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社會運動，由6月開始漸次升級，到現在仍然未有停止，甚至冷卻的迹象。佔中事件歷時79日，但運動去到中段，已經呈現弱勢，連主事人也開始準備結束的行動，回校教書的回校教書，也有核心人物表示不再參與活動，一些更力勸其他參與者撤離。所以到佔中運動的最後十多二十天，大家都只是等待政府出面打掃戰場。
但逃犯條例的修訂，到目前還是在擴散和升級的階段，沒完沒了，不知到何時才可以望到隧道出口的微光。
事件的強烈對比令人費解！佔中是爭普選，爭取一個令泛民百分百滿意的普選。這個議題，由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爭，爭足幾十年，到2014年集中作總體爆發。大家都會記得當時的規模、傷害、範圍、人數和歷時。但今時今日，逃犯條例針對的就是那些在內地犯了30幾項刑事罪，事後逃回香港的逃犯。香港750多萬人，有幾多這類型的潛在逃犯？但引發出來的抗爭運動，卻不知比2014 年的事件，嚴重了多少。我相信所有對香港問題有興趣的人士，都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
對一些評論人士而言，簡單歸咎沒有大台可能是最易交差的答案。但2014年是否只有一個大台，而目前又是否真的沒有大台？其實都莫衷一是！就算在2014年，其實也有幾股力量主導，但整個社會的能量不足，並且不斷下滑，那運動就自然走向末路。有大台如是，無大台也如是，因為大台小台，也是靠社會上那股政治能量支撐。香港過去20多年的政治發展，政治團伙是不斷碎片化。在1989年六四事件的年代，還勉勉強強可以說是有集中的力量，司徒華和李柱銘可以在大台發號施令。之後一路走來，已經沒有誰說了算的權威。但團伙分散拆細，一樣可以互相配合，各自走位。這些團伙的頭頭，早已經表態，不篤灰、不割席，那就證明是各司其職的角色扮演了。所以再去糾纏這場運動有沒有大台，根本就是文不對題。
今次社會運動之難以處理，是社會上仍然有強大的政治能量。個人參考過不少民調，其中一個頗為一致的結果，是今次的暴力行為，得到的社會支持是過去歷史上從來沒有的高。這也是本欄在周前指出過，在最前端使用暴力的示威者（其實也是暴徒），後面有相當龐大的民意支持。在沙田暴亂之後，本欄已經指出，最令個人擔心的不是參與沙田暴亂的人數和暴力手段，而是警察進入新城市廣場時，周邊的顧客對其報以的噓聲！
走在最前端，使用暴力的示威者，無論人數有多少，亦不過是數千或一萬之眾，以香港警察的設備和訓練，要瓦解他們的戰鬥力並不為難。而目前之難，就是難在這一萬幾千的暴力示威者後面的民氣。民氣和暴力一旦貫通，聯成一氣，那就不是單靠警力可以解決！更何况香港警力，就是那不到3 萬人。
不能光靠警力
今次社會運動和暴亂有沒有大台，大家可以去爭拗一輪，但在建制這方面，就一清二楚，大台就是中央政府。因為在體制上，一國就是一國，下面多少制也是一國，特區政府後面就是中央政府。上周三在深圳舉行的座談會，就是中央向香港各界傳遞最明確政治信息的場合，所有政治信息中，「止暴制亂」是重中之重，一切措施，都是要制止暴亂，讓社會早日回復秩序。
而對最前線的暴力示威者，警察是最直接的抵禦工具。但把後面的民氣隔開，就不是光靠警力可以奏效，而需要施以其他方面的介入力量。
其中一些建議，是滿足反對派的一些訴求。坦白講，任何政治爭拗，最後都只能靠政治妥協來解決。但妥協，又不能完全靠政府一方去讓步來達成，因為訴求那張清單，可以無休止地加上去。如果只講求目的和實際效果，行政長官明言「the bill is dead」，其實比「撤回（withdraw）」更強而有力。但求死也不能，非要用「撤回」兩個字，那就不是簡單的訴求了。
中央政府提出「止暴制亂」為大前提的主要目標，除了希望社會早日回復秩序，更有深一層的政治含義，就是不能接受任何以暴力手段去達到其政治目的。暴力就是暴力，不能和政治訴求混為一談。
至於另一個重要政治信息，就是香港再繼續亂下去，就要750 萬人埋單，這既是必然結果，也是把話說在前頭。■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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