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靠理性，不靠激情，事實證明，「願景治國」「口號治國」是行不通的，要發展，就要尊重市場規律。
畢竟在這個世界上，殺頭的事有人肯幹，賠錢的事卻沒人肯幹。資本天然趨利，全球化的大門一旦打開，就很難再用政治把它關上。
一、逆全球化時代，中國需要開放4.0
自2019年以來，逆全球化的呼聲日漸嘹亮，在新冠疫情衝擊下，更成為焦點話題。
逆全球化暴露出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短板：在現實層面，經濟與政治並未真正脫鉤，所謂市場自主、貿易自由，只是一個美麗的神話。
特別是在國際貿易領域，政治經濟學仍然佔統治地位。政治隨時可以伸出「看得見的手」，將競爭對手清剿出局。
由此帶來巨大的思想困境：在相當時期，國人奉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圭臬，而當這一思想方法與現實相乖離，我們該何去何從？
是徹底否定它，轉向民粹主義？還是深入思考，刷新並升級我們的認識力？
帶着這些疑問，去讀鄭永年先生的《貿易與理性》，會驚嘆於其中的通達、理性、平實。
在作者看來，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不論阻力多大，中國都應堅定信心、堅持理性，繼續站在風口上。
換言之，世界越封閉，中國就越應開放。
二、「中國道路」不是「美國道路」的克隆版
自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政府力推逆全球化，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退出多個國際組織。
其二，與中國等國家發起貿易戰。
其三，攪動民粹主義情緒。
在新冠疫情壓力下，美國政府更是加速了供應鏈「去中國化」操作，引起國內產業界的普遍焦慮。
焦慮的產生，源於這樣的誤會：
認為在過去40多年中，中國經濟是在重複「美國道路」，並因此取得快速增長，一旦失去美國背景，未來可能寸步難行。
在本書中，鄭永年先生指出：「中國道路」與「美國道路」並不相同，二者依據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學。
在西方政治經濟學語境中，政治與經濟是一個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至今影響着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
在古希臘時代，西方的政治經濟學也認為政治、經濟不可分，與中國古人看法一致。
但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出現了數千個小王國，長期並存。在如何擴張上，商人們與國王們達成共識，政治與經濟從此展開合作。其結果是，經濟與政治脫鉤，取得獨立地位。
為強化此地位，資本進而贊同「保護社會」，使社會、政府相互制衡。
其結果是：政府與發展分離，政治人物想推動發展，也無有效辦法。隨着經濟的重要性不斷提升，政府日漸被邊緣化。
全球化後，資本實力陡增，貧富兩極分化加速，引發社會衝突。可從「佔領華爾街」，到「BLM運動」，西方政府始終拿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可見，「美國問題」是「美國道路」內生的困境，是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必然結果。
相比之下，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經濟一直未獲得獨立地位，它始終呈現為三層資本共存的結構，即：
頂層永遠是國家資本，中層是國家與社會的結合，底層才是自由的民間資本。
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三層市場。
這種結構的缺點是，中國錯過了大分流的機遇，未能率先實現近代化，但它也有優點——最大化地保證發展。
在中國政治經濟學語境下，發展始終是政府的重要責任之一。
正如古代中國最優秀的政治經濟學著作《管子》，它不談「供需」，只談「輕重」。「供需」的主體是市場，而「輕重」的主體是政府。
三、推倒重來是不負責任的想法
沿着兩種不同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就能解釋：為什麼在過去40多年中，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如此之快，卻沒有爆發重大經濟危機；
以及，為什麼中國能快速完成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能大規模有效扶貧等。
任何快速發展的經濟體，都會受到陣發性經濟危機的衝擊，可「二戰」後，許多東亞國家和地區都實現了長期的、持續的增長，奇迹的達成，與儒家文化堅信「政府有義務推動經濟發展」有關。
不否認，中國政治經濟學也有自身的困境。
比如：怎樣在三層市場中實現平等，使所有企業能享受同樣的權利，從而保護好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
再如，如何避免國家資本獨大，三層變成一層，在歷史上，王莽時期、王安石新政時期、朱元璋時期、改革開放前時期，都出現了這樣的局面，反而給經濟發展帶來傷害。
然而，一定要將中國政治經濟學歸併到西方經濟學脈絡上，要求它做出根本性改變，將經濟與政治剝離開來，則既無可能，也無必要，還會付出慘重代價。
更重要的是，這並不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需求，無法得到人民的支持。
任何系統都是優劣並存，從沒有一個系統能適應所有時代、所有國家。這就要面對真問題，逐步修正，而非不負責任地推倒重來。
現實的問題是，西方政治經濟學對中國政治經濟學存有巨大誤會。
從政治與經濟分離的視角看，中國政府致力於發展經濟，常被誤讀成強化自身實力，對其他國家構成了威脅，必須加以遏制。
四、虛構出來的「中國威脅」
特朗普政府反覆強調「中國威脅」，卻刻意忽略了幾個問題：
首先，在政治主張層面，中國與美國沒有根本衝突。
其次，在政治操作層面，中國對美並無威脅。
其三，中國政府對美國內部事務毫無興趣，也未挑戰美國的全球地位。
換言之，中美矛盾的實質是經濟衝突，不是政治衝突，把它升格為政治問題，不僅解決不了問題，還可能激化矛盾。
其實，早在2008年，美國政府便明確提出「逆全球化」主張，採取「製造業迴流」戰略，可從結果看，2008年，美國製造業在GDP中尚佔15%左右，到2019年，反而下滑到11%。
發展靠理性，不靠激情，事實證明，「願景治國」「口號治國」是行不通的，要發展，就要尊重市場規律。畢竟在這個世界上，殺頭的事有人肯幹，賠錢的事卻沒人肯幹。
資本天然趨利，全球化的大門一旦打開，就很難再用政治把它關上，在全球化時代，誰是效率的窪地，誰就會被淘汰，特朗普政府寄望於「效率不足政治補」，未必明知。
但在書中，鄭永年也明確指出，應正視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優點，即：強烈的現實感、憂患意識和競爭意識。
事實是，中國不僅在政治上對美國毫無威脅，在經濟上對美國也毫無威脅。美國最不可能，也最不應該與中國發生貿易戰。
可西方政治經濟學天然帶有競爭基因，它開放卻不包容，不允許任何一點威脅存在，這與中國政治經濟學更多關注內部完全不同。
在高競爭時代，如何提高敏感度，如何磨鍊主動競爭、主動出擊的意識，是一個值得長期關注的議題。
五、「以暴制暴」是最壞的方法
面對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操作，該如何應對？
最壞的方法是：以暴制暴，不自覺地接受對方塑造，結果很可能從經濟糾紛，真的升格為政治糾紛，落入對方設下的詛咒中。
在歷史上，「一戰」前的德國便犯了這種錯誤，給國家、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面對民粹主義的挑戰，決不能用民粹主義回擊。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論是主動的民粹主義，還是應激的民粹主義，都是反歷史、反文明的力量。
旁觀者不會具體分辨，誰的民粹主義只是一種策略，大家只會指責弱勢一方，並將其污名化。這種污名化最終會變成施暴的借口。
這意味着，鬥智鬥勇不鬥氣才是正確的應對之道。不論對手如何挑釁，如何反智，中國政治經濟學都應表達出其理性、客制、利他的一面。
在書中，鄭永年先生提出了一個概念，即「單邊開放」。就是說，不論對方是否開放，我始終保持開放。
翻開歷史，英帝國以如此狹窄的國土、如此少的國民，竟一度佔據人類居住面積的1/4，成為第二個「日不落帝國」，其成功的關鍵就在「單邊開放」。它幫助英帝國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對手，長時間維持了全球霸主的地位。
美國在「二戰」後成為全球霸主，但70多年來，其地位多次遭到挑戰，這恰好證明，不懂「單邊開放」，將事倍功半，加大成本。
從中國歷史看，朝貢體制其實就是一種「單邊開放」體制，從整體看，它維持了東亞世界上千年的穩定，堪稱國際關係中的一個奇迹。
這啟迪着今天的中國，堅定去走開放4.0之路——將資本、產能和基礎設施建設技術等優勢帶向國際，通過互惠，超越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利益陷阱、地緣政治競爭的狹隘語境，這才是應對逆全球化的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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