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

列寧曾說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當去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甚至從2014年發生「非法佔中」開始，就有許多專家學者從經濟層面，如房屋土地、貧富分化、利益階層固化等方面嘗試探討香港問題的成因。列寧說的話是沒錯，但是許多人卻忘記了後半句話：「政治反作用於經濟」。而香港目前的問題，其實就是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力，正在強力阻礙香港發展。

今天，有理哥選幾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大家看看就明白了。

政治風波促失業大潮

眾所周知，香港有購物天堂的美譽，從公布數據查詢，零售業吸納了香港的就業人口近三成，是勞動力最多的行業。

「修例風波」中由於遭黑暴肆虐，零售業銷售數據持續兩位數下跌，明顯受挫。我們僅選取新冠疫情發生之前的2019年12月份數據來看，香港零售業總銷貨數量較2018年同期下跌21%，總銷貨價值為362億港元，同比減少19.4%。特別是2019年第四季度零售銷貨量同比下跌24.1%，創有記錄以來最大季度跌幅。而2019年全年，香港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為4312億港元，同比下降11.1%，總銷貨數量則下跌12.3%。這反映了社會政治事件對與消費及旅遊相關活動的衝擊非常嚴重。

究其原因，是風波中黑暴多次當街滋擾、毆打講普通話的遊客，導致治安環境迅速惡化，包括內地在內的全球遊客都對香港望而卻步。沒有了遊客，大量商鋪倒閉，員工失業，民生能好嗎？

遊客減少也使得赴港工作人流進一步減少，直接體現在香港航空領域的國泰航空、香港航空兩家企業已經瀕臨破產。而且原本生活收入並不差的部分航空業員工，由於熱衷政治事件，支持黑暴、參與罷工而導致失業，也是政治影響民生的實例。

6月14日，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失業率將創出15年來的新高。政治事件已嚴重影響普通民眾的日常收入，談何民生呢？

反對力量扼殺新建住房

香港住房問題一直被長期詬病，也被認為是港人不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香港其實根本不缺土地，大量土地並未被開發。每當港府要新建房屋時，就會遇到如環保、訴訟、阻撓撥款等各種各樣的難題。

1997年香港回歸後，港府力推八萬五政策，就是每年供應不少於8.5萬套住宅，希望10年內香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將輪候租住公屋（廉租房）的平均時間由6.5年縮短至3年。應該說，當時如果能順利實行這個計劃，2007年香港民生將大幅改善。

但是這個計劃卻因強大的反對力量阻撓而擱淺。立法會上反對派議員為反而反，本該是受益者的市井民眾被煽動上街反對，又遇上1998年金融危機，最終在內憂外患下，被迫取消。

陸地上的地動不了，那麼填海行不行？20多年後，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再提出大嶼山發展計劃，希望在香港郊區的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分階段填海興建人工島，填海面積達1700公頃，興建住宅、新商業區等，配套建設策略性交通基建及升級現有道路基建等工程。但該計劃同樣受到強大的阻力，立法會上反對派議員繼續用環保、財政壓力、甚至破壞風水這些理由來全力阻撓。連具有廣大號召力的港星劉德華因為支持這個民生工程，也被反對力量污名黑化，可見阻力之大。

按照傳統思路，我們可以想見這是因為動了房地產大佬的蛋糕，所以被反對。但是仔細分析，為什麼反對派、地產商能夠公然對抗特區政府去反對民生工程呢？

這要從1992年說起，那年專制的港英政府突然變得非常「民主」：宣布解除社團限制，社團隨便註冊；將港府行政權分給了政務司，再把立法權分給獨立於政府的立法會；司法權更嚴密地由外籍法官控制。英國殖民者的一系列政治操弄，成功地將回歸後的港府權力架空，導致其一系列施政困難。

可以說，英國人臨終布下的局困住了今天的香港。

政治圍堵限制香港金融發展

眾所周知，香港是大量中國企業上市融資的目的地，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在人民幣國際化上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統計數字，全球70%以上的人民幣支付通過香港進行結算。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裡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也仍將是世界引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多國經濟將受重創，全球經濟預計陷入負增長，而中國是為數不多依然可以正增長的經濟體。疫情之下，尚且如此，可見中國經濟的強勁動力。追逐利潤的國際資本自然也懂，都想來中國分一杯羹。

但是為保障人民幣的「主權」，抵禦國際金融大鱷的薅羊毛，人民幣現階段尚不能隨時自由兌換，需要一定時間辦理手續。對於投資內地實體經濟的外資這不是大問題，但對於分秒必爭「永不眠」的國際金融資本，這個時間差就很關鍵。所以國際資本需要有個跳板，既能自由兌換貨幣出入，又能投資中國分到紅利，跳板在哪裡？允許資金自由出入，有獨立貨幣（港幣）的香港，就成為了這個重要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同時中國內地企業發展，也要走出去，直接去美國上市是一個常用的方法。知名國內企業如新浪、百度、網易、阿里、拼多多……都選擇在美國上市。經過全球化的發展，中國科技創新企業赴美國上市，是符合經濟規律的市場自然選擇。根據數據，目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多達163家。

中美如果按照正常經濟發展規律，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看到美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方面圍剿中國的力度越來越大，這些自然也反映在經濟領域。5月20日，美參議院通過法案，任何一家外國公司連續三年未能遵守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的審計要求，將禁止該公司的證券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

看美國法律條款是「任何外國公司」，而現實中只是針對中資企業。同時中國也不會允許美國政府到中國核心領域的企業進行別有用心的「審計」，這將嚴重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所以如果這個法案成為正式實施的法律，中概股大概只能繼續在美國上市三年就得退市。

美國高舉達摩克利斯之劍，會不會落下來不好說，但是已經嚴重威脅中國企業安全。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上市，就成為了中國企業的必然選擇。2019年，已經預感到危險的阿里巴巴就選擇回到香港二次上市。隨着美國不斷以政治打壓干涉正常經濟運作，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年，將有一大批在美上市中國企業赴香港二次上市。

應該說，是世界的需要，中國的需要，在「一國兩制」的保障下，成就了香港現在的金融中心地位。

但是，這個金融中心現在對資本卻不安全了。

怎麼不安全？我們舉個例子，華為作為一家中國民營企業，因為觸動了美國霸權利益，被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從經濟、政治、甚至員工人身安全上進行全面打壓。華為公司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無理拘捕，就是由主要業務在香港的滙豐銀行，幫助美國司法部在中國香港收集證據，讓美國拿到了一份所謂的華為違反其國內法律的PPT文件，美國籍此指揮第三國加拿大非法拘捕孟晚舟。而中國在香港，這個自己的國土上卻不能因為國家安全理由抓捕或驅逐外國間諜。

這個例子，說明了主要業務在香港的外國公司，可以懼怕美國而無視中國，做影響、干擾、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事情。中國企業在這個巨大安全隱患下，是否敢安心、全力投資香港？

以前中國經濟實力弱小的時候，這個矛盾還不是很突出，畢竟沒有太多中國企業需要美國動用國家力量進行極限施壓。隨着中國的強大，美國開始步步緊逼、千方百計遏制中國發展。而香港這個中企走出去的跳板，隨時可以被美國人利用，中國卻無法在中國的土地上保護中國企業？

這個巨大安全隱患必定阻礙中國資本對香港的倚重。

崇西反中心態束縛香港經濟

上世紀中期，由於西方對新中國的封鎖，成就了香港作為中西交流中轉站的地位，從而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在英國殖民教育之下，許多港人將香港的成功歸功於英國人的殖民統治，並以被英國殖民過為榮。當香港回歸後，香港「精英（買辦）」階層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念念不忘，對於英國人制定的制度視若神明，半點不能改動。隨着回歸前英國在香港政治、教育、司法、傳媒各體系埋下的「暗樁」發揮作用，為整個香港社會灌輸了「高等華人」心態，部分港人自認雖比英國人低等，但是比自力更生的內地居民高一個「檔次」。

隨着內地經濟的高速發展，民眾經濟收入顯著提高、生活質量的大大改善，使得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部分港人心態產生了巨大落差。這時候泛政治化的宣傳工具告訴他們，你們還有「西式民主」，比起內地依然是「高等華人」，這成為部分港人的麻醉劑。像吸毒一樣，越陷越深。這部分被毒害的人群，就演化成為港毒支持者和同情者。

排斥中國制度、排斥中國產品、排斥中國企業。在過去一年的「修例風波」中，中國銀行、喜茶、甚至連中資控股的星巴克都遭受破壞，就是仇中排華的具體體現。
這種心態又進一步阻礙了香港與中國內地經濟的融合，導致香港經濟進一步下滑。

回到開頭，去年許多專家學者都提出香港民生問題導致民怨沸騰，進而產生了示威遊行不斷的政治困局，但沒有提出解決方法。

其實，解決方法中央早想好了！就是跳出香港這個小圈子，站在更高的層面，放在全國乃至全球的博弈視野去考量。

全國人大5月28日通過了有關《港區國安法》的決定，為徹底解決香港問題打下了堅實基礎。

下面，咱們再從剛才四個方面來分析。

就業方面：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如果能成功打掉亂港幕後黑手，將西方反華勢力清除出香港，就沒有人能夠再去煽動暴力，失去指揮、斷了財路的街頭黑暴也無法組織起來。隨着香港社會環境的改善，遊客才敢放心來香港旅遊、消費，零售業、服務業才能有生氣，普通香港居民才能有收入，整個香港才能重新回到正軌。

居住方面：

香港社會的高度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阻礙香港普通市民改善居住環境的重要原因。實施《港區國安法》，嚴格落實國歌法、國旗法，推行愛國主義和國家安全觀教育，一方面能使港人從醜化內地的蠱惑中醒悟過來重新認同祖國，更願意融入大灣區建設，部分港人可以選擇在大灣區置業生活。另一方面對故意搗亂的香港反對派的囂張氣焰可以進行有效打擊，當盲反的力量減少，港府施政得以消除阻力，便可以開展更多項的民生工程，徹底改善居住及公共環境。同時又會刺激建築業，提供更多就業崗位，進而增加香港普通勞動者的收入。

金融方面：

3年前中國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這充分證明中央在幾年前就已看到了香港問題的本質，已有保護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計劃，去年的「修例風波」只是加快了中央撥亂反正的步伐。

中美交鋒，美國不擇手段的使用各種方法打壓中國企業，使得中國企業即使在中國的香港，也無法得到基本的安全保障。這種情況下，國家主動出手，為香港訂立國安法律，保護中資企業，確保了中國資本在香港的安全。

有人會擔心，那會不會影響外資？我們再以剛才滙豐銀行為例，滙豐銀行為美國提供所謂的「關鍵證據」後，自稱十分擔心來自中國的「報復」，6月初曾主動以大資本的身份勸英國政府不要跟隨美國打擊華為。那麼我們想，如果實施了《港區國安法》，不願意介入政治的金融資本，也完全有理由拒絕美國的政治施壓，不充當美國的間諜，否則將會受到中國法律的嚴厲制裁。這客觀上是幫助在港外國資本去政治化，成為它們安心從事經濟活動的定心丸。

而美國威脅香港實施《國安法》後，將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是不是對外資會有影響呢？確實會，但是主要是影響美國企業在香港賺錢。香港是美國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美方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後，從香港賺的錢將減少。而對於中國企業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企業，你是來做生意的可以更加專心賺錢，因為有中國《港區國安法》保護，外國政府也不能將企業政治化，確實是更有利於企業發展。

思想方面：

5月28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以高票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負責開展國家安全教育，以最高權力機關的身份確定了香港要形成國家安全教育機制，這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正如國務院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所說：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象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一國兩制」的政治體制本沒有錯，只是因為內外亂港勢力的相互勾結導致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的長期不設防，過度強調「兩制」，而不尊重「一國」，引發社會動蕩，阻礙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嚴重的影響了香港市民的福祉。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港區國安法》的落地實施，將為香港社會有效解決政治問題、彌補社會撕裂、恢復經濟民生打下堅實基礎，東方之珠將再次綻放光芒！■

參考資料：

兔主席：《聊聊中美對立將香港經濟與金融的影響》

肖磊看市：《山雨欲來，香港各界必須要跟大陸緊緊的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