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這些年的英國政治，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徵：一旦政府面對重大社會分歧，或者難以決斷的國家大事，總喜歡用「全民公投」的方式來解決。而對這種操作最上癮的，則屬前首相卡梅倫，其任上共批准執行了兩次大規模全民公投——2014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和2016年的脫歐公投。
前一次公投，蘇格蘭統一派以微弱優勢戰勝獨立派，大英帝國僥倖逃過一劫；而在2016年的脫歐公投中，本想用公投堵住脫歐派嘴巴的卡梅倫，則徹底玩砸了鍋，脫歐派以微弱優勢戰勝留歐派，英國脫歐成為必須進行的現實——這一結果不僅終結了卡梅倫的政治生命，更是將英國帶入了巨大的混亂和動蕩當中。接下來三年，整個英國政壇圍繞脫歐攪的是天翻地覆，至今仍泥潭深陷。而本已一度平息的蘇格蘭獨立風潮，也因脫歐而再起波瀾，現在蘇格蘭獨立勢力正積極操作二次公投 ，誓要與自絕於歐洲的英國說再見。
毫不客氣的說，脫歐可以說是英國政治的重大戰略級失誤。回顧歷史，上一次英國出現這種級別的失誤，還得追溯到1938年張伯倫與希特勒簽訂《慕尼黑協定》，被元首坑了個稀里嘩啦。而上一次失誤，原因是政治家張伯倫出現了戰略誤判，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和德國戰爭動員的規模和速度。而這一次，則完全是當代政治家卡梅倫的極端不負責任，放棄了自己作為政治領袖的責任和擔當，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甩鍋給公投這種最差勁的決定方式，最終釀成大禍。
為什麼說公投是最差勁的政治決策？這是由公投參與者的政治素養決定的。表面上看，公投最為民主，是民眾行使自身政治權力的最直接方式；但實際上，這玩意只能說說而已，真正讓民眾來直接行使政治權力，結果通常是非常糟糕的。原因很簡單——民眾作為一個整體，無論是能力、經驗還是素質，都不足以對政治做出客觀而理性的決策——越重大，越複雜的政治決策，民眾越不具備這樣的能力。
正所謂術業有專攻，政治決策，理應由受過專業訓練，有豐富知識和判斷力的政治精英來操作，方能儘可能的提高正確率。如果完全交給民眾，讓國家大事取決於他們他們膚淺、幼稚、且情緒化易變的認知，這明顯是對政治的不負責任，做出的決策時什麼水平，也就可想而知。
當然這並不是說民主沒用。但民主只是讓民眾監督政治家行使權力，作用是防止政治家在做決策時為一己私利而侵害民眾利益，而絕不是越俎代庖，讓不專業的民眾直接代替專業的政治精英行事。而全民公投，恰恰就是讓無知民眾，來直接決策事關百年國運的重大事項，這是典型的對民主的濫用，最終釀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那麼，卡梅倫為什麼會這麼做？難道作為英國首相，頂級政治精英，他不知道民眾的肚子里究竟有幾斤幾兩？不知道這麼做有極大的風險？
卡梅倫當然知道。當時他這麼做，也不是真想甩鍋，只是想通過公投這種方式來堵住脫歐派的嘴罷了——就像兩年前用公投堵住蘇格蘭獨立派的嘴一樣。只不過，這一次，卡梅倫玩脫了，最終結果與自己設想截然相反，一下捅出了個無法收場的超級大簍子。
當然，卡梅倫這是犯了錯作為首相，對重大國事做決策，並承擔責任，這是理所應當的事。卡梅倫卻在脫歐一事上採用了甩鍋的方法，尤其是明知公投存在風險的情況下，但依然如此，這背後的原因就值得深思了。到底是什麼原因，將掌握國政大權的政治領袖逼到這種程度，以至於不敢正常履職，甚至要用公投這種類似賭博的行徑，來平息異見者的攻訐？
這背後反映的是政治權力的過度衰落。
通常來說，現代西式民主環境下，權力的分類有三種——政治權力、資本權力和民權。一般來說，在和諧的狀態下，三者應該是互相制衡，互相約束，不應有哪一種權力凌駕於其他之上。
當然，按照慣常的理解，所謂的不應有一種權力凌駕於其他之上，主要防範的是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凌駕於民權之上。畢竟前兩者才是統治者擁有的權力，天然帶有侵犯性；而後者屬於被統治者，本身就只是一種防禦性權力。雖然表面上，大家都會說人民的權力最大，但實際運作中，一般還是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主導的。
但近幾十年來，在英國、乃至整個歐盟圈兒內，這個規則其實出現了一些變化——或者說是扭曲。就是，本來作為被動防禦型的民權，經常會表現出進攻性，而按理說居於主導地位的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卻經常對民權百般縱容，甚至無底線甚至無原則的迎合和討好——所謂的公投 ，就是政治權力向民權過分退讓，放棄自身職責擔當的表現。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就要歸功於現代西式民主了。民權的擴張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個漸進推開的過程。一直到二戰後，所謂全民參與的現代西式民主，才正式在西方成型。而也正是從這個階段開始，在現代西式民主理念指引下，民眾參與政治的範圍越來越大，民權在歐洲越來越囂張，對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約束力也越來越強。
在這種大環境下 ，政治家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小心翼翼的討好民眾——這也就造就了高福利社會。通過派發福利來攫取選票——哪怕這種福利超出了國家和社會的承受能力，從長遠看弊大於利，也在所不惜。
這就是民權過度膨脹的弊端。過度膨脹的民權，侵蝕了政治權力的正常生存空間，讓它不得不犧牲原則來討好民權。而民權本身又不具備相應的辨別能力和科學管理社會能力。其結果就是政治的扭曲和社會的混亂
而且，所謂民權強大，其實也是表象而已。民權本身是一個被動防禦型權力，而且它的權力基本盤——普通民眾更不過一群烏合之眾，根本不具備自發組織的能力。這也就是說，雖然民眾在這個過程中掌握了強大的力量，但這個群體的天然缺陷，卻決定了他們不知如何去科學的利用它！
這就給了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操作空間。與一盤散沙且缺乏知識和能力的普通民眾不同，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天然自帶精英屬性，這種出身決定了他們有更強的組織操作能力。雖然民權膨脹的大環境，決定了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都不得不討好民權，但在討好的表象下，他們依然可以憑藉自己在社會資源（比如媒體輿論）和技術能力方面的能力，來對民權進行引導，通過這種間接的手段，來達到控制社會運行的目的。
但雖則如此，畢竟是間接手段，所以政治權力依然要百般討好民眾。這種變通雖然保證了社會繼續在精英控制下正常有序運行（無知且散亂的民眾是不具備維持社會秩序能力的，只有政治精英懂得、且有資源來維持），卻並沒有改變民權過度膨脹的現實，也就沒有消滅政治權力受民權脅迫的潛在威脅。
這種威脅，一旦遇到極端情況，就會爆發出來。
比如民眾自身出現分裂。
掌握民權的普通民眾，本身就是一群烏合之眾，別說沒有統一的現實組織體系，甚至連信仰和利益訴求都不一致。這種情況下，首先他們自己就有可能因為內部分歧，而形成不同的立場；與此同時，政治和資本權力在內部的爭鬥過程中，為了爭取民眾的支持，也會從資深老立場出發，對民眾施加南轅北轍的影響。
這種情況下，民眾就容易出現分裂。尤其是影響越大，受關注度越高，與大眾生活關係越緊密，越容易出現重大分歧——比如脫歐，就是其中典型。
這時候就麻煩了。本來，作為政治領袖，卡梅倫有義務用專業知識來做出合理決策。但問題是，民眾對於是否脫歐分歧嚴重——這意味着無論他怎麼選，都會因為這個議題，收穫一半民眾的反感。同時，英國的現實決定了，無論脫歐還是留歐都有明顯弊端，所以無論卡梅倫選哪一個，他都會因此承擔弊端的責任。
這對卡梅倫來說，是不可承受之重。畢竟他還想在英國政壇混，還想在首相位置上長久呆下去，如果光為一個脫歐議題，就失去一半選民——甚至更多，這對他來說簡直是政治自殺。再加上這個決策一旦做出，未來各種脫歐或者留歐的弊端，都關於會成為政敵攻擊的工具，時刻喚醒那些持反對立場的選民的記憶，這種長久印象，對卡梅倫的政治生涯可以說是致命的。
卡梅倫怎麼辦？如果他是偉大政治家，那他大可以秉持初心，一切從國家利益出發，堅持自己認為的正確決定（留歐），哪怕為此付出政治生命也在所不惜。
但和明顯，卡梅倫不是偉人。他就是一個普通的政治精英，他有自己的私利私慾，做不到為國犧牲自己的一切。
當然，這倒也不是說卡梅倫就想為一己之利出賣國家利益。只不過，他想一箭雙鵰——在做出正確抉擇的同時，也堵住異見者的嘴，這樣既維護了國家利益，同時也不讓自己墊背背鍋。
這就有了蘇格蘭公投和脫歐公投。卡梅倫想通過公投的形式，來達到想要的結果，以實現兩全其美。
當然，這是有風險的——公投有可能出現與自己設想相反的結果。這一點卡梅倫當然清楚。只不過，首先，他預判自己的選擇代表了主流，所以贏面較大；其次，如果想兩全其美，既不傷害國家又能保全自己，這也是唯一的路，所以這種風險，他必須得冒。
而結果，卡梅倫玩崩了——雖然蘇格蘭公投僥倖過關，但脫歐公投，卡梅倫的預判與結果截然相反。這下不僅終結了卡梅倫的政治生命，也將英國帶入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大坑。卡梅倫的苦心孤詣，最後換來的卻是最慘烈，最糟糕的結局。
當然，事後復盤，大家可以指責卡梅倫的不慎重，甚至可以指責他的私心。但在雲石君看來，是人都有私心，正確的應對方式，不是存天理滅人慾，而是通過制度建設，來降低私心生亂的可能。卡梅倫的私心背後，本質上是制度的扭曲，歐洲現代民主體制下，民權過度的膨脹，嚴重壓縮了政治權力的正常運作空間，導致政治家的轉圜空間越來越小。到最後，為了在如此惡劣的政治環境中生存，政治家不得不搞一些驚險操作，甚至拿國家大事做賭——卡梅倫對公投的痴迷，就是這種無奈的代表和體現。不是他不知道民眾不堪大用，不足以託付；只是，逼仄的政治環境，已經讓他無路可走，他如果不想為了國家把自己也搭上，就只能用公投去碰運氣。只不過失敗后的結果，是炸了自己的同時，也把國家帶到了溝里。
這就是英國公投背後的政治邏輯。而除了這個邏輯，公投這種極端民主形式，之所以能在英國、甚至歐洲大行其道，其實也有着深厚的歷史和時代背景，罪魁禍首，則就是民權在現代歐洲的過度擴張。正是民權的無節制泛濫，讓英國和歐洲陷入了諸如公投、諸如高福利、諸如聖母價值這些看似最完美，實則最愚蠢的大坑，直到現在，依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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