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對待戰爭一樣對待傳染病

世界衛生組織將來自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定義為「公共衛生緊急情況」。這種措施極少發生，通常只在重大傳染病疫情出現時候才會啟用。

但「極少」並不是傳統認知上「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罕見，在公共衛生領域，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緊急情況：2009 年的豬流感（H1N1）、2014 年到 2016 年的「伊波拉」（Ebola）疫情、2016 年的寨卡（Zika）……全球人民發現自己正在越來越多的面對這樣的大型傳染病。

在武漢之前，很多專家預測會成為下一個流行病的病毒在中國。只不過不是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而是一個叫做 H7N9 的禽流感。88% 的感染者得了肺炎，四分之三的人因重度呼吸道疾病而接受了重症監護，而 41% 的人死亡。

01. 相比核戰爭，我們更要警惕傳染病

1918 年 3 月 4 日，一處位於美國堪薩斯州的軍營發生了流感。接着中國、英國、西班牙都出現了類似的癥狀：頭痛、高燒、肌肉酸痛、食欲不振。

幾個月後，秋季來臨時，這個最終被命名為西班牙流感的傳染病已經正式成為肆虐全球的流行病。至 1920 年春季，全世界有 10 億人感染，約 2500 萬到 4000 萬（一說為 7000 萬到 1 億）人死亡。西班牙流感的出現，直接影響了同期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世界各國都已經沒有額外的精力再應付戰爭，所以最終一戰在 1918 年末結束。

一戰的死亡人數約為 2050 萬到 2200 萬，遠少於死於西班牙流感的人數。單看這些數字可能會沒有什麼感覺，但是如果我們列出死亡人數最多的流行病和戰爭：

你會發現，因為流行病死亡的人，並不比因為戰爭死亡來的要少。

比爾 · 蓋茨幾年前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流行病與戰爭都需要耗費大量的金錢，但是政客們只會認真對待戰爭——至少在建設軍隊等方面是這樣的。

「對軍人來說，他們是隨時隨地都準備好要投入戰爭的。我們還有預備軍人，能夠使備戰的人口大量增加。北約組織中有很多戰爭遊戲，可以讓我們知道人員是否已經訓練有素。」在一次 TED 演講中，比爾 · 蓋茨這麼說。「這些，應該是我們為疫情出現做的準備。」他說。

他還拿出了一個模型，表示如果西班牙流感在當代社會爆發，會在 250 天之內殺死 3300 多萬人。雖然人類醫學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交通運輸的發展同樣有目共睹，給病毒的大規模傳播帶來可乘之機。研究表明，如今穿越國境旅行的人數是 1918 年的 50 倍，一旦出現傳染性疾病，就可能隨着人流入侵世界各地。蓋茨說：「在傳播速度方面，我們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為危險的環境。」

但現實總是令人失望——在美國，所有的軍隊加起來的人數是 130 萬，而經過認證的醫生人數，只有 95 萬。

在世界的另外一頭，西班牙流感至今還在興風作浪。根據胡安卡洛斯三世國家流行病監測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7-2018 年共有 927 例流感死亡記錄。

而當時間邁進新前年，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以更加「文明」的方式進行戰爭——網絡戰、信息戰、貿易戰後，與戰爭相關的死亡數遠遠地被流行病甩在了身後——在過去的 60 年中，每十年新發疾病的數量增加了近四倍，自 1980 年以來，每年的暴發數量增加了兩倍多。

在 1990 年有關「傳染病人類學」的論文中，瑪西婭 · 英霍恩（Marcia Inhorn）和彼得 · 布朗（Peter Brown）估計，傳染病奪走的生命可能比戰爭，非傳染病和自然災害加在一起還要多。傳染病是我們最古老，最致命的敵人。

他們今天仍然如此。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主任托馬斯 · 弗里登（Thomas Frieden）博士說：「在豐收的一年中，流感殺死了 10,000 多名美國人。」 「在糟糕的一年中，它造成的死亡人數是原來的五倍。如果發生大流行，情況將更加糟糕。人們認為 H1N1 流感還沒有那麼嚴重。但是，有 1000 多名美國兒童死於 H1N1！」

02. 像對待戰爭一樣對待傳染病

蓋茨說，「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在未來幾十年內殺掉上千萬人，那比較有可能是一個高度傳染的病毒，而不是戰爭。不是導彈，而是微生物。」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部分理由是因為我們在核威懾上投注了很大的精力和金錢，但是在防止疫情的系統上投入卻很少。人類還沒做好迎接下一場大的疫情的準備。

問題就在於我們沒有任何系統：我們找不到一群準備好了的流行病學家，可以去到疫區看看病理和病情發展，病例都是由媒體報道傳來的，信息上線已經很晚了，而且還未必準確；我們也找不到訓練有素的醫護小組；我們沒有一套讓人們嚴陣以待的方法；我們調動上千名醫護人員到達疫區的速度十分差強人意。

大的疫情需要我們動員數十萬的人，在疫情到來之前，我們沒有任何人在研究治療方向，沒有人在想該用什麼方法。該用什麼工具——蓋茨說，這是全球性的失敗。

預防流行病的主要方式是早期發現。這意味着要進行良好的監視。不幸的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 194 個成員中，只有 64 個具有足夠的監視程序，實驗室和數據管理能力，足以履行根據國際衛生條例達成的協議中的義務。此外，世界衛生組織的作用是監視流行病，而不是做好前期的預防研究。

在發生新的流行病之前，現代醫學理應給我們提供某種保護。但是專家說我們很可能會出現疫苗緊缺，甚至連抗生素都會沒有。2014 年，埃博拉疫情導致超過 11000 人死亡，雖然人們對這種病毒並不陌生——從 1976 年發現以來，每年都會有人因此喪生。但至今為止，依然沒有能夠與之抗衡的藥物或者疫苗——因為市場不夠大，製藥公司沒有任何理由去製作。

科研成果走出實驗室的速度依然不夠快。為了加速這一進程，蓋茨基金會今年宣布成立了比爾及梅琳達 · 蓋茨醫學研究所。除非我們能夠開發出疫苗或利用其他手段來預防最具破壞性的傳染病，否則全球最貧困的人群就無法過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除了及早發現外，整個世界都需要在體制和技術上做出更好的反應。眾所周知，世衛組織在涉及埃博拉疫情時減慢了速度，人們普遍認為它過於繁瑣和官僚主義，無法應對將新興流行病扼殺在萌芽狀態的速度。有人說要建立一個專門的國際防疫組織。

當然，這些工作依然在進行中。

03. 伊波拉和西班牙流感的啟示

2014 年，一個鋼鐵商人從利比亞乘坐飛機飛往尼日利亞。那個時候正是伊波拉在西非肆虐的時刻，這位商人在飛機上就出現發燒的狀況，還沒有出機場就倒下了。他被人帶到了位於尼日利亞拉各斯的醫院，這是西非最大的城市之一。

幸好，傳染性極強的病原體在城市中，遇到了知道如何應對傳染病的人——受到美國 CDC 訓練的醫生在人海中尋找到了這個商人，以及他在飛機上遇到的那些人，以及他們遇到的那些人——最終，這份名單超過了超過了 20000 個人。

最終，這個名單裡的人有 19 個死亡。但是如果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去尋找那些潛在的受到感染的對象的話，這個名單可能會更多。

伊波病毒暴發的時候死了一萬多人，所有的死者都在西非的三個國家裡，之所有沒有擴散的原因有三個：一是醫護工作者的諸多英雄事迹，他們找到病人，並且防止更多人得病；第二個原因是病毒的特性，伊波拉病毒不是靠空氣傳染的，等到你有足夠的傳染力，大部分人已經卧床不起了；第三個原因是病毒沒有傳到都會區，而這純粹因為好運氣。如果病毒傳到大城市，死亡人數遠不止這個數字。

武漢肺炎這次，顯然我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通過空氣傳染的病毒讓人無法察覺。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病毒通過空氣傳播的模型：病毒會以很快的速度向全世界蔓延，最終全球有三千萬人死於這個疾病。

蓋茨建議說，事實上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很好的反應系統。我們可以用手機收集和發布信息，我們有衛星地圖可以看到人們在哪裡和往哪裡移動，我們在生物學上的進步也可以讓大幅縮短我們找到病原的時間，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到疫苗和解藥。所以我們是有工具的，但是這些工具必須整合在一個全球健康系統下，否則就是無效的。

此外我們必須時刻處於準備好的狀態。我們如何做好準備？最好的例子還是來自於備戰。對於軍人來說，他們是隨時隨地都準備好要投入戰爭的，我們還有預備役軍人，可以使備戰人口大量增加，北約甚至有個機動小組，可以很快地行動起來，北約組織還有很多戰爭遊戲可以測試人員是否已經訓練有素——而這些其實就是我們面對疫情的時候，該準備的事情。

關鍵的事情有哪些？首先，在貧窮的國家裡必須有發達的衛生系統，母親們可以安全生產，小孩們可以接種疫苗，我們也可以在很早的階段偵察到疫情的暴發；我們需要後備的醫療部隊，和非常多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可以隨時準備好帶着他們的專長到達疫區。我們甚至可以用軍隊來配合醫護人員。利用軍隊迅速移動的特性，來進行後勤運輸和維持安全。

我們還需要進行一些情境模擬，進行病菌遊戲看看防衛漏洞在哪兒，最後，我們在疫苗和病理學上還需要很多的研發工作。

雖然我們無法預估這一切究竟需要多少預算，但是蓋茨確信跟損失比起來，一定是比較便宜的。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如果我們有流感的疫情暴發，全球經濟會損失三萬多億美元，以及千百萬人的死亡。

如果說武漢肺炎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的話，那就是這個全球性的衛生系統的建立，刻不容緩。如果說一次又一次的全球性病毒，有什麼正面影響的話，那就是讓我們提早拉響警報，覺醒，並做好準備。如果我們現在着手，那麼， 在下一場疫情來臨之前，我們是可以準備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