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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上看到博主《子陵在聽歌》介紹了《紐約客》雜誌剛剛出版的這篇文章《The Man Who Refused to Spy》，他看完的評價是，整個人都不好了。
我看完後，整個人也都不好了……縱然我對真實的美國有所瞭解，美國也不是我的偶像，這個報導也讓我難以接受。掀開面紗，這個世界第一強國的一角，原來是如此的黑暗骯臟。
《紐約客》雜誌是美國最高大上的嚴肅雜誌之一，也是美國知識分子最喜歡看的雜誌。這一篇超過2萬字的長報導，通過一個人的遭遇，深刻的描寫了美國社會的現狀和問題。這篇文章，並不僅僅是表層描寫，而觸及了美國體制的深層次問題。
也許要感謝特朗普，如果是一個民主黨的總統在台上，這樣的一篇文章，也許就永遠不會被美國媒體發出來。
《紐約客》是一個左翼媒體，對特朗普深惡痛絕。在維護美國體制和反對特朗普中，《紐約客》還是發了這篇，會讓讀者對美國體制產生深深懷疑的文章。
當然，美國媒體雖然痛恨特朗普，在大是大非方面，維護美國體制方面立場還是很穩的。文章中正義的一方是，律師，克林頓任命的法官，美國的司法體制。反面人物是政府（FBI和ICE），官僚，保守派的法官等等。
下面，我就把這個故事的大概情況，和大家講一下並評論評論，看一看美國光鮮亮麗外表下的膿水。《紐約客》雜誌全文的機器翻譯在最後，因為是機翻，質量比較差，可以湊合看看。
2、
事情的起源是伊朗的一名材料科學家阿斯加里，去美國探親。這位科學家的孩子在美國居住。
56歲的阿斯加里（Asgari）是伊朗精英，英語流利，在美國接受教育，小女兒出生在美國，是美國公民。另外兩個大孩子，也在美國接受教育，並定居在美國。與很多國人想像的不同，雖然美國嚴厲的制裁伊朗，但仍有很多伊朗留學生在美國接受教育，留在美國。
阿斯加里是一個典型的精英，受過良好教育，留過學，這輩子應該從未進過監獄，從未和司法機構打交道。在伊朗從事的研究工作也與軍事無關。他信奉一句伊朗哲學家的格言：「科學是沒有祖國的(Science is wild and has no homeland)。」
他從未想到過，他去美國會有什麼安全問題……
2017年6月，他和他的妻子，登上了前往紐約的班機，去探望他在美國的兒子和女兒…..在紐約機場，他被聯邦調查局逮捕。
四年前的2013年4月，當時阿斯加里在美國一所大學工作。由於他是伊朗人，引起了聯邦調查局的興趣。聯邦調查局特工Matthew Olson企圖招募他為間諜，並當場給了他5000美元。阿斯加里對做間諜完全不感興趣，拒絕了這個要求。
他以為這個事情就此結束了。然而，對美國聯邦調查局來說，要麼你做我的間諜，要麼我搞死你。
在《紐約客》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經常訪問或居住在美國的伊朗人經常收到該局（聯邦調查局）的來信。多名的伊朗國民和伊朗裔美國人向我描述了這種方法，他們通常都非常害怕…… 一些伊朗人告訴我與聯邦特工的對話，交換名片，然後拒絕了。其他人則描述了持續多年的一再要求，隱蔽的威脅和法律麻煩。該局徵集反情報資產（間諜）的方式與在國內敲詐案件中爭取證人的方式幾乎相同：特工尋找漏洞，以利用這些手段來迫使人們成為告密者。他們在移民文書中發現差異，或發現違反制裁的微小行為，有時威脅要提出起訴以支持他們的要求。」
《紐約客》雜誌稱，美國政府機構在國內的敲詐案（domestic racketeering cases）中經常用威脅和脅迫的手段爭取證人作證……
想想《美國陷阱》這本書，想想華為的情況，這種做法難道不算是強迫作證，屈打成招嗎？如果證人證詞使用威脅和脅迫的手段取得，這一點與屈打成招又有多大的區別呢？
現在中國也被美國認為是敵人了。未來，又會有多少中國人會被美國情報機構盯上呢？
阿斯加里想的太簡單了，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盯上他了。
2013年2月，聯邦調查局的官員博格斯（Boggs）要求俄亥俄縣治安官給他一份搜查的搜查令，聲稱可能有理由相信阿斯加里（Asgari）違反了美國的制裁。
博格斯提供的證據完全站不住腳，比如指出謝里夫大學的部分資金來自其母國政府。 （當然，所有公立學校都是這樣。）博格斯引用了一名學生在波斯灣的基什（Kish）的謝里夫（Sharif）分支機構寫的一篇論文。這位學生從未與阿斯加里接觸，甚至沒有在同一部門工作過。
但地方法官還是批准了竊聽，這使博格斯得以訪問阿斯加里的Gmail帳戶中，從2011年開始的全部電子郵件。
當年，在中國政府因為新疆的恐怖事件，要求Google提供恐怖分子Gmail信箱中的信息時，Google傲慢的拒絕了中國政府的要求，並指責中國政府的黑客攻擊Gmail賬戶。然而，美國情報機構，以子虛烏有的證據，對一個非美國公民的Gmail信箱的長達數年的竊聽，得到了Google的完全配合。
互聯網世界沒有主權嗎？顯然不是。Gmail，表面是一個全球用戶的郵件系統，實際上是美國主權下，接受美國政府管理的。使用Gmail的每個人的一舉一動，如果美國政府想看，隨時都是透明的。
3、
也許聯邦調查局的某人真的相信阿斯加里（Asgari）向伊朗洩露了工業機密。但是該機構進行調查的方式建議進行一次釣魚，並威脅利誘，試圖促使阿斯加里成為美國的間諜。
在阿斯加里拒絕成為間諜後，他被投入了監獄中。阿斯加里的家人找到的第一位律師張口就要50萬美元預付款….. 他的家人無法承受，只好去找提供低價服務的公共律師。在阿斯加里的家人和律師的幫助下，阿斯加里被保釋出獄，在出獄安裝監控腳環時，他馬上又被逮捕。
這次是由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逮捕的。阿斯加里驚訝地發現，起訴書並不是他唯一的法律問題：他的簽證不是真正的簽證。聯邦調查局向外國人簽發一份看上去像簽證的文件，但實際上僅授予他們入境許可，目的是為了調查局的目的。（比如入境後馬上逮捕他）一旦達到這些目的，聯邦調查局必須將外國國民移交給ICE進行遣返。
用假簽證把外國公民騙到美國，然後以簽證是假的名義將其逮捕。不愧是世界頭號強國，了不起！後面會看到，這種假簽證抓人的戰術還有更陰險的目的。
在被ICE第二次逮捕一周多以後，阿斯加里在簽署了一系列文件後，再次被保釋。安裝了腳環，在克利夫蘭被監視居住。
4、
下一步是司法審判。
該案法官是聯邦法官詹姆斯·格溫。格溫是這篇文章的正面人物。所以紐約客強調格溫（Gwin）於1997年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任命為俄亥俄州北部地區法官。這是民主黨總統（好人）任命的好人。
同時，文章還強調：他與第六巡回法院的保守派上訴法官經常發生衝突。在2016年大選期間，格溫禁止俄亥俄州的投票站對選民進行騷擾和恐嚇；第六巡回法院推翻了他的禁令。在2018年，格溫（Gwin）認為ICE犯了蔑視法庭罪，因為它驅逐了等待判決的被告，第六巡回法院再次推翻了他。
這是一個與特朗普壞分子，保守派上級法官堅決鬥爭的好人。
於是，格溫先判決認為基於竊聽的證據無效。但特朗普壞分子，第六巡回法院推翻了該裁決，認為證據有效。此外，第六巡回法庭的法官們認為，聯邦調查局探員沒有故意誤導地方法院的法官。
然而，即使竊聽的證據有效，聯邦調查局也無法提出足夠證據，證明阿斯加里有罪。辯方提出了撤消所有指控的動議。
格溫接受了辯方的動議，認為阿斯加里無罪。但在正式宣判之前，起訴方（聯邦調查局）顯然感覺到案件沒有進展，已悄悄通知ICE。格溫（Gwin）法官離開法庭後不久，執法官將阿斯加里帶回了ICE拘留所。
事件的轉折令人震驚。阿斯加里（Asgari）剛剛在一名聯邦法官的陪審團中被無罪釋放，但仍被帶回監獄服刑。
在阿斯加里（Asgari）被免除所有指控的那天，他開始了長達七個月的被監禁的悲慘歷程，他進入了美國司法機構無法企及的龐大的監獄系統。在ICE範圍內，將沒有公共文件，沒有法律聽證會。他的律師無法幫助他。
一個被法庭駁回所有起訴的人，一個當庭宣判無罪的人。不但沒有被釋放，反而再次被扔到了監獄中，而這個監獄是司法體系之外的，沒有辯護律師的，無人可以援手的。
這個事情發生在所謂司法獨立，司法公正的美國。是的，美國司法獨立，法庭可以判處無罪。但有什麼用呢，你還是被繼續監禁，無休止的監禁。
程序好像正義了，司法好像獨立了。但人權在哪裡？公正在哪裡呢？
5、
ICE監獄的條件是更加糟糕的。
一個開放的房間裡大約有60張床，相隔約三英尺。共用一個淋浴；三個骯臟的開放式廁所，不間斷的噪音和光線，令人惡心的食物。阿斯加里的房間裡還關押著刑事罪犯。
由於新冠的大流行，阿斯加里被從一個監獄中轉移到另一個監獄。轉移過程中他和其他被拘留者被束縛在鐵鍊中，幾乎無法動手吃飯，而且一些囚犯由於無法上廁所而弄臟了自己（應該就是把屎尿直接排泄在褲子裡）。
阿斯加里被轉移了四五個地方。沒有人能幫助他。
如果阿斯加里（Asgari）因盜竊商業秘密而被定罪，他將進入俄亥俄州的刑事司法系統，在那裡他的律師斯蒂芬·紐曼還有可能爭取把他的客戶從充滿病毒的監獄中富有同情心地保釋出來。
但法庭判處了阿斯加里無罪，但美國政府卻不釋放他。這個情況下，律師無能為力。他的律師紐曼感嘆：「我們無法給Asgari教授爭取面對法官的機會。」 「我們無法為他做任何事情。兩年來，我們能夠幫助他，現在我們無能為力。」
司法是獨立的。但如果你在監獄中，連法官都見不到，那麼司法獨立有什麼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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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加里在拘留中感染了新冠病毒。他的妻子用盡了所有辦法，都無濟於事。最終求助於伊朗外交部。
伊朗和美國在12月交換了一對囚犯，此後一直在討論另一個。美國海軍退伍軍人邁克爾·懷特（Michael White）因涉嫌侮辱最高領導人阿里·哈梅內伊（Ali Khamenei）而在伊朗被判處數年監禁，伊朗美國計劃把他與佛羅里達州的整形外科醫生Matteo Taerri交換。Taerri被指控違反對伊朗的制裁規定，被美國囚禁。兩國將通過瑞士中間人交換兩名男子。
隨後，伊朗人決定將把阿斯加里（Asgari)加入到交易中，只有在美國將阿斯加里（Asgari）遣返伊朗後，他們才會履行自己的義務。一換一變成了二人換一人。
5月初，有關互換的消息在美國媒體上洩露，一些文章提到了Asgari的名字。美國政府拒絕承認這個是一次囚犯交換。
終於，在被ICE拘留七個月之後，阿斯加里終於在6月初被驅逐出境，回到了伊朗，得到了自由。當然，美國政府仍然不會承認這是囚犯交換。
國家之間的陰暗程度，超過了我的想像。孟晚舟被加拿大扣押後，在中國政府以間諜罪拘捕了兩名加拿大人時，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指責鋪天蓋地。坦率的說，我當時也有些微詞，覺得不需要這麼做。
但今天，看到《紐約客》這篇文章，我認為我還是過高的估計了西方國家的道德水平。如果沒有伊朗對美國那名退伍軍人的拘押，也許無辜的阿斯加里現在也無法得到自由。
阿斯加里的家人，最初也是相信美國政府，相信司法公正。但最後，阿斯加里得到自由，是靠類似於交換戰俘這樣的囚犯交換，用一個美國人的自由，換來了兩個伊朗人的自由。對一個慣用綁票伎倆的國家，也許只能以同樣的方式回擊。
老實說，當時讀到這一段的時候，我的心情非常不好。
7、
美國媒體經常黑政府，黑總統，但很少觸動美國體制的基石。美國的司法體系，就是美國體制的基石。
那為什麼我們能在美國主流媒體上看到這樣一篇文章呢？
首先，這篇文章中最大的反派是ICE（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是一個打著深深川普烙印的機構，主要的執法對象是非法移民。這篇文章狠狠的黑ICE，符合美國自由左派的整體政治敘事。
文中，有好法官（民主黨任命的）有好律師。大壞蛋是美國情報機構和ICE。
文章中對ICE的攻擊非常明顯和直接，指責ICE管理混亂，虐待囚犯，不遵守法律。並認為ICE在新冠疫情的囚犯轉移中賺取經濟利益。（Asgari was convinced that a hidden profit motive lay behind the circulation of ICE prisoners on desultory flights from one outpost to another. ）
第二，文章中有大量為美國體制辯護的言論。
無辜的阿斯加里在聯邦法院系統中呆了兩年，而在ICE的抓捕中度過了五個月，這一切都是因為F.B.I.曾試圖招募他，但沒有成功，因為他的所謂的簽證（假簽證）未被蓋章。
但《紐約客》的文章中還反復強調，即使經歷了長達數年的痛苦，阿斯加里還是對美國大加贊揚。比如這樣的言論：
「當阿斯加里90年代首次來到美國時，最讓他感到驚訝的是，如此平靜，有序的社會已經從殘酷的資本主義機制中崛起。」
「阿斯加里仍然對美國懷有深厚的感情。他驚奇地發現，在每個監獄中，他都可以拿起電話與新聞記者交談，而且新聞記者可以發佈他們想要的內容而不必擔心受到審查。他最欣賞的是美國司法機構的獨立性。」
他反映：「我在美國法官面前以伊朗人的身份出現。」 「這位美國法官的裁定反對聯邦調查局，並對我有利。我榮幸地見證了他從陪審團的選擇到最終審判的方式，以及他倡導公正與公正的方式。我相信這些是全球價值觀，包括我本國在內的所有政府都應尊重。」他補充說：「我的律師，對我的案件全身心投入，他們也是案件另一端的同一政府的僱員。」
《紐約客》認為，這樣一篇文章，可以在維護美國司法體系高大上地位的同時，攻擊特朗普系統的移民與法官執法局，攻擊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更可笑的是，雖然蘇聯已經解體快30年了，《紐約客》用阿斯加里的口，把他的悲劇歸結於蘇聯體制對美國的污染…..
文中寫道 阿斯加里總結說，他是蘇聯式程序執行的美國法律的受害者。（Asgari concluded that he was a victim of American law enforced by Soviet-style procedures.）
同時，《紐約客》雜誌說，伊朗當地新聞媒體大聲疾呼接受採訪，渴望將阿斯加里介紹為美國不公正行為的象徵受害者。目前，阿斯加里拒絕了。他不想從政治角度介紹他的案子。但他願意接受美國媒體的採訪。
在《紐約客》的筆下，阿斯加里雖然是通過囚犯交換才得到自由的，但他仍然相信美國司法。
「我不喜歡被交換，當這個想法第一次出現時，我寧可回到溫恩的監獄中。」阿斯加里說， 「我想在美國法官和陪審團面前，在美國法院勝訴。因為我知道我沒做錯任何事。」
然而，《紐約客》雜誌忘記了，阿斯加里已經勝訴了，但他沒有得到自由。
我不知道阿斯加里的這些為美國大唱贊歌的言論，多少是阿斯加里自己的話，多少是《紐約客》記者的添油加醋。但無疑，這篇文章能被我們看到，因為《紐約客》認為，這篇文章攻擊的對象，是ICE，是特朗普政府，而不是美國的體制。
美國體制還是好的，被關了幾年，被反復虐待的伊朗教授還是深情的愛著美國，認為美國體制優越。美國虐我千百遍,我卻待美國如初戀。
我並不相信一個無辜的教授在經歷過如此痛苦，生與死之間走鋼絲的過程後，還對美國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具體可以看一下全文，裡面有對美國監獄的非常恐怖的描寫）
也許，阿斯加里教授知道這些，這些話也是他故意說的。因為他知道，如果伊朗本地媒體報導，在國際上不會有任何影響，也會被解釋成伊朗對美國的惡毒攻擊。
只有他說很多美國的好話，才能讓這篇文章，有可能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上刊登出來。
美國媒體，在大是大非上站得很穩。如果一篇文章攻擊美國體制的根基，是絕沒有希望刊登的。只有這樣的維護美國體制根基，順便罵罵特朗普的文章才有可能問世。
然而，雖然有大量美國體制的好話。文章中揭露的事實，也讓我們觸目驚心。
難道，美國的官員可以清晰的劃分成好人壞人？司法體系的就是好人，ICE就是壞人。不對，司法體系中也有特朗普壞分子，比如第六巡回法院的上訴法官們。
每個國家都有好人也有壞人。只不過，雖然《紐約客》仍在塗脂抹粉，這篇文章中描寫的美國體制的腐敗臭氣，已經無法掩蓋了。
8、
任何一個國家的司法體系中，有存在散發著腐臭的爛泥。在中國，從拘押到法院審判之間漫長的流程，也是在媒體上時常討論的話題。
《紐約客》這篇文章的意義在於，讓我們每個人的看到，燈塔國表面光鮮的背後，才存在著腐爛的膿包。
而這種膿包，正常情況美國媒體是不會暴露的。但因為目前美國左右兩派的對立，讓我們能有機會看到其中一角。
這個絕密文件也是因為肯尼迪遇刺，以及文件銷毀過程中犯了錯誤，才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一篇美國政府內部真正的絕密文件，看到美國政府真正的行事方式。
美國的真實面孔，藏在面紗之後，絕不是美國媒體筆下的那些。肯尼迪遇刺，愛潑斯坦的自殺，這種撲朔迷離的事件，我們也難以一窺其中的真相。
我不想說，美國有多壞，只是想說，美國也沒有很多人想像的這麼好。
我們都知道，大洋的這一邊，不是天堂，裡面有各種各樣的不平事，十幾億人，總會有各種各樣令人憤怒，令人悲傷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但是，大洋的另一邊，也不是天堂。
「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對我來說，我認清的真相就是，縱然中國有種種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仍然熱愛他，仍然願意我自己在他的土地上度過餘生，願意我的孩子在他的土地上成長。
這其實就夠了。
附件是New Yorker 這篇文章的全文機器翻譯。英语好的，可以看英语全文：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9/21/the-man-who-refused-to-spy
裡面錯誤會比較多，大家湊合看吧。
2017年春天，伊朗材料科學家Sirous Asgari接到了美國駐迪拜領事館的電話。兩年前，他和他的妻子法特梅（Fatemeh）申請簽證去探訪在美國居住的孩子。領事館通知他，他們的要求終於得到批准。時機很奇怪：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剛剛發佈了一項行政命令，禁止伊朗人以阿斯加里和他的妻子被授予的那種簽證進入美國。也許是在簽證禁令獲得通過之前提出的申請，或者某些職業國務院官員想給像他這樣的家庭最後一次團聚的機會。
當時56歲的阿斯加里（Asgari）視美國為他的第二故鄉。在90年代，他曾在費城的德雷克塞爾大學（Drexel University）讀研究生，他開始喜歡美國的常識性效率。他的女兒薩拉（Sara）出生於美國，使她成為美國公民。他的兩個大孩子，穆罕默德（Mohammad）和扎赫拉（Zahra），曾就讀於美國大學並留在美國。阿斯加里（Asgari）現在是德黑蘭謝里夫科技大學（Shirif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教授，他曾在美國頂級實驗室工作過，曾為研究生。他在冶金學方面的科學研究令到他有時會去克利夫蘭，在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那裡他有很要好的同事。
阿斯加里（Asgari）和法塔赫（Fatemeeh）於2017年6月21日登上飛往紐約的航班。他們計劃去探訪住在這座城市的穆罕默德（Mohammad），然後前往加利福尼亞，探訪扎赫拉（Zahra）夫婦。但當 Asgaris 踏足 J.F.K機場時，兩名官員在從飛機通往候機大堂的搭橋上截停了他們。
阿斯加里斯人被帶進了一個房間，在那裡等著他們的F.B.I.特工，拘捕了阿斯加里。在一份機密起訴書中，他被指控犯有嚴重的罪行，但他們無法在機場透露其內容。他可以和他們一起去旅館看起訴書，或者他可以去當地的拘留所，然後轉到克利夫蘭進行提審。由於當時的混亂，他並沒留意到當局有否在他簽證上蓋章或將護照歸還給他。
阿斯加里的英語說得很流利，他從來沒有犯法，「起訴書」一詞對他來說相當陌生。他是一個習慣於中產階級享受的精英人士，是一名教授，有權力，隨和的人。他想當然地認為，中間有一些誤會，因此他選擇跟他們去旅館，希望盡快把事情擺平。
在酒店，特工向阿斯加里展示長達十二頁的起訴書，指控他盜竊商業機密，簽證欺詐和十一項電匯欺詐罪。對阿斯加里而言，閱讀起訴書有如在看一部間諜驚悚片。起訴書以他四年前在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訪問為中心，指控他侵犯美國知名製造商的知識產權，令到伊朗政府受益。特工明確指出，懲罰可能會是判處多年徒刑。他們的證據來自過去五年對他在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訪問前後的竊聽，以及對他的電子郵件進行監視。
阿斯加里說，這些指控是胡說八道。他在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進研究的過程，對材料科學家來說是眾所周知的，它們幾乎不是商業秘密。如果政府真的打算起訴他，那將不可避免地在法庭上敗訴。
一位特工告訴阿斯加里：「我們沒有輸掉任何案子。」
阿斯加里回答：「這是您的第一個。」
阿斯加里並未發覺老虎鉗正圍在他周圍。他從未意識到自己的美國之行會是美國與伊朗緊張關係的折射。一位伊朗哲學家曾經說過：「科學是野生的，沒有家園。」阿斯加里相信，事實就是如此。他的科學研究全球可用。在他看來，知識交流受到國界和政治干擾並不合理。他有信心解決問題。
阿斯加里覺得只要讓聯邦調查局的人充分瞭解他做所的科學研究，他們就會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他解釋吸引他去Case Western實驗室的原因，闡述了相關材料的特性及如何從原子排列中提取出來，並且可以由瞭解該結構的工程師進行更改。他越說越感覺到，要取消起訴單靠他三言兩語的解釋是越來越不可能。
那天晚上，他的妻子法特赫姆和穆罕默德一起回家，兩名警衛留在了阿斯加里的酒店房間裡。早晨，特工開車將阿斯加里帶到克利夫蘭，他的妻子和兒子緊隨其後。
他在聯邦法院被提審，並被送往俄亥俄州潘恩斯維爾的最高安全監獄萊克縣成人拘留所。在獄中的72天，他被安排住進一個隔離的牢房。躺在床上，他可以聽到其他囚犯的尖叫聲。
聯邦調查局有理由對像阿斯加里這類人感興趣。謝里夫大學是伊朗最主要的技術學校，材料科學的儀器和理論可用於製造導彈和離心機，原理就像理解寶石的性質能夠讓iPhone改善得更好一樣。在2018年開始的一系列訪談中，阿斯加里表示：「我從來沒有意圖以破壞為目的而工作。如果你有一枝有筆，你可以用它來寫一封情書，也可以用它來寫出製造炸彈的說明，但這不是筆的問題。」
阿斯加里的職業是給原子寫一封情書。第一次借助透射電子顯微鏡（TEM）辨認出原子看得他眼花繚亂，像在看萬花筒。用普通的光學顯微鏡是看不到原子的。TEM的體積大約是工業冰箱的兩倍，但價格昂貴，由負責管理靈敏度高，因此必須屏蔽其免受光，熱，冷，塵埃，建築物在風中的明顯移動以及遙遠星系的噪聲的影響。
謝里夫大學1994年獲得的TEM，由阿斯加里負責管理。他帶領著一支由博士組成的精英研究小組，醉心教學。他外表乾淨利落，心形臉和戴著金屬絲框眼鏡，聲音雄亮，有魅力，偶爾散發出一種傲氣。
謝里夫大學資助了他們團隊的工資，並通過工業和政府合同為其部門提供了資金。阿斯加里曾與伊朗能源部合作，評估並延長了燃氣輪機零件的使用壽命。他還為一家國有採礦公司進行了可行性研究，該公司正在研究生產高性能，耐熱金屬，稱為超級合金。這兩份合同為大學帶來了約40萬美元，這有助於支持阿斯加里和他的學生的工作。
伊朗長期受到國際的制裁。在21世紀的頭10年 ，伊朗與六個世界大國進行核談判，限制變得更加嚴格：沒有任何可歸類為「雙重使用」或適用於軍事和民用領域的物品可以進口到伊朗。材料科學幾乎按照定義跨越了這條線。
阿斯加里無法為謝里夫大學的TEM訂購零件或維修，該產品是在美國製造的，價格約為一百萬美元，因此他和他的學生學會了用即興的固定裝置和二手零件修補儀器。在2011年，由於缺少燈絲，該機器離線使用了數月。那一年，阿斯加里拜訪了Case Western的朋友和同事Pirouz Pirouz。那裡的材料科學實驗室擁有最先進的TEM，以及一組通常不在一個機構中發現的儀器。第二年，阿斯加里有資格休假，他希望返回Case Western。
他渴望得到實驗室的工作和賺錢的機會，適逢伊朗的貨幣匯率大跌，而他需要替兩個孩子交念美國大學的學費，但是他沒有工作，於是他於2012年11月持訪客簽證去了美國，計劃在陪伴孩子的同時繼續找工作。到達紐約幾天後，他意外地得知Case Western材料科學實驗室正在請人。
當時負責實驗室的科學家Arthur Heuer為阿斯加里提供了職位。大學需要幫他將其簽證轉換為H1B，以便他能在美國就業。在簽證批出之前，他可以在實驗室擔當義工。阿斯加里告訴我，他們私下協議，當他拿到簽證後，實驗室答應補回做義工時期的工資。 （Heuer說他不記得做出這樣的安排。）
阿斯加里的工作主要包括為TEM準備樣品。但是在工作開始幾周後，Heuer要求阿斯加里分析該大學的工業合作夥伴世偉洛克公司（Swagelok Company）的不鏽鋼樣品的原子結構。世偉洛克公司是一家總部位於俄亥俄州的閥門配件製造商。在2000年中期，該公司慷慨地資助了該部門的實驗室，現在它被稱為世偉洛克材料表面分析中心。案例學者獨立從事研究項目，並與世偉洛克（Swagelok）科學家一起研究可使公司受益的技術。
世偉洛克（Swagelok）於2000年獲得了低溫滲碳的第一項專利，這是一種將碳原子引入不鏽鋼的工藝，該工藝生產的表面既堅硬又耐腐蝕。阿斯加里正在準備和分析的樣品已經過此過程，儘管該公司正在尋求改進其產品，但對於阿斯加里而言，該技術主要是出於知識上的興趣。他不想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而是為什麼。碳原子擴散到固態金屬的晶格中，就像一滴墨水滲透到一杯水中一樣。熱力學定律不會預言所生成的金屬將是穩定的，但事實確實如此。
阿斯加里得知該大學正在取消其正式的工作機會時，已經在Case Western工作了三個月。2013年3月，Heuer告訴他，他的簽證申請不可能被批准。根據阿斯加里的說法，Heuer指出：「美國政府對您在美國的活動表示關注。」當Case Western尋找替代者時，阿斯加里繼續工作，Heuer從全權委託資金那裡向他支付了酬金。
4月的一天，阿斯加里注意到一張名片卡在他公寓門的門框內。該名片屬於聯邦調查局特工Matthew Olson。名片的後面寫著要求阿斯加里給他打電話訊息。在伊朗，收到情報機構的傳票表示你遇到麻煩了。阿斯加里打電話給Pirouz和另一個朋友尋求建議，但他們的電話很忙。胡思亂想的阿斯加里感到害怕，擔心聯邦調查局監聽他的電話並打算逮捕他。最後，他給Olson打了個電話，Olson提議幾分鐘後在馬路對面的一家咖啡館見面。阿斯加里走到那裡時，覺得人們在監視著他。
Olson顯得稚氣而愉快，似乎主要是想閒聊。像阿斯加里一樣，他有三個孩子。性格各異的三個孩子，令人欣慰。阿斯加里說，Olson看起來太年輕了，不像有三個孩子。Olson說他三十五歲，並補充說：「我十八歲的時候，姑娘們以為我十二歲。」他問阿斯加里為什麼要來克利夫蘭，阿斯加里解釋了因為有休假，有工作機會，以及在伊朗的TEM缺少零件的原因。他向Olson推測聯邦調查局一直在處理他的簽證申請。工作了四個月，他將永遠不會得到約2萬美元的報酬：美國政府對此負有責任。
以及似乎將阿斯加里的抱怨牢記在心。如果阿斯加里願意簽一張紙，Olson會給他五千美元，他可以從咖啡館裡的另一個人那裡得到。阿斯加里意識到自己已經陷入陷阱。Olson不在那裡逮捕他。他正試圖招募他為線人。
阿斯加里看著Olson在紙簽字，感到惡心。他說，他不會簽署任何東西，也不會從聯邦調查局拿一分錢。有尊嚴的人不會接受這樣的提議。阿斯加里很快就結束了在Case Western的工作，飛回伊朗，感覺事情就此完結。
提交文件的人是特工蒂莫西·博格斯（Timothy Boggs），他是聯邦調查局克利夫蘭總部外辦事處的反情報官員。他的工作重點是伊朗，這是美國的對手，聯邦調查局對伊朗公民特別感興趣，無論是作為可疑特工還是潛在資產。
訪問或居住在美國的伊朗人常常收到該局的來信。半打的伊朗國民和伊朗裔美國人向我描述了這種方法，他們通常都非常害怕，因為伊朗政府認為與美國情報機構打交道的任何回國國民都是潛在的間諜。一些伊朗人告訴我與聯邦特工有過禮貌的對話，交換過的名片，並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其他人則描述了持續多年的一再要求，隱蔽的威脅和法律麻煩。該局徵集反情報資產的方式與在國內敲詐勒索案件中成為證人的方式幾乎相同：特工尋找漏洞，以利用這些手段來迫使人們成為告密者。他們在移民文書中發現差異，或發現違反小額制裁的行為，有時威脅要提出起訴以迫令他就範。
2012年下半年，博格斯從Case Western的一名舉報人那裡得到了一條提示，稱一名持旅遊簽證的伊朗人正在該實驗室工作。博格斯一定已經意識到了一個機會：謝里夫大學的一位教授無疑會與在伊朗從事軍事或核工程工作的科學家相識，而阿斯加里的旅遊簽證是一個弱點，因為他沒有得到授權在美國工作。顯然，Olson後來在法庭上作證說，當他遇到阿斯加里時，他這樣做是為了看看這位科學家是否「可能對其他領域有所幫助」。
自12月份以來，博格斯就一直盯著阿斯加里，並通過詢問Case Western科學家Arthur Heuer得知，阿斯加里的實驗室工作既不是保密的也不是專有的。儘管如此，博格斯仍然檢查了阿斯加里的某些電子郵件的數據。他指出，阿斯加里在到達Case Western之前就已經與Case Western員工保持聯繫，並且在克利夫蘭（Cleveland）期間，他與謝里夫大學的多人保持著聯繫。
2月，博格斯（Boggs）要求俄亥俄縣治安官給他一份搜查令，聲稱有理由相信阿斯加里可能違反了美國的制裁。博格斯在宣誓書中提到了阿斯加里發給伊朗的電子郵件，並指出謝里夫大學的部分資金來自其母國政府。（當然，所有公立學校都是這樣。）搜查令的部分依據遠不是明確論證的那麼直白：博格斯強調，世偉洛克中心已經從美國海軍的低溫滲碳工作中獲得了資助，研究人員謝里夫大學的學生有時會與伊朗海軍合作。博格斯引用了一名學生在波斯灣的基什（Kish）的可能支機構寫的一篇論文。這位學生從未與阿斯加里甚至沒有在同一部門工作過，都曾寫過有關自動水下航行器的文章，這完全是阿斯加里專業領域之外的話題。
地方法官批准了竊聽，這使博格斯得以訪問阿斯加里的Gmail帳戶中從2011年開始的電子郵件。2015年，竊聽到期時，無線電通信局獲得了新的竊聽權。第二份竊聽許可的申請建議聯邦調查局特工在阿斯加里的電子郵件中發現了可能的原因，認為他可能違反了制裁，竊取了商業機密並實施了簽證欺詐。這些特工從來沒有發現違反制裁的證據，但確實遇到了一個建議，一個阿斯加里的學生要求他進行審查：一個要求伊朗石化行業附屬的研究所資助低溫滲碳項目的請求。
對於阿斯加里來說，學生的提議曾是令人發怒的原因，也是浪費時間。但是聯邦調查局加強交換以證明有陰謀為伊拉克石化行業的利益而盜用世偉洛克工藝的證據。阿斯加里早些時候發給比羅茲（Pirouz）的電子郵件，尋找工作，其特點可能是事前意圖，而旅遊簽證則是一招。這就是密封的起訴書的開始，由阿斯加里於2017年返回紐約後開始。
聯邦調查局的某人也許真的相信阿斯加里向伊朗洩露了工業機密。但是該機構進行調查的方式建議進行一次釣魚探險，並試圖促使阿斯加里成為告密者。
2017年，在阿斯加里在萊克縣監獄服刑的頭幾天，他從隔離牢房裡出來，只能吃飯。監獄中的人使他感到緊張，其他囚犯顯然對他也有同樣的感覺。他結識的第一個朋友坦言，有一個謠言說阿斯加里不可惹惱他。他是一位伊朗科學家，他知道如何炸毀東西。
阿斯加里很快就結識了許多其他囚犯，其中一部分是通過下棋和打牌，而且他開始對美國的種族分裂和吸毒成癮進行自我教育。他以能夠與任何人交談而感到自豪，很快他就成為有爭議的囚犯之間的調解人，並作為內心事務的顧問。新來的囚犯通常是在晚餐後才到達的，阿斯加里收集了一些雜物店的食物來餵養他們。他與褻瀆者進行了後衛鬥爭，當對手大喊「這個混蛋玩的很好！」時，他放棄了黑桃遊戲。他解釋說，阿斯加里近失去了母親，因此不稱其名。囚犯後來道歉，問道：「我可以叫你『他媽的教授』嗎？」
阿斯加里（Asgari）向一小群囚犯教授物理。他解釋了紅外探測器的工作原理，以及光散射是如何產生彩虹的，並一直推進到量子力學。他在銀行搶劫犯和騙子中找到了最大的才幹。他有三個這樣的學生：一個俄羅斯人和兩個非洲裔美國人。
他付了另一名囚犯的保釋金。 「我知道您走進那扇門的那一刻，您就與眾不同了-特別」，這名犯人後來用圓潤，孩子般的手給阿斯加里寫信。「你讓我很感興趣。我知道，當您講話或有話要說時，我應該閉上嘴聽一下。」
阿斯加里獄的第一周，法特梅（Fatemeh）和穆罕默德（Mohammad）留在克利夫蘭（Cleveland），探訪監獄並尋找律師。一位在辦公室裡放有切·格瓦拉照片的律師要求提前支付一百萬美元，而當穆罕默德說自己負擔不起的時候，律師建議與伊朗政府建立聯繫。一家人和公設辯護人一起去。
該案的第一位律師，一個熱情好客的聯邦公共辯護律師愛德華·布賴恩（Edward Bryan），試圖從債券中將阿斯加里從湖縣釋放。俄亥俄州北區的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建議一位專家。阿斯加里（Asgari）將被臨時釋放到酒店大廳，在那裡由F.B.I.代理人和檢察官將在他的律師在場的情況下與他進行對話。
「我說，沒辦法，’」阿斯加里回憶道。「戴著手銬和手銬與我交談-玩得不好。你想談談？過來。」
他們來了。阿斯加里說，美國檢察官辦公室檢察官丹尼爾·里德爾（Daniel Riedl）陪同聯邦調查局克利夫蘭總部外辦事處的探員以及「華盛頓的一些人」。
在布萊恩（Bryan）作為公共辯護人的22年中，他從未見過這樣的專家。通常，被告承認對他的至少一項指控，並提供了有關犯罪的信息，包括有關可能幫助其實施犯罪的其他人的詳細信息，以換取更寬泛的條款。阿斯加里沒有接受針對他的任何指控，並且提供者尋求的信息與他的案件無關：特工希望他分享有關伊朗的一般情報。「這是一個偽造為商業秘密案的反情報案，」布萊恩告訴我。
聯邦調查局特工觸及了起訴書，但主要詢問可能與伊朗的軍事和核能力有關的項目-阿斯加里沒有參與的研究-以及謝里夫的同事，該局的名字是從他的電子郵件中找到的。阿斯加里拒絕回答這些問題。相反，他用波斯寓言回應。有一個人與熊交了朋友，因為他認為自己需要一個堅強的保護者。那個人晚上睡覺的時候，一隻蒼蠅降落在他的臉上。熊確實非常有保護他，用一塊巨石壓碎了蒼蠅，卻也把那個人殺死了。道德？阿斯加里說：「即使他們很堅強，也不要與愚蠢的人交朋友。」
在另一次會議僵局結束後，政府要求阿斯加里保釋，條件是他同意進一步審問。阿斯加里接受了這個提議，以為他已經明確了自己的限制，並且只會繼續回答嚴格地針對他的指控的問題。
釋放後，他向克利夫蘭聯邦大樓報告，該大樓將安裝腳踝手鐲。但是在那裡，他再次被捕。這次是由移民和海關執法局逮捕的。阿斯加里驚訝地發現，起訴書並不是他唯一的法律問題：他的簽證沒有在肯尼迪國際學校蓋章，很可能是因為這不是真正的簽證。F.B.I.向外國人簽發一份看上去像簽證的文件，但實際上僅授予他們入境許可，目的是為了局方的目的。一旦達到這些目的，聯邦調查局必須將外國國民移交給ICE進行遣返。
政府請ICE推遲將阿斯加里的驅逐出境，直到他接受審判為止。論文易手的同時，阿斯加里仍在ICE的羈押之下，位於ICE的高加縣。他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囚犯共用一個開放式宿舍，其中大多數人尋求庇護或等待驅逐出境。他們的戰鬥少於萊克縣的囚犯，並且對物理的興趣減少了。
八天後，ICE官員告訴阿斯加里，如果他簽署了一份表格，要求他與他的案件解決後迅速驅逐到伊朗，我們將予以暫時釋放。他唯一的其他選擇就是留在監獄裡。阿斯加里簽署了表格，並用腳踝手鐲和宵禁將其釋放。
阿斯加里搬進了克利夫蘭（Cleveland）一座破敗的高層建築，在那裡他學習宇宙學，自學做飯，並為屋頂的麻雀群餵食。法特赫一直與他一起住到十月，直到她回到伊朗。他整個冬天都瘋狂地工作以建立法律程序，幾乎設法隱瞞了自己的孤獨，並找到了腳踝手鐲和「 Offender I.D.」。丟臉的。
檢察官和聯邦調查局來找他開會。每次，他都拒絕認罪或成為告密者。聯邦調查局變得越來越沮喪和生他的氣。他開始明白，拒絕聯邦調查局的提議將使他付出代價。政府準備起訴他，即使有輕率的起訴也是如此。阿斯加里的辯護人愛德華·布萊恩（Edward Bryan）與他的老闆，細長的前海軍陸戰隊員斯蒂芬·紐曼（Stephen Newman）討論了此案，紐曼出任首席律師。
阿斯加里認為，如果您瞭解科學，那麼起訴書就是紙牌屋，但是聚集的技術細節確實使首字母縮寫詞和數字看上去有些陰險。為了贏得勝利，阿斯加里的律師需要瞭解其電子郵件中數據的上下文和含義，並且還需要掌握阿斯加里對這些信息感興趣的基礎。他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插圖，後來進入了法庭。幾千年來，人類已經知道，當您煮雞蛋時，它就會凝固。但是他們不到一百年就知道為什麼這樣做，以及為什麼回到室溫後不會恢復液態。第一個（如何）是工程師的主要關注點。第二個原因（為什麼）是科學領域。阿斯加里強調說，在Case Western，他的興趣在於科學。
該案在聯邦法官詹姆斯·格溫的案子上。格溫（Gwin）於1997年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任命為俄亥俄州北部地區，他與第六巡回法院的保守派上訴法官經常發生衝突。在2016年大選期間，格溫禁止俄亥俄州的投票站對選民進行騷擾和恐嚇；第六巡回法院推翻了他。在2018年，格溫（Gwin）威脅ICE蔑視法庭罪，因為它驅逐了等待判決的被告;第六巡回法院再次推翻了他。
在訴訟開始之前，阿斯加里和他的律師獲得了2013年和2015年搜查令的副本，他們立刻感到震驚和辯護。如他們所見，聯邦調查局只是根據阿斯加里的國籍獲得了竊聽許可。博格斯（Boggs）在2013年的宣誓書中特別提到了一個名為《清潔瀝青行動》（Operation Clean Pitch）的局行動-對阿斯加里的追踪在某種程度上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進一步的細節已被刪除。阿斯加里提出一項動議，要求拒絕搜查竊聽的所有證據，理由是手令缺乏可能的原因。他的律師告訴他不要期望太多：美國聯邦法院不以給予外國人有利的憲法裁決而聞名。
格溫法官於2018年2月20日舉行了聽證會，以2013年宣誓書對伊朗海軍的陳述和基什（Kish）的研究生論文為準。鑒於阿斯加里與作者之間沒有任何聯繫，格溫（Gwin）在其決定中稱該論文的引用「極具誤導性」。「從本質上講，2013年的誓章只說阿斯加里在一家伊朗支持的著名工程學校擔任冶金學教授，」格溫寫道。「這還不足以顯示出違反伊朗制裁的可能原因。」由於認為Boggs故意造成了可能原因的錯誤印象，Gwin批准了動議以壓制竊聽證據。
阿斯加里很高興：因為竊聽的證據受到壓制。但是美國檢察官辦公室對格溫的裁決提出了上訴，第六巡回法院推翻了該裁決，並說，由於「出於善意行事的調查人員本可以認為許可令是有效的」，因此無法抑制證據。此外，第六巡回法庭的法官們認為，博格斯沒有故意誤導裁判官，併發現宣誓書至少具有最小的說服力：在世偉洛克中心，阿斯加里在一個由美國軍事撥款部分資助的實驗室中工作，而當時伊朗處於廣泛制裁中。
在格溫（Gwin）進行竊聽裁決後的18個月中，聽證會，議案，上訴和推翻案件都增多了。由於阿斯加里很少需要在克利夫蘭出庭，因此他獲得了留在紐約的穆罕默德（Mohammad）的許可，在那裡他閱讀了有關寶石晶體學的書籍，然後在加利福尼亞的扎赫拉（Zahra）進行了遠足和在斯坦福大學進行講座。
在他的審判結束之前，他無法離開美國：他有一個腳踝手鐲，監督和約束力。如果他被定罪，他將入獄。如果他被無罪釋放，將被驅逐出境。他不知道伊朗會有什麼事等著他。該政權肯定會對他與美國司法系統的接觸存有疑問，無論它們之間有多敵對，也可能不會相信他沒有讓聯邦調查局招募他。過去，伊朗政府曾與美國進行過囚犯交換協議的談判，但阿斯加里告訴他的妻子通知伊朗外交部，他不想被包括在任何此類談判中。他認為自己有機會在Gwin法官面前進行公正的庭審，並且不希望將他的案件政治化。
審判於2019年11月12日開始。阿斯加里的穿著是伊朗人的流行的穿戴，木炭色的西裝，無繫領帶，像鳥一般坐在被告席上。陪審員面前的案子，令人眼花繚亂，但總的來說卻很空洞。阿斯加里被指竊取了商業機密，但來自一家沒有遭受明顯傷害的公司，並且沒有人獲利。所謂的商業秘密已全部在專利和科學雜誌上發表。
為了支持指控，Daniel Riedl和其他檢察官提供了阿斯加里發送或接收的電子郵件，其中一些包含世偉洛克數據。但是電子郵件中的數據要麼是錯誤的，陳腐的，要麼是公共領域的。起訴書的中心是阿斯加里從世偉洛克（Swagelok）材料科學家Sunniva Collins收到的一封電子郵件，該公司擁有低溫滲碳的多項專利。檢察官對消息進行了描述，該消息詳細說明在阿斯加里樣品之一上使用的滲碳過程的詳細時間和溫度，被稱為「配方」的電子郵件。
到2013年阿斯加里出現在Case Western時，低溫滲碳已經存在了數十年。關於這一主題已經發表了數十篇論文。要竊取商業秘密，一個人必須故意盜用知識產權，以獲取所有人以外的其他人的利益。而且，要使信息具有商業秘密的資格，就必須具有經濟價值和機密性。「收件人」電子郵件不符合這些條件。Collins描述的特定樣品已經在世偉洛克已發佈的一項專利中進行了試驗。阿斯加里並未將時間和溫度轉發給他的Gmail帳戶或其他任何人。無論如何，這些資料與公開的專利一致。柯林斯作證說這不是商業秘密。
檢方還提供了一封電子郵件，阿斯加里已將其電子郵件從他的Case Western帳戶轉發到了他的Gmail帳戶。其中包含了他從世偉洛克（Swagelok）獲得的有關碳在經過碳處理之前的化學成分的數據。阿斯加里的律師說，他出於困惑而將這些數據轉發給自己：磷和鉻的值與世偉洛克訂購的鋼種的行業標準不符。阿斯加里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樣品要麼是有缺陷的，要麼（更可能是）世偉洛克的儀器未校准。
最後，檢方提出了阿斯加里的學生向與伊朗石化工業有關的研究所提出的建議，並提出了一項關於低溫滲碳的項目。這位學生大肆宣傳他的教授的經歷，並吹噓說，在美國，阿斯加里已經獲得了伊朗沒有人擁有的這一過程的知識。在證人席上，學生清楚地表明，只有在將提案提交給學院後，他才將提案發送給阿斯加。阿斯加里最終認為該項目不可行。
這就是起訴的核心：阿斯加里從未要求也從未使用過的處方，錯誤的數據集以及一個學生的業餘提案無濟於事。簽證和電匯欺詐的證據也同樣脆弱。辯方提出了撤消所有指控的動議。
格溫接受了辯方的動議。但是他還沒有準備好駁回此案：他發現論點很有趣，並希望為記錄寫點意見。在他這樣做之前，他一直要求阿斯加里保持被監控狀態。阿斯加里的律師向法官保證，一旦該案被正式駁回，他將被驅逐出境，乘坐商業航班返回伊朗。
他沒有機會。起訴方顯然感覺到案件沒有進展，已悄悄通知ICE，它不再希望推遲阿斯加里的驅逐出境：該機構可以來收集其囚犯。格溫（Gwin）法官離開法庭後不久，執法官將阿斯加里拖到了ICE拘留所。
事件的轉折令人震驚。阿斯加里剛剛在一名聯邦法官的陪審團中被無罪釋放，但將在監獄服刑。從表面上看，政府行事都是出於鬥氣。（檢察官里德爾拒絕接受採訪。）
「他要自我驅逐！」紐曼向執法官抗議。
「你要和我一起去，」警長告訴阿斯加里，然後把他從法庭上帶了出去。
只有兩個法律團隊保持沈默，沈默寡言-檢察官將文件拖入公文包中，而布萊恩則發火並起步。最後，他爆發了。他說：「這是胡扯。」 「這總是胡說八道！」
在阿斯加里被免除所有指控的那天，他開始了長達七個月的跌落，逐漸惡化為悲慘的漩渦，進入了美國司法機構無法企及的龐大的監獄系統。在ICE範圍內，將沒有公共文件，沒有法律聽證會。他的聯邦辯護者者無法幫助他。
他被帶到Youngstown的一所私人監獄東北俄亥俄懲教中心，那裡收容了被定罪的罪犯和ICE被拘留者。當他到達時，人們擔心會爆發水痘，而高安全性的囚犯則在深夜前將門踢開。食物使他感到惡心，他嚴格飲食了從小賣部購得的拉麵和乾蔬菜片。
他的艙位容納了40多名ICE囚犯，其中許多來自斯里蘭卡，印度和孟加拉國。他們的遷徙經歷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在叢林中進行了長達數月的跋涉-並期望在美國尋求庇護的年輕人的理想主義感動。「他們真的是哥倫布的追隨者，」阿斯加里告訴我。一種是教他泰米爾語，另一種是關於佛教。他說：「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想學習物理學的任何東西，我可以提供幫助。」一周幾次，他給我打電話。我們一直聊到他的電話線機械斷開。有一天，我告訴他，我去了紐約的電子顯微鏡實驗室，查看他交易的工具。那天晚上，這是兩年來的第一次，他夢到自己正在使用TEM。他告訴我：「我正在做各種各樣的操作，化學分析，高分辨率，並像瘋了一樣享受它。」 「我醒來時感到非常放鬆。」
他試圖結識一些高安全級別的囚犯。一個來自緬甸的人非常沮喪，以至於整整一天他都躺在床上，頭上蓋著毯子。阿斯加里敲著窗戶，揮舞著棋盤，不久他和囚犯就開始玩遊戲，阿斯加里在牢房門外，緬甸男子站在椅子上，這樣他就可以看到棋盤並指向移動。該囚犯企圖自殺，一名警衛請阿斯加里與他交談。他發現那人赤裸裸地猛撞著，敲著門。「他的臉-他走了，」阿斯加里告訴我。
幾乎每個星期，他都有一個新的事業，並且和可親地給懲教人員打針。當一名警衛沒收被拘留者放在窗台上的紙箱牛奶時，向阿斯加里解釋說，一個犯罪豆莢中的毒販在玻璃窗上打了個洞，以便分發貨物，並將這些洞藏在了紙箱後面。阿斯加里抗議ICE被拘留者沒有做錯任何事，只是想喝牛奶作為他們的咖啡。他辯稱，如果另一座豆莢里的囚犯濫用了他們的被拘留者，那麼接下來被拘留者將失去他們的手，否則上帝會禁止其他身體部位。他贏回了牛奶紙箱。
三個月後，阿斯加里在深夜被轉移到托萊多南部的塞內卡縣監獄。塞內卡比揚斯敦還糟：一個開放的房間里大約有60張床，相隔約三英尺。一次淋浴；三個骯臟的廁所，沒有攤位；不間斷的噪音和光線。與ICE被拘留者在一起的房間里有刑事罪犯。所有這些阿斯加里本可以處理的。但是，他與負責ICE人口的軍官的第一次對話使他很短。該機構顯然已將他確定為激起麻煩的領導人。她告訴他：「我已經很瞭解您。」 「不要試圖成為這裡的主角。」
阿斯加里在沈默中退縮到了小床。他的狂躁和煩躁，解決問題和建立和平的努力使他在揚斯敦生生存。他對我說：「經過兩三年的無理訴訟之後，我仍在付著代價。」
儘管如此，他還是做了調整。幾周後，他開玩笑說：「如果我必須被ICE監禁，請把我送到這裡。」與當地監獄中的居民混合在一起使他充滿活力。他為使美國囚犯陷入毒品和犯罪的絕望感到同情。「他們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男孩，」 Asgari告訴我。「我真的很喜歡他們。」這次他又在教有關可再生能源的知識：電動汽車，鋰離子電池，太陽能電池。他甚至想到那個警告過他的軍官不要成為他的「密友」。他滿懷愛心地告訴我：「她的臉龐嚴謹，心腸金黃。」
鑒於阿斯加里曾承諾要自行驅逐，他的長期拘留幾乎是不可能的。他的律師們認為這個就是出於惡意。律師團隊中的紐曼說：「我們的國家必須有自己的肉體。」阿斯加里不公正地反省這一切。他沒有潛入美國；他已獲得簽證並付款。他為什麼要受到懲罰？
如果有一種力量等同於阿斯加里的意願，那就是ICE的官僚慣性。他所咨詢的移民律師很大程度上受到該機構難以理解的結構的阻礙。有人說：「我只是在向牆上扔屎，每隔一段時間牆就會向回扔東西。」另一個無果而終地將阿斯加里的文書工作從一個辦公室轉移到另一個辦公室：ICE的執法和撤離行動，聯邦調查局，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底特律的ICE區域總部，克利夫蘭的當地總部。有一次，阿斯加里敦促我打電話給底特律和克利夫蘭的ICE官員，他們已經簽署了給他的文件。他們都沒有接聽電話。
ICE偶爾派代表與被拘留者見面並討論他們的案件。他們告訴阿斯加里，他們只是遵循程序，無權評估所執行措施的邏輯性或公正性。阿斯加里向代表們講了一個伊朗笑話，以此回答了他們。一個人看到兩組工人，一組在沿路挖溝，另一組則在後面追趕，將其填滿並掩蓋。旁觀者很困惑，問工人在做什麼。他們說，政府雇用了三名承包商：一個負責挖掘，一個負責安裝管道，第三名負責掩蓋。一名工人說，第二個承包商從未露面，他補充說：「所以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工作。」阿斯加里總結說，就是ICE。
今年1月，他收到通知，通知他有驅逐出境命令的囚犯可以在90天後要求進行羈押審查，以期在監督下獲勝。他的90天在2月13日結束。邀請他提交文件，證明他既沒有飛行風險也沒有危害社會。阿斯加里（Asgari）如此熱切地指出，在他等待審判的兩年中，他服從了每個法院的命令，保留了所有宵禁，並且在法庭上他被免除了罪名。2月19日，他收到一封信，宣佈他的請求已被拒絕。這封信的日期是2月3日，也就是截止日期前十天，甚至還沒有提交他的證明文件。他意識到沒有人看過他的檔案。拒絕他的原因更加令人困惑：ICE表示，儘管他在2017年交還給ICE的護照在2022年有效，但它正在等待伊朗向他簽發旅行證件。
指派給他的案子的決定官員是斯科特·維奇羅夫斯基。阿斯加里在塞內卡會見了他兩次。Asgari問，如何將旅行證件作為關押人的理由？他構成了什麼威脅？威奇羅夫斯基，阿斯加里告訴我，只是看著他的鞋子。「如果我是他，我會辭職–我不會只是看著人們一無所獲。」阿斯加里抱怨道。（Wichrowski拒絕了訪談請求。）
在塞內卡縣監獄的法律圖書館中，阿斯加里引用了19世紀40到50年代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傑克遜（Robert Jackson）的話說：「程序的公平與規則是自由必不可少的要素 。確實，如果選擇，與按照蘇聯程序慣例執行的實體法相比，人們更可能選擇按照我們的習慣法程序真誠地適用的蘇聯實體法來生活。」阿斯加里總結說，他是蘇聯式程序執行的美國法律的受害者。
在襲擊美國之前，冠狀病毒在2月席捲了整個伊朗。飛往伊朗的航班被暫停。剛開始，阿斯加里只是很生氣。然後他開始恐慌。他處於嚴重COVID-19感染的高風險中。六年來，他反復發作了肺炎，並且患有慢性肝病和高血壓。該月下旬，他患了肺部感染，但他服用了抗生素並清除了細菌，因此他認為這不是COVID-19。然後，隨著大流行病的惡化，ICE開始將他轉移到一個臭名昭著的監獄中。
他於3月10日進行的首次轉移大約花費了十二個小時。他和其他被拘留者被束縛在鐵鍊中，幾乎無法動手吃飯，而且一些囚犯由於無法上廁所而弄臟了自己。他們從基地飛到基地，最後降落在路易斯安那州亞歷山大市，ICE在那兒設有驅逐中心。下飛機的時候，阿斯加裡頭疼得厲害，幾乎站不起來。當他到達從飛機上下來的樓梯時，他暈了過去。
阿斯加里被告知，被拘留者最多可以在亞歷山大分期設施關押一周。相應地，這個地方很簡陋，沒有書籍或穩定的同伴友情。阿斯加里的血壓飆升。七天後，他被安排驅逐出境。他在束縛中又度過了16個小時-這次是向北到達新罕布什爾州，然後向南到達新澤西州，再向西到達德克薩斯州。在每一站，隨著更多的囚犯登機，飛機在停機坪上坐了幾個小時。最後，由於大流行，阿斯加里飛往伊朗的航班被取消。ICE飛機終於在晚上10:45再次降落在亞歷山大港，機上有一百多人，其中許多人包括阿斯加里，他們是當天早晨離開該設施的被拘留者。
阿斯加里注意到亞歷山大的懲教人員戴上口罩，他懷疑他們知道他不知道的東西。他在穆罕默德（Mohammad）為他驅逐出境而打包的手提箱中有一個口罩，但被禁止取回。正如他所說，運輸樞紐是一枚準備引爆的病毒炸彈。隨著其他國家停止接受驅逐出境，其人口激增。當大多數美國人開始在適當的地方避難，並試圖在街上保持六英尺的距離時，亞歷山大拘留設施中的被拘留者幾乎全都擠在一起。
3月23日，阿斯加里被放到另一架飛機上飛來飛去，在每個站點收集和驅散囚犯，然後他又回到了運輸樞紐。由於他已經離開亞歷山大一天，因此從技術上講，ICE避免將他安置在該設施中超過一周。紐約的穆罕默德（Mohammad）激怒了激進主義者和律師，他們擔心他的父親將無法重返伊朗。Fatemeh無法拜訪他：她曾申請去美國的簽證，但她的請求被拒絕了。
如果只有阿斯加里因盜竊商業秘密而被定罪，他將進入俄亥俄州的刑事司法系統，在那裡斯蒂芬·紐曼（Stephen Newman）孜孜不倦地工作，以爭取他的客戶從充滿病毒的監獄中富有同情心地釋放出來。紐曼向我感嘆：「我們無法在Asgari教授的面前見面。」 「我們無法為他做任何事情。兩年來，我們能夠幫助他-現在我們無能為力。」
3月底，阿斯加里被轉移到溫納懲教中心（Winn Correctional Center），這是一個位於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薩斯州邊境附近，由私人經營的綜合大樓。他對這個地方的第一印象是直覺。豆莢是一個混凝土盒子，空氣是如此潮濕，以至於浸透了他的床單，四十張床也生鏽了。幾扇窗戶覆蓋著半透明的有機玻璃。這是他去過的最令人沮喪的地方。他告訴我：「每當我看到ICE對我的治療效果最差時，他們都會再次讓我感到驚訝。」
儘管如此，他對離開亞歷山大一世感到欣慰。在那裡，他的隔間中的一名囚犯測試了COVID-19的陽性，因此整個隔間都被送到溫恩，在那裡成員將被隔離14天，並定期進行溫度測量。他說：「我們幾個哭了。」 「他們說，『這裡到底在哪裡？』我告訴他們，‘這裡，您要安全些。’」阿斯加里私下告訴我，該設施不人道：「沒有人在和任何人說話。把人們留在這裡絕對是丟臉和令人作嘔。」但是在他的檢疫艙內，出現了一種團契，儘管其他人主要講西班牙語，而阿斯加里卻沒有。
據阿斯加里所知，ICE似乎並未非常重視隔離問題。幾天之內，儘管隔間已知暴露於冠狀病毒中，但隔間中仍有幾名哥倫比亞人被驅逐出境。在隔離結束之前，一些薩爾瓦多的被拘留者也被遣返。阿斯加里加入了路易斯安那州ICE被拘留者的人身保護令訴訟，極有可能發生COVID-19併發症。
4月10日，他告訴我設施中其他地方的三名男子測試呈陽性。他的血壓超過一百五十。到這個時候，他的隔間已經被隔離了十四天而沒有任何人生病。但是，當我們講話時，他看到一個新的被拘留者被帶到了隔間里-內部人員有暴露的危險。「我要為此戰鬥！」他說。阿斯加里掛了電話，幾分鐘後回電話告訴我，如果我在一小時內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他很可能被帶到隔離牢房，然後我應該給他的家人打電話。十分鐘後，在囚徒歡呼的背景下，他回到了隊伍中。
阿斯加里帶領隔間圍攻入口。他告訴警衛，他為自己的生命而戰，不會屈服。他的室友支持他，新來者被帶走了。「現在人們很高興，」阿斯加里告訴我。「沒有人表現出弱點。」阿斯加里說，當新的警衛班輪到來時，他們感謝他：由於他所做的，他們也感到更加安全。目擊現場的一名監獄工作人員後來告訴阿斯加里，當阿斯加里誓言為自己的生命而戰時，他感到很興奮，並詢問其他被拘留者是否也為自己的家屬而戰。每個人都大喊：「是！」該工作人員告訴Asgari：「我感覺自己像在看電影。」
阿斯加里興高采烈只持續了大約三天。他的右腿開始腫脹，沿著一塊從未受傷的骨頭上被瘀傷染成紫紅色。從他的床上走一百英尺到分配藥品的吊艙門或廁所，這真是令人痛苦。他被拒絕坐輪椅；護士給他倒了冰。最後，他去看醫生，醫生懷疑他有血塊，並趕往醫院接受超聲波檢查。那裡的醫生也懷疑血凝塊，儘管它們太小了，無法在超聲波上顯示出來，他告訴ICE阿斯加里不應該飛。對於驅逐出境的計劃再次被推遲，阿斯加里似乎並不感到完全遺憾。他告訴我，如果他在美國待一會兒，他可能會被授予人身保護。他說：「我想向這些人證明他們錯了。」
阿斯加里孜孜不倦地追求事業-始終有事業。醫院給了他拐杖，但用拐杖傷了他的背部，兩天之內，他把拐杖送到了護士那裡，一張紙條要求輪椅。有人告訴他協議禁止它。為了抗議，他邀請他的室友將他拖到床單上。（有一點，他告訴我，笑著說：「他們這麼快就把我拖到地板上，我的屁股著火了。」）他還問護士，他還要自己動身嗎？一天，一名警衛悄悄在吊艙內放了一個輪椅。阿斯加里（Asgari）將這些勝利歸功於他所謂的「一個人的力量」。他告訴我：「在任何情況下，一個無辜，獨立，明智的人都會佔上風。」
在Winn，阿斯加里有時間反思自己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他一直生活在十字路口。伊朗革命學生運動集結之時，他是1977年進入德黑蘭大學冶金工程系學習的。當該運動推翻沙阿建立伊斯蘭共和國時，阿斯加里（Asgari）幫助組建了一個名為「聖戰建築」的組織，這是伊朗對美國陸軍工程兵的對口單位。他協調工作人員修路，輸水和收割小麥。伊朗-伊拉克戰爭始於1980年，工程系學生轉向軍事後勤。為了將坦克移動到Al-Faw半島上，他們幫助設計了浮橋，該浮橋必須在深夜安裝在水下，然後用儲氣罐浮在水面。阿斯加里參加了五次進攻。他看到屍體裂開，一枚迫擊炮彈降落在他身後，使周圍的泥沸騰。
阿斯加里之所以革命，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宗教思想家，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平等主義者。他認為社會正義優先於任何國家理論。當他90年代首次來到美國時，最讓他感到驚訝的是，如此平靜，有序的社會已經從殘酷的資本主義機制中崛起。
他認為，他被拘留的時間使他對美國社會的瞭解比大多數公民所擁有的更為完整。 「我在低處有朋友，」他經常笑著告訴我。他在聯邦法院系統被關押了兩年，而在ICE的抓捕中度過了五個月，這一切都是因為F.B.I.曾試圖招募他，但沒有成功，因為他的簽證（如果確實是簽證）從未被蓋章。現在，在德克薩斯州與路易斯安那州邊界的一個ICE拘留所中，他正經歷著托克維爾的時刻。
阿斯加里仍然深情地看著美國。他驚奇地發現，在每個監獄中，他都可以拿起電話與新聞記者交談，而且新聞記者可以發佈他們想要的內容而不必擔心受到審查。但是他最欣賞的是美國司法機構的獨立性。
他反映：「我在美國法官面前以伊朗人的身份出現。」 「這位美國法官裁定反對聯邦調查局代理對我有利。我榮幸地見證了他從陪審團的選擇到最終審判的方式，以及他倡導公正與公正的方式。我相信這些是全球價值觀，包括我本國在內的所有政府都應尊重。」他補充說：「我的律師，對我的案件全身心投入，他們是案件另一端的同一政府的僱員。」
從司法機構傳到ICE手中，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在那裡，他見證了似乎與法院形成鮮明對比的價值觀。他感到被囚禁的人數令他感到震驚，他認為這些人沒有生意被監禁，而殘酷的待遇似乎與美國法律的自由性背道而馳。阿斯加里堅信，在從一個前哨站到另一個前哨站的廉價航班上，ICE囚犯的流傳背後隱藏著一種獲利動機。否則，他根本無法理解。
在美國法律的眼中，他和其他ICE被拘留者是誰？他們佔領的地區陰暗到了黑暗的地步。為了贏得監督的釋放，剛好因要被驅逐出境而被監禁的人必須首先證明自己沒有逃亡風險。他們的拘留被認為是行政性的，而不是懲罰性的，但他們與被判有罪的人被安置在相同的設施中。
監獄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坩堝，而阿斯加里對人際關係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已從經驗中變得更加牢固。在監獄隔間中，您無法躲在化身，銀行帳戶或成就後面，甚至不能躲在繁忙的日程安排的自我重要性之後。各國政府可能試圖統治或消滅彼此，但被迫親密無間和最粗糙的平等的人們往往會合作，阿斯加里發現。他一直是微觀結構的學者，現在他瞭解到，社會的原子（其所有屬性都源於此）是處於基本狀態的人們。它們之間的紐帶是該結構最深的力量來源。
在溫恩，時間旋轉。新的被拘留者將出現在大門口，監視站將鳴叫莢果成員圍攻大門並阻止其進入。阿斯加里看到他的腿上有新的傷痕，而阿斯加里卻不知道他代表他拒絕了另一趟航班-無論是飛往克利夫蘭還是德黑蘭。他要求將塑料椅子帶進淋浴間，這樣他就不必站起來了，他又在與規約作鬥爭。該規約的邏輯性沒有人記得，甚至從未聽說過。如果只有ICE可以將他釋放給女兒，阿斯加里說：「讓我有四天的時間，我將在家看電視和吃波斯食物。」
4月下旬，阿斯加里的吊艙失去了競標的資格：囚犯被迫與其他數十人一起進入一個新的空間。阿斯加里於4月25日檢測出COVID-19呈陽性。他晚上醒來時渾身是汗。當我們講話時，他聽起來很虛弱，不停地咳嗽。他被放置在「負壓」牢房中，該空氣使受感染的空氣遠離其他被拘留者。他沒有淋浴，只能用手機上網，只有一隻大黑蜘蛛陪著他。至少他的氧氣水平保持穩定。當阿斯加里在負壓牢房中時，一名法官建議拒絕他的人身保護請願書，理由是阿斯加里已被感染，因此不再面臨危險。
發燒爆發後，他被放置在確認的COVID-19患者的豆莢中。疫情最終影響了近200名囚犯。阿斯加里曾經是幸運的。但是，在他康復之後，他對自己處境的骯臟和不合理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激動。其他途徑都失敗了，他的妻子開始與伊朗外交部認真交談。
伊朗和美國在12月交換了一對囚犯，此後一直在討論另一個。美國海軍退伍軍人邁克爾·懷特（Michael White）因涉嫌侮辱最高領導人阿里·哈梅內伊（Ali Khamenei）而在伊朗被判處數年監禁，他將被替換為佛羅里達州的整形外科醫生Matteo Taerri，他因將兩用生物過濾器走私進入美國而被判處違反制裁規定伊朗。兩國將通過瑞士中間人交換兩名男子。在春季，伊朗人決定將驅逐阿斯加里的交易作為前提條件：只有在ICE將阿斯加里遣返伊朗後，他們才會履行自己的義務。
5月初，有關互換的消息在美國媒體上洩露，一些文章提到了阿斯加里的名字。國土安全部代理副秘書長肯·庫奇內利（Ken Cuccinelli）向美聯社聲稱，美國自12月以來一直試圖驅逐阿斯加里，伊朗人將確認護照的有效期推遲到2月下旬，當時大流行開始。國際旅行不可能。
5月下旬，路易斯安那州一家法院最終決定批准阿斯加里的人身保護申請，並給了ICE兩個星期的時間以在監督下釋放他。但是在那之前，在ICE被拘留七個月之後，他終於在6月初被驅逐出境。他於6月4日從他位於德黑蘭以北山區塔勒根的鄉間別墅給我打電話。他時差時差，仍然感到突然的自由之震，對食物的味道不知所措。伊朗高級官員接待了他。當地新聞媒體大聲疾呼接受採訪，顯然渴望將他介紹為美國不公正行為的象徵受害者。目前，他拒絕了。他不想從政治角度介紹他的案子。他堅持說，他的故事確實是關於維持他關係的。儘管如此，關於他被監禁的記憶，尤其是在溫恩和亞歷山大的記憶中，仍然籠罩著他的思想。他傷心地得知，他在溫早知道保護已經死亡COVID-19。「他是一個溫柔的人，」他告訴我。「我從未見過他有任何侵略性行為。」
阿斯加里打算像他離開伊朗一樣重返伊朗-作為一名國際主義者，他所追求的絕對不是理性而是原子。「我不喜歡被調換，」當這個想法第一次出現時，阿斯加里告訴我，回到溫恩。「我想在美國法官和陪審團面前在美國法院勝訴。因為我知道我沒做錯任何事。」 ■
發表在2020年9月21日的印刷版上，標題為《拒絕做間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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