規模的社會協作,這對於一個國家維持穩定,熬過經濟的陣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5

委內瑞拉危機,或者說拉美國家危機可以帶給我們以下幾點重要啟示:

1、一個國家一定要有自己造血的能力,而不能過度依賴資源稟賦。

資源可以讓一個國家快速致富,但這筆收入怎麼分配,會決定一個國家未來的走向。

如果像委內瑞拉一樣染上了「荷蘭病」,導致除石油工業以外的所有工業部門都陷入到萎靡,那麼資源反而變成了一種詛咒。

中國一是沒這種資源條件,二是國民特性不同,三是加入WTO之後正好趕上了全球化的紅利,這讓中國建立起了全世界門類最全的工業體系,也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但中國的製造業主要還分佈在中低端產業,而在產業升級(提升自己造血能力)的過程中,遭遇了美國的狙擊,這是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大挑戰。

2、如何看待福利制度。

首先,福利制度的出現無疑是社會進步的一種體現。

但如果福利制度走錯了方向,反而可能會讓國家和老百姓陷入到拉美陷阱之中。

人的本性裡本來就有好逸惡勞的那一面,所以福利的發放應該是保障民眾的「發展權」,而不是給予現成的東西。

後者可能會讓民眾變得越來越懶惰,並反過來綁架民選政府。

因為一旦執政者想削減福利進行改革,那麼他極有可能被憤怒的選民趕下台去。

這種情況在歐洲也已經出現了苗頭。

只不過,過去歐洲那些發達國家憑藉高端產業的高額利潤,得以維持自己的福利制度。

一旦這些國家丟掉了高端產業,抗議的人群將走上街頭。

而我所說的保障民眾的「發展權」,是指給貧困地區通水通電,給他們修建公路,完善義務教育,幫助他們提升勞動技能和知識水平等等。

總之,就是盡量給老百姓營造一個通過奮鬥來改變命運的平台,而不是給他們直接發放食物和金錢。

當然,在社會的實際運轉中,這個肯定是無法完全實現的(比如中國的扶貧工作中也出現過類似養懶漢的情況,有做扶貧工作的讀者曾和我說過,他們給貧困家庭提供了一隻羊羔,並教這個家庭怎麼養,怎麼放羊,結果一個月後再去,發現羊羔已經被這家人吃掉了)。

但大方向一定是「授人漁」而不是「授人以魚」。

3、關於國有化。

從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國有化都導致了原本正常運轉的產業,變得臃腫、低效、人浮於事。

這其實是國有企業的一個通病。

畢竟國有企業的利潤,最終都是上交給國家的,所以從管理層到一線的工人,其工作積極性都難以和私營企業相提並論。

而我自己曾在國企工作了十年,對這些情況也相當了解。

但其實國有企業也有它的優點,那就是可以不計成本地進行擴張。

比如在人煙稀少的地帶搭架空電網、造高速公路,或者建高鐵,這些高投入但短期內沒回報甚至要虧損的事,民營企業是不願意做的。

但正是因為國企要完成政治任務,所以它會承擔起這份社會責任,給落後地區脫貧致富提供基礎設施。

而且一旦遇到氣象災害的時候,國企人是要及時衝到前線做保障和搶修工作的。

還有就是一帶一路計劃的海外建設工作,也大多是國企在做。

國企就像一個大胖子,行動遲緩,但它的推動力很強。

而私營企業的優勢是發展快,效率高,適合在市場競爭激烈,以及需要創新和創意的領域(比如高科技產業主要還是要靠私營企業來扛起大旗)。

所以在我看來,比較理想的情況是,國企和私企在不同的領域裡同步發展,而不是做非此即彼的二選一。

另外,未來國企的發展方嚮應該還會向管資本的方向轉變,也就是國有資本控股,以確保主要收益不被外國資本攫取,而民營企業則負責公司的日常運營。

4、國民特性和文化內核對一個國家的影響。

這是我最近這段時間一直在思考的一件事。

有一種觀點認為,整個拉美地區的國民,都受到原宗主國(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和宗教的影響,導致國民特性中表現出了貪圖現實享受,不顧長遠利益的特徵。

他們喜歡那些能夠提出直接的、現成的解決方案的領導人,而不習慣通過個人奮鬥改變命運。

這麼說可能不符合政治正確,但從過去十幾年中國和拉美國家的葡萄酒貿易中也確實能夠發現這個問題。

由於中國本土沒有好的葡萄酒產地,但需求有很旺盛,於是拉美國家一度成為了中國葡萄酒的重要供應來源。

但就是明擺着的一個這麼大的市場,你基本看不到拉美國家的商人跑到中國來推銷他們的葡萄酒,而是中國商人自己跑上去門去購買。

拉美國家的國民實在沒能表現出一點要勤勞致富的決心的樣子。

而中國,或者說整個東亞地區,則完全不一樣。

東亞人的勤奮是出了名的,無論是讀書階段還是工作,都非常努力。

對於加班,也表現出了極強的忍耐力。

這可能是儒家文化留給東亞人的文化遺產,這也是中日韓得以快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以韓國為例,朝鮮戰爭後,韓國曾一度非常貧困。

然而從1953年-1996年,韓國竟實現了連續四十年的飛速發展,從一片戰後的廢墟,發展成為了一個世界大都會。

韓國也將其稱之為「漢江奇迹」。

後來在1997年-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韓國遭遇了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空頭的狙擊,導致國家經濟短時間內快速崩壞。

韓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貶值了66%,韓國33家銀行有15家破產或被賣,韓國不得不以苛刻的條件向IMF組織求助。

1998年,韓國甚至到了要民眾募集200多噸的黃金來幫助國家度過難關的地步。

在這場金融風暴中,韓國遭到的重創一點都不亞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

然而韓國卻是第一個走出金融風暴陰影的國家,不僅於2001年提前三年還清了IMF的195億美元貸款,還建立起了以電子和半導體為主的高端工業體系。

這樣的國家真的不容小覷。

而中國在曾經的特殊年代走過的彎路,遭遇到的困難,付出的代價,更是遠遠超過了韓國所經歷的劫難,但中國依然在一片滿目瘡痍中實現了快速崛起。

我覺得這和東亞儒家文化崇尚讀書和個人奮鬥的精神內核是分不開的。

這是儒家文化留給東亞人的精神遺產,也是我認為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的原因之一。

當然,隨着中國的崛起,也引起了美國的注意。

中國接下來將遭遇壓制和對抗將更為激烈。

所以偶爾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也會有一種錯覺,彷彿在一片狂風暴雨中,歷史正在向我們撲面走來。

在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的時候,我們已置身於一個精彩絕倫的大時代。

一旦撐過去了,不僅是中國,未來整個東亞,都會有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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