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澤倫斯基以高票擊退現任總統波羅申科，當選新一任烏克蘭總統。作為一個前喜劇演員，過去毫無從政經驗的政治素人，澤連斯基戰勝專業政治人物成功上位，這在烏克蘭也算是創造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迹。
當然，在烏克蘭是奇迹，但放到全球範圍，早已見怪不怪了。自打特朗普以一介素人入住白宮，世界（主要是西式民主制度流行範圍）就掀起了一陣素人政治的旋風。除了特朗普、澤倫斯基，歐洲的極右翼勢力（比如意大利的五星運動），也是在極短事件內迅速崛起。寶島台灣，近年最火的兩個政客——柯文哲和韓國瑜，也都差不多是素人出身（柯是醫生，韓雖幹過兩屆所謂「立委」，但那都是20年前的事了）。
這確實是一個很令人驚詫的變化。自西式民主制度興起來，就一直控制政壇的傳統建制派，在短短几年內，紛紛失寵，而看上去和政壇八竿子打不着，毫無政治履歷和經驗的素人，卻莫名其妙的異軍突起，登堂入室。這種政治生態的變化，背後到底有何原因呢？
這股風潮背後，既體現了傳播技術手段的變化，也折射出西方文明當下面臨的困境。而這二者背後，最深層的，是西式政治制度，正在面臨潰敗和被顛覆的風險。
首先說傳播技術手段的問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到來前，大眾傳播渠道是有限的——無非是報紙、電視、廣播和門戶網站。而這些傳統渠道，本身有着相對較高的門檻——無論是創建或者運行，都需要大量的資金保障。
這種情況下，媒體基本上就淪為資本與權貴的遊戲，與大眾無緣。而對政治人物來說，只要獲得主流媒體支持，基本上也就掌控了輿論，接下來只要自己形象氣質過關，政治包裝術到位，很容易就能獲得民眾的認可，乃至愛戴。而政治素人，無論其有錢與否，鑒於其沒有進這個政治圈子，或者圈子裡地位太低，所以很難得到足夠的媒體資源，不僅無法讓自己為大眾熟知，反會遭到那些與傳統建制派關係密切的媒體的污衊和詆毀，敵眾我寡之下，形象根本樹立不起來，自然也就不可能受民眾待見。
但移動互聯網時代來臨後，情況改變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崛起，並迅速成為民眾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傳統媒體的渠道優勢被消解。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情況下，理論上一個推特賬號，就能夠將自己與全世界聯繫到一起，向民眾發出自己的聲音。隨着傳播成本的急速降低（理論上已下降到一部智能手機和一張上網卡的價格），為素人參政的打開了大門。他們無需依賴傳統媒體的支持，只要善於網絡營銷和炒作，同樣可以吸引大量人氣，並將它轉化為自己的政治資本。
特朗普就是這種傳播方式革命的第一個受益者——同時也是最大的。而特朗普的成功，也為後來者指明了方向，這些在傳統媒體環境下，受限於卑下身份和匱乏渠道資源而無法出頭的素人，紛紛藉助社交媒體，來糾集民意，實現自己的雄心和抱負。
這就是技術發展給西式民主制度帶來的變化。傳播成本的巨幅下降，打破了專業政治集團通過操控媒體，進而左右民意的傳統模式，為素人上位打開了大門。
不過，大門雖然打開，但這也只不過是個基本條件而已。在接下來的上位之路上，素人依然要跟專業政客同台競爭。
而這種競爭，素人依然是處在先天不利的位置：
首先，傳統媒體的渠道壟斷優勢被瓦解，但這說到底不過是市場份額的下降而已，並不是徹底的消亡。現實中，它們依然有不小的關注度，權威性方面更是有新媒體不可比擬的優勢——換句話說，傳統建制派政客的渠道優勢依然在相當程度上存在。
其次，政治選舉，是政治家的職業水平大比拼，在這一方面，受過專業訓練，並有豐富政治經驗的專業政客，明顯不是新冒頭的素人網紅可以比擬的。雖然普通民眾在判斷事務時，普遍存在感性大於理性的毛病，但也不代表他們就完全不明事理了——這就像在看待小鮮肉和老戲骨時，雖然大家都更願意欣賞小鮮肉的漂亮皮囊，但在演技方面，除了最頑固的腦殘粉，絕大部分人還是明白老戲骨更加靠譜。
至於營銷包裝，這玩意網紅素人同樣沒有決定性優勢——你素人會包裝炒作，人家專業政客同樣會包裝炒作——西式選舉制度下，這個本來就是政客的必備職業既能之一。至於團隊方面，專業政客背後有精英集團的支持，所以它們完全有能力請到最專業，最優秀的營銷團隊——至少絕對不會比網紅素人的差。
綜上所述，社交媒體的革命，確實給素人參政打開了大門，但也僅僅是打開大門而已。在邁過這個門檻之後，他們依然要面臨專業政客的碾壓——雖然這個碾壓並不像傳統媒體時代那麼徹底，但優勢依然是十分明顯的。這種博弈，按理說政治素人依然沒有多大勝算。
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從特朗普開始，網紅素人這兩年在西式政治的範圍內可以說是大行其道，雖然說離全方位勝利尚有距離，但從成長性來看，已經算是大規模流行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麼依然佔盡優勢的傳統建制派，紛紛被素人政客挑落馬下？這背後，其實折射出的，是西方文化圈近年來愈演愈烈的經濟和社會危機。
2008年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尤其是發達經濟體慘遭重創，與此同時，全球化負面效應逐漸顯現，少數族裔在西式文明圈內擠佔福利，衝擊社會秩序和文化傳統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再加上難民危機，地緣政治等因素，國家和社會的隱患紛紛爆發，大部分西式國家和地區，都不同程度的陷入了經濟和社會困境。
這就意味着風險。經濟和社會的困境，不可避免的折射到政治層面，進而有可能對體制和秩序產生衝擊。
當然，也不是沒有應對的辦法。西式民主的一大優勢，就是通過選舉，輪換政黨和領袖，以這種方式來消解民眾對現狀的不滿；用這種合法的政權更迭，迎合他們改變的慾望。
這套模式當然是符合邏輯，也確實是有效果的。但問題是，這套模式也不是無限起作用。一個政府不行，民眾可以選舉換一個；第二個政府不行，民眾依然可以用選舉來應對。可三次、四次，要是老不行，那民眾就無法再忍了，到這時候，越來越多的人會意識到——這不是政治家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體制和社會運行規則出了問題。
一旦民眾的主流意識進階到這一步，他們就不會再滿足於政黨輪換，而是要求更大的改變——換句話說就是改革。但問題是，傳統建制派都是在現行體制和秩序下成長起來的，與體制和秩序的受益者，他所屬的政治勢力，也同樣存活於現行體制中，是體制和秩序的受益者。
這種情況下，你指望傳統建制派去改革，這個難度是很大的——不管換誰上來，只要他還是建制派的出身，就決定了他很難滿足民眾的改革訴求。
這時候，民眾要想達到目的，就只有兩個辦法——第一，革命；第二，擁護不屬於傳統政治集團的新人上位。
革命意味着掉腦袋，意味着推倒重來，這個風險太大了，不到萬不得已，民眾也不願走到這一步。至於第二個辦法，這個在以前傳統媒體時代，當時由於輿論被傳統精英掌控，不是這個圈子的人，壓根就沒辦法與民眾聯繫溝通。直到社交新媒體出現，體制外的政治素人，擁有了獨立的傳播渠道，能夠獨立不受干擾的傳達出自己的聲音，這種新格局下，才有以特朗普為首的各路神仙出場，將傳統建制派大佬挑落馬下。
只不過，素人們上位，真的能如民眾期望的那樣，給自己帶來滿意的改變嗎？未必。首先，網紅素人缺乏專業政治訓練，政治水平天然有限；其次，就算網紅素人有這個能力，但他也沒這個資源——所謂民眾，不過是人多而已，資源還是掌控在精英集團手中。素人政客可以憑民意，奪取寶座，但想把這個位置坐穩，依然離不開資源掌控者的支持——而相應的，自然就免不了接受妥協和掣肘。
而最關鍵的是，這種網紅素人的出頭，很可能會對西式政治制度，產生根本性的顛覆，進而對採用西式民主的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構成巨大的衝擊。
傳統代議制政治環境下，民眾通過選舉議員和領袖，來維持國家和社會的運轉。雖然這種間接代理模式，使得議員和政府領袖與民眾出現較大脫節，未必能很好的滿足民眾的期待和利益訴求，但相對應的，也使得這些政治精英，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從更全面，更長遠的的角度，來處理各類政治問題。
而現在，隨着傳播方式的改變，網紅在政壇強勢崛起，這些素人政客，固然會更尊重民意，但他們的專業性和職業素養，明顯不能和受過良好政治訓練，有着豐富政治履歷的傳統建制派相比———這意味着他們決策失誤的可能性大增；
其次，鑒於民意是素人政客的唯一支撐，這決定了他們必然在迎合民意方面底線大降——甚至沒有底線。
在很多普通民眾看來，這似乎是好事——畢竟這更像民眾當家做主嘛。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考慮到民眾整體素質有限，民意很多時候並不理性、科學，而是充滿了感性甚至不合邏輯因素（比如英國人在脫歐問題上顛三倒四稀里糊塗；台灣人想搞台獨的同時，卻幻想不受大陸懲罰，甚至還希望從大陸搞錢）。所以無底線迎合民意，代價很有可能就是政治決策的重大偏差。
總而言之，政治是需要講究平衡的，它既需要尊重民意，但同樣需要尊重政治邏輯，尊重客觀現實。傳統代議制雖然缺點多多，但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感性民意和政治專業性之間的平衡。而網紅政治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這種平衡。政治的專業性，受到了來自民意的過度衝擊。這種情況若遲遲得不到糾正或者再平衡，盛行多年，被捧為唯一正確的西方政治制度，恐怕會被民粹撕裂，進而讓整個體制和秩序，陷入不可知的風險。
走到這一步，那這些自詡文明高地，並沾沾自喜的國家和地區，就真的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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