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智利總統皮涅拉突然宣布，放棄主辦原定於11月的APEC峰會，以及12月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以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問題。
這一決定讓世界驚訝，畢竟這在APEC歷史上可是首次，並且由於中美經貿磋商進展，外界普遍對這場峰會抱有期待。
智利騷亂有這麼嚴重？——事實也確實如此，也就兩周多的騷亂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7000多人被捕，部分華人商鋪也遭殃，被搶劫或燒毀。
智利爆發這麼嚴重的騷亂，其背後隱藏的深刻社會結構性問題，值得每個中國人深思。
模式
在大家的印象中，智利是拉美地區相當發達的國家。數據也證明如此：2018年智利人均收入已接近1.6萬美元（中國是接近1萬美元），位居拉美首位，智利還是經合組織（OECD）這個「富國俱樂部」的成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樣一個富裕的國家卻因地鐵票價上漲30比索（合人民幣3毛錢）這樣一個小理由，發生了幾十年來最大一次全國性抗議活動。和平示威之外，我們還看到了大量打砸搶燒的暴力活動。
「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示威者喊出了這樣的口號，這說明這次騷亂是智利社會長期積累的不滿情緒的總爆發。
示威者明確亮出他們抗議的目標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何謂新自由主義？為什麼新自由主義成為智利民眾不滿的根源？
準確來說，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潮，並不誕生於智利，而是起源於20世紀二三十時代的歐洲，其倡導者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和「英國學派」。
該理論延續自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市場的完全自由競爭，認為個人權利先於集體，主張政府對市場干預的最小化，倡導私有化改革。
在20世紀70年代，由於凱恩斯主義無法解決西方國家面臨的失業與通貨膨脹並存局面，即「滯漲」問題。歐美大部分經濟學家重拾新自由主義，歐美國家也開始大力向海外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1975年，靠軍事政變上台的智利總統皮諾切特邀請到了美國「芝加哥學派」的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考察智利，深深信服於後者的理論。而後，皮諾切廢除了其前任阿連德總統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各項政策，進行了徹底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改革。
不同於後來蘇聯和中東國家「休克療法」的失敗，當時的智利軍政府憑藉強力統治和高壓政策，使智利度過了艱難的轉型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智利經濟常年保持高速增長，成為西方國家口中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典範，其模式也被稱為「智利模式」。
在「智利模式」下，國有企業以及養老體系進行了私有化，工會和各項福利制度被廢除，企業稅收降低，大量吸引外資，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除提供基本的法制和社會秩序外，最低度地干預市場。
在外貿方面，智利與50多個國家簽署20多個自由貿易協定，與簽署協定國家的平均關稅低至1.2%，石油、銅礦等原材料和漁業等初級產品大量出口，工業製成品主要靠進口。
對比
智利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後面，隱藏着什麼問題？
智利國家男子足球隊的門將布拉沃（Claudio Bravo）在社交媒體上這麼說：他們賣了我們水資源、電力、油氣、教育、健康、養老金、醫療，我們的公路、森林、阿塔卡馬鹽沼、冰川、交通，到私人的手裡。還剩什麼？這還不夠嗎？我們不想要一個只為少數人的智利。
實際上，儘管本次聖地亞哥地鐵票只漲價3毛錢，但這已是今年內第二次漲價，並且原起步價是800比索（高峰時段），合人民幣8元左右，已是相當不便宜。
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智利一半工人的年收入低於6600美元（合人民幣46480元），與1.6萬美元的人均收入相距甚遠，貧困發生率高達8.6%（中國是1.7%），可見智利社會收入差距之大，社會分化之大。
也許智利太遠，我們很難看到智利社會的樣子，但香港的現狀，告訴了我們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結果，無外乎房價高企、生活成本巨大、普通人剝奪感強烈，年輕人上升無望。
不過，儘管人們常拿香港局勢和智利騷亂比較，但在智利示威者看來，他們抗議的性質和香港情況完全不同。
在海外社交媒體上，一個香港示威者的留言引起了智利示威者的強力反駁，如下圖。
這位名為《巴丟草》的香港賬號說：嗨，所有來自加泰羅尼亞、智利和黎巴嫩的示威者們，香港人給你們提供了一個處理催淚瓦斯的新方法。
一名智利人的賬號回復說：我們和那些來自香港的暴徒一點關係沒有，他們是美國支持的右翼分子，在智利，我們討厭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美國必須停止干涉其他國家，這個罪惡帝國已經對阿連德（總統）這麼幹過。
這裡他指的是，當年支持社會主義的阿連德就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策劃下被推翻，皮諾切也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上台。
由此可見，儘管香港和智利示威者暴力手段相似，原因也有相同之處，但雙方的想法和解決方案完全不同：香港示威者覺得他們的自由還是不夠，想要絕對的自由，而智利示威者認識到本身模式存在的問題，想要的是社會平等。
得失
其實不但在智利，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帶來的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顯現。一些批評者認為，新自由主義就是「極端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
在拉美另一個大國墨西哥，從1982年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產生了幾乎成為墨西哥標籤的大麻煩——毒販集團。當時，墨西哥農村的土地和其他領域一樣，進行了私有化改革，並允許自由買賣，農業領域也開放給外資。
結果，墨西哥的農業逐漸被外資控制，大量無地農民被迫進入城市，形成貧民窟，無法被城市吸納的大量無業人口走上毒品行業。背靠美國這個大型毒品市場，墨西哥的毒販集團逐漸壯大成可以和政府抗衡的力量。
有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存在邏輯陷阱和內生極端化趨向，即將私有制、市場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教條化、簡單化，並片面強調市場自由化的絕對有效性，否定政府調控的積極作用。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軍這麼解釋：市場不是萬能的，並不是所有經濟資源都會進入市場，人類經濟活動還存在着非市場性的制度安排和機制，例如社會文化、政治傳統、意識形態等都對人類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活動產生重大影響的塑造作用。
從根本上講，新自由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無法逃脫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它帶來了效率，但必然導致分配不公、社會分化。這個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就會爆發。
可以說，智利社會問題的爆發被大大推遲了，這首先歸因於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智利地形狹長、資源豐富、人口密度低、海岸線漫長且臨近美國市場，這為大宗商品和礦產製品的出口貿易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其次，「智利模式」有其不同於其他拉美國家的優勢，從而大大延緩了矛盾。
在崔守軍看來，與其他拉美國家政黨政治普遍存在明顯的「鐘擺效應」不同，「智利模式」政治穩定，不論意識形態的左與右，各派別富有妥協精神，能夠在重大問題上形成比較一致的立場，政策確定性和透明性高。
另一方面，智利法治健全，社會開放，營商環境好，有利於接受發達國家技術與資本的轉移。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營商環境評估，智利在189個國家中排名第55，雖然較2017年下降7名但在發展中國家中仍屬較高水平。
不過，由於近年來全球經濟復蘇乏力，過去幾年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下跌，智利的出口收入下降，公共福利的缺乏和開支不足加劇了低收入群體的「失敗感」「被拋棄感」。在這種背景下，地鐵漲價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民生永遠是最大的政治，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智利模式」最大的弊病在於沒有處理好國家和市場、公平和效率的問題。
着眼未來，破除對新自由主義的迷思，發揮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的雙重力量，無疑是解決智利困局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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