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宣布，從4日開始，向韓方出口3種半導體產業原材料前，日本企業必須向日本政府申請批准。同時日本政府還準備將韓國從「白色國家」清單中刪除，意味着取消韓方進口日本產品所獲優待。
這次事件是二戰期間遭強征的韓國勞工向日本企業索賠案所引起，韓國法院裁決3家日本企業應就二戰期間強征韓國勞工作出賠償，而日本則認定，依據《日韓請求權協定》，這類索賠問題已經解決。這是又一起因政治爭端而引發的經濟制裁事件。
「白色國家」指日方從國家安全方面認定的友好國家，現有包括美國和英國在內的超過20個國家被日本列入「白色國家」。
這次受日本出口管制的產品分別為氟聚酰亞胺、抗蝕劑和高純度氟化氫，是智能手機、芯片等產業中的重要原材料，日本企業的產量佔全球產量大約70%至90%。
半導體工業是韓國主要產業，是韓國經濟的命脈，預期將受到日方出口限制嚴重影響，日本打擊韓國半導體產業無異於是對韓國發起一場戰爭。
全球產業鏈的高端是什麼？自然是智能手機，而智能手機的核心是什麼？自然是高端芯片，而製造高端芯片的核心又是什麼？是新材料，在這個產業鏈中，日本掌握氟聚酰亞胺、抗蝕劑和高純度氟化氫技術就等於站在產業鏈最頂端，哪怕像韓國這樣的高端芯片製造大國，依然會受到日本這樣生產製造新材料國家的制約。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當今這個經濟高度全球化、產業高度全球化時代，無論哪個國家都不可能掌握一個產業中所有零部件、所有材料的生產，而當今世界上許多看似很小眾的一些產品和技術，都可能處於被某個國家或某個企業的壟斷狀態，由此使得每個零件都可能卡住一個巨大產業鏈條的脖子，當掌握這個零配件技術和生產的國家因國家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需要以這一技術和產品對敵對國家實施制裁和禁運的時候，這個巨大產業鏈就可能瞬間崩潰，這就是當今經濟全球化、產業全球化、產品全球化所具有的極端脆弱性，所存在的巨大風險。
美國對中國中興公司的禁運就凸顯了這種脆弱性和風險。中興公司已經是全球第四大通訊設備製造商，應該具有很強的抵禦風險的能力，但當美國對產自美國公司的零部件對中興實施禁運的時候，中興立即被美國一劍封喉，只得接受美國的巨額罰單，並接受美國政府派駐中興的監審官。
隨後，美國又如法炮製對中國華為實施打擊，由於華為早有防範而使得美國對華為的偷襲沒有得逞，但任正非仍然表示，美國對華為的禁運將使華為的營業額在未來兩年受到極大影響，可能減少300億美元。任正非還表示，華為在芯片、操作系統等重大關鍵技術領域已經做好了應對準備，但並沒有實現對每個零部件的自主生產，也沒有做到有其它國家其它公司產品替代，仍然受到影響。任正非說的其實就是像三星等韓國大公司當前所面對的日本制裁一樣，韓國或者說三星不可能掌控智能手機和高端芯片中的每一個環節、每一項技術、每一個零配件，在成千上萬個零配件組成的智能手機中，任何一個雖然很小眾並被別的國家控制的零配件和材料如果受到了別國的禁運，都將造成災難性影響甚至是毀滅性打擊。
這就形成了當今世界經濟中的一個悖論：我們既需要全球化，又害怕全球化，哪怕是像中國這樣全球唯一擁有全產業鏈的國家，哪怕是像美國這樣掌握着強大科技霸權的國家，哪怕是韓國這樣在智能手機、高端芯片方面擁有強大實力的國家，一旦受到敵國的禁運，其產業、產品大廈將瞬間倒塌。在經濟、產業和產品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避免這種風險。
問題的另一面是，當日本制裁韓國的時候，韓國有沒有反擊手段？韓國生產的智能手機和高端芯片，日本可以向美國購買，而日本生產的氟聚酰亞胺、抗蝕劑和高純度氟化氫處於全球壟斷地位，韓國無法向其它國家購買。當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中國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只能對美國發起貿易反擊，如果美國根本不懼怕中國的反擊，則美國勝，如果中國對美國的反擊是致命的，則美國會受到重大損失，如美國的農業，美國高科技產業失去龐大的中國市場等等。當美國對中國華為、大疆、海康威視、超算實施禁運的時候，中國處於完全被動的局面，但如果這些企業不懼美國的禁運，則美國的禁運將會導致美國企業受到反噬，反而促使中國集中力量發展該領域的高科技和高端產業，使美國的強勢企業受到內傷。那麼當韓國受到日本制裁的時候有反擊能力嗎？從目前看，韓國並沒有這個能力，韓國很可能會像中國中興屈服於美國一樣在日本的制裁面前屈服。
馬克思將經濟與政治結合在一起稱為政治經濟學，這是無比正確的。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只講經濟，將經濟與政治割裂開來，結果你會發現，離開了政治的經濟學都存在着無法克服的理論障礙，從美國使用高科技制裁中國中興和華為，從日本以其某個具備壟斷支配地位的技術和產品對韓國實施制裁，我們會發現，經濟、產業和產品全球化在這一刻被國家利益和政治利益所摧毀。
隨着科技和信息的迅猛發展，經濟、產業和產品全球化的趨勢還會更加明顯，全世界各國既高度依存又互相敵視，這使得全球經濟鏈、貿易鏈、產業鏈、科技鏈在政治需要的時候都會變成一種戰爭武器，它不需要打擊整個產業鏈，而只需要打擊一個國家一個企業產業鏈條中最薄弱的那個環節，就可以整個摧毀一個國家的經濟甚至政治，迫使一個國家或一家企業投降。
現在我們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在這種高度全球化的時代使本國本企業的全球化風險降到最低，即使如華為、三星這樣的大企業都無法做到產品的每個環節都能夠控制，那麼就需要研究哪些是可能通過本國、其它友好國家替代而不受影響，對那些完全沒有替代的產品或零配件或新材料就必須立足自我解決，擺脫被人一劍封喉的狀況出現。
然而像韓國這樣只有幾千萬人的國家要想擺脫這種被人控制的局面幾乎不可能。中國具有這種能力，也有這種可能，關鍵是我們如何去理解全球化，如何去理解自主創新，這就需要我們建立新的政治經濟理論，這種新的政治經濟理論是一種基於全球化又打破全球化的政治經濟理論，是一種基於壟斷又反壟斷的政治經濟理論，這必然要求突破現在所有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理論體系，尋求思維方式和政治思想的突破。
基於全球化與打破全球化，壟斷與反壟斷，政治與經濟，這些對立統一體中有哪些內在規律需要我們深入研究，正如中國與美國，日本與韓國，既對立又統一，既相互鬥爭又相互需要，這正如戰爭與和平始終伴隨人類前行一樣，全球化與打破全球化必然成為當代最重大的政治經濟理論問題。
歐洲一體化進程為什麼突然停滯甚至開始倒退？這其實也是全球化與打破全球化過程中的一個案例，中日韓自貿區對中日韓來說，都十分需要，但日本突然制裁韓國，又顯示這種經濟貿易問題面臨著政治挑戰，如果打不破政治僵局，日韓將無法形成利益共同體，中日韓就無法打破政治壁壘，就無法構築起統一的利益共同體，也就無法達成中日韓自貿協定。
中美之間的問題看似經濟問題，貿易問題，科技問題，但實質都是政治問題，經濟、貿易、科技都只是手段和武器，唯有政治問題才是根本，離開了這個根本去看中美關係，必然陷入困境，我們最需要找到的是中美關係的政治邊界，然後再談貿易和科技問題。
日韓關係當前出現的問題實質是當前國際政治的一種表現，與中美關係遇到的問題沒有什麼兩樣，即然是政治問題，就必然需要從政治層面解決，如果不能從政治層面解決，最終必然會導致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經濟體系崩潰，最後國際政治體系崩潰，戰爭也會隨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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