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香港法治的先進程度，筆者相信，這應該是舉世公認的，毋庸置疑；最起碼，香港多年來取得的成就擺在世人眼前，本身就是對香港法治最好的註解和證明。然而，當經歷過自去年黑暴運動以來的種種社會亂象，當耳聞目睹諸多令人費解的法庭裁決、判詞之後，再回過頭來審視同樣的問題，老實說，恐怕難免會讓不少人對香港的法治開始產生懷疑。
恰巧，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在報章撰文，以《是時候緊急改革了》為題，暢談對香港司法制度的看法。筆者認為，其中一些觀點、論述，確值得大家參考、反思。筆者也想在此與大家分享自己關注的幾個重點。
法官「自我賦權」
首先，烈顯倫在文中談及有法官「自我賦權」的問題。他認為最令人驚詫的例子，是兩名高等法院法官去年11月判決的《禁蒙面法》案，「他們全面宣稱《緊急情况規例條例》牴觸了1997年6月後在香港確立的『憲制秩序』」。在烈顯倫看來，上述法院對「一國兩制」政策的理解，「遲鈍得令人瞠目結舌」；在效果上，這些法官通過決定香港的憲制秩序應該如何，「把自己抬高到了全國人大的位置，由此自我賦權擊倒一項至關重要的主要立法」。
創造導致街頭混亂的社會環境
再者，烈顯倫認為，法院「幫助創造」了導致街頭混亂的社會環境。他指出，「法院持續地讓公共利益屈從於個人權利的主張」，這給了那些走上街頭的暴力抗議人士一種「個人主權」的感覺，「保護大多數人的法律被破壞，卻沒有懲罰」，因為這些人認為自己的個人訴求是至高無上的。筆者不禁在想，對於這一點，每每回想起過去一年的黑暴場面，大多數市民應是感觸最深的。
法院允許律師顛倒《基本法》
還有，烈顯倫指出，「北京並沒有偏離為香港設定的路線，「一國兩制」政策從未改變」，而在香港回歸以來的20多年裡，（香港的）法院被賦予權力維護本地立法和普通法下的權利和責任，「北京並沒有任何干預的暗示——儘管在許多情况下，國有企業被捲入其中」。然而，「香港大律師公會一再公開聲明說北京『干預』香港事務，這其中包含了一個不言而喻的立場：『高度自治』意味着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沒有主權性的監督權。」烈顯倫同時認為，「最糟糕的是，法院允許律師顛倒《基本法》：它不是香港穩定繁榮的保障，而是被用來鑿毁法律和秩序的華廈。」
除此之外，烈顯倫文章點出的問題還包括，法院允許律師玩「法證遊戲」，利用《基本法》中的條款作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打擊政府機構和其他機構」；大律師公會「肆意砌詞迷惑迷亂法院」等等…
或者，許多小市民也和筆者一樣，對於烈顯倫從法律角度作出的闡述和論證，未必易懂易明；但至少在過去一年，許多活生生的實際例子是大家有眼所見的吧！例如早前有人為避罪責遠走英美尋求「庇護」，近期又有12名涉嫌干犯不同程度罪行的人士乘「大飛」著草潛逃往台灣，還有在「火燒活人」案現場叫囂、起哄、以粗言穢語辱罵事主的夫婦卻獲無罪釋放…筆者不諳法律，也無意妄加評論，但終歸要提出質疑：為何一些明明涉嫌嚴重罪行者，能獲准保釋？又或者保釋期間不必交出旅行證件？為何有的被告並無悔意，卻能獲法官輕判？甚或在判詞中還有讚揚被告的情況？如此這般，又如何令人對香港法治有敬畏之心？
或許誠如烈顯倫法官所言，香港的司法機構，真的已經到了亟需改革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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