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問題，真不是特朗普一個人的錯

隨着總統大選的臨近，美國內外似乎陷阱入一種焦慮和恐懼之中，認為選舉結果將決定性地影響美國和世界的未來走向：國際秩序、自由貿易、全球產業鏈、氣候保護甚至西方制度的未來，就在此一選！

隱隱地，還有另外一層越來越深的擔憂：大選結果不被任何輸的一方承認，美國會不會陷入第二次內戰？

畢竟特朗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聲稱不論選舉結果怎樣，他不能夠保證權力的過渡是沒有暴力的。甚至在總統和副總統辯論上，特朗普和彭斯都拒絕承諾敗選交出權力。特朗普在辯論時的原話如下：「如果這是一場公平的選舉，我百分之百支持它。但如果我看到成千上萬的選票被操縱，我不能同意。」

民主黨方面，雖然拜登多次承諾接受選舉結果，但10月10日他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場競選活動上表示，他輸掉選舉的唯一可能就是對方在投票站「耍詐」。其言外之意躍然而出。更令人驚悚的是民主黨中另一位重量級人物——前國務卿、2016年民主黨總統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頓，今年8月在接受採訪時曾建議拜登「無論如何都不要承認敗選」——誰能想像得出美國這樣指標性的政治人物竟然說出如此違反憲法的話？

問題在於，在美國政治極端化的今天，即使候選人接受，民眾也未必接受。2016年大選結果出爐后，抗議選舉結果的人群立即湧向全美街頭。我當時正在美國觀選，被這一經常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幕所震驚。現在四年過去了，民主黨支持者已經再也無法忍受特朗普，假如拜登敗選或者特朗普不承認選舉結果，一場令人恐懼的全面大衝突——因為雙方都有槍——恐怕是大概率事件。

除了兩位候選人的立場，還有一個技術原因：由於疫情極其嚴重，郵寄投票超過上屆大選的十倍以上。郵寄選票的一個後果是最終結果的公布可能會延遲半個月之久。關鍵的搖擺州賓夕法尼亞、北卡羅萊納和密西根等將接受郵寄選票的期限延長至11月中期——當然郵戳一定得是11月3日。即使是要求在選舉當日必須將選票寄達的州，也可能需要一周的時間才能完成計票。《華盛頓郵報》曾統計過3月份民主黨的初選計票，發現各州平均要耗時4天才能得出結果。

對於國際社會來說，今天美國的混亂似乎是個意外，但在我看來，一切早已註定。
此前我在《醜陋的美國選舉》、《美國給了全世界最壞的示範》文章中，談到金錢政治、選舉人制度、政治極端化等面上的問題，今天則分析一下結構性的問題。
首先，主張西方民主制度的學者往往都聲稱，這種制度可能不會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但絕不會選出最壞的領導人。但事實證明，正是這套選舉制度，選出了特朗普。

借用《紐約時報》的評論：「在這個歷史性的種族清算時刻，特朗普還不斷煽動分裂、恐懼和仇恨，同時粗暴踐踏法治以及我們的民主規範和制度。幾乎每一天，似乎都會發生比前一天更瘋狂的事情，進一步損害着我們的群體信任」。甚至都打出這樣的標題：《特朗普還有人性嗎？》

10月16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論《結束美國國家危機》，聲稱「特朗普濫用職權，否認政治對手的合法性，打破了幾代以來將這個國家團結在一起的規則。他將公眾利益與他的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結合在一起。他對美國人的生命和自由表現出了令人震驚的漠視，他不配擔任他所擔任的職務。」結論是「他尋求連任對美國民主構成二戰以來最大威脅。」

如果說《紐約時報》代表所謂「白左」，觀點未必公正，可是許多專業性媒體也破天荒地表態反對特朗普。權威科學雜誌《自然》（Nature）此前不久也發表社論，批評特朗普在應對新冠大流行的問題上堪稱災難，並且破壞了全球應對氣候危機的努力。除了《自然》之外，還有醫療雜誌《柳葉刀》(Lancet)，美國《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權威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都發表文章呼籲選民不要支持特朗普。需要說明的是，這是《新英格蘭醫學雜誌》自1812年創刊以來首次就大選表態。

我記得特朗普剛當選時，全球一片嘩然，把它視為西方民主的危機。但中國的自由派學者、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出席一次研討會時這樣辯護：這說明美國是真民主，金錢和家族政治都不能決定選舉結果。

我也承認2016年美國選舉是真民主的結果，但這正是可怕的地方：假民主選出特朗普，世人可以不在乎。但真民主產生特朗普，才是真正的危機。別忘了，希特勒也是通過真正的民主程序獲得權力的。

如果尊重客觀事實，我們會發現不管是總統制還是議會制，不管是直選還是間接選舉，都無法阻撓危險的民粹主義領導人上台。英國的約翰遜、巴西的博索納羅、印度的莫迪、菲律賓的杜特爾特、匈牙利的歐爾班以及美國的特朗普，都是例證。

如今，民粹主義領導人上台的後果，全球都深刻體驗到了。僅應對新冠疫情而言，應對最糟糕的國家就是英國、美國、巴西和印度，而且不是巧合，美國、英國和巴西的領導人都被病毒感染！

如何評價特朗普，不妨引用一下著名政治學者福山的看法。他今年4月接受法國《觀點周刊》採訪時表示，「作為美國人，我堅持認為，我們絕不能相信像特朗普這樣的總統。在他當選之前，這個罔顧事實真相併且自戀無知的跳樑小丑已經讓我們十分擔憂了，但是真正考驗這類領導人的，是我們正在經歷的危機。此外，他並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機所必須的團結和集體信任。」

然而，一切都已經發生

其次，主張西方民主制度的學者往往都聲稱，即使選出不適任的領導人，由於有三權分立和制衡，領導人也不能胡作非為，濫用權力。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就是憲政。
那我們就看看特朗普這四年，這種三權分立和制衡是如何發揮作用的。特朗普擁有行政權，但立法權和司法權是否對他制衡，取決於掌握在誰的手裡。當共和黨控制着國會兩院時，立法權這種制衡就不存在了。行政權最重要的一項是人事任命權，內閣部長級官員是要受國會批准。但特朗普可以讓提名人代理，就繞過這一制衡。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奇特現象：最多的時候政府里的部長四分之一是代理，包括國防部長、內政部長、司法部長等重要職位。有的代理部長時間長到被另一個代理更換，也等不到國會批准的那一天。

至於特朗普任命自己的女兒和女婿，明目張胆的搞裙帶，誰能制衡？當他結束訪問中國行程離開時，卻把太太留在中國繼續遊玩，誰能制衡？新冠疫情發生後，特朗普犯了多少嚴重錯誤，誰能制衡，誰能糾錯？

司法權也一樣，暫停特朗普禁止七個穆斯林國家公民入境和禁用微信等的法院裁定，都來自民主黨執政州的法官（雖然是聯邦法官）。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一定要在選舉時期提名最高大法官。雖然大法官任命後是獨立的，但其理念決定了其如何解釋法律和對政治的立場。

我以現任西雅圖市長珍妮為例。她曾於2009年獲得奧巴馬總統的提名，成為聯邦檢察官。2017年禁穆令發布後，她是首批到機場抗議總統禁穆令的人士之一。當年11月她競選市長時，口號就是「特朗普，把你的臟手從西雅圖移開」。後來也是西雅圖聯邦法官詹姆斯‧羅巴特的裁決，成為首個適用於全美暫緩執行禁穆令的裁定。

甚至2000年大選出現爭執，最高法院裁定小布殊勝選，很重要的原因是多數法官都是老布殊總統提名的。

所以行政、立法和司法機構可以獨立設置，但由於組成的人未必獨立，相當程度地受立場和被誰提名的影響，所以嚴重消弱了它的制衡作用。或者說，三權之所以有時可以發揮制衡作用不是因為獨立的地位，而是因為控制在不同的政黨手上，否則所謂的制衡實質上就不存在了。

另外，特朗普擁有的外交權力是不受制衡的。他退出TPP、世界衛生組織、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萬國郵政聯盟、《中導條約》、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全球移民協議、伊朗核協議等，都無需國會批准。包括他下令轟炸阿富汗、導彈襲擊敘利亞、暗殺伊朗高級官員蘇萊曼尼、把使館遷至耶路撒冷這樣的決策。所有這些行為都對美國和世界的安全、和平、發展、穩定造成巨大危害。

第三，主張西方民主制度的學者往往都聲稱，西方民主制度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能夠做到權力和平有序交接，保持社會穩定。

但現實卻是，全球許多採納西方制度的國家，一場選舉過後往往造成國家分裂和動蕩甚至戰爭。委內瑞拉、白俄羅斯、吉爾吉斯坦、泰國、許多非洲國家等莫不如此。就是美國，歷史上當林肯當選總統，南部七個州立即決定獨立，不接受選舉結果。最後也是通過一場血腥內戰作為解決辦法。

2020年的大選則又有重演分裂之勢。法新社採訪一位支持共和黨的選民畢凱（Cristiano Piquet），問他為什麼要親自現場提前投票。他說：「我們不能相信那些民主黨人。」「他們（民主黨人）邪惡透頂，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所以我想確保自己的一票算數。」類似的現象在民主黨陣營也存在。互相視對方為邪惡，還怎麼妥協？輸的一方還怎麼會接受結果？

德國媒體也報道了類似的事件，只過是發生在立場不同的母子之間。兒子寧願交房租住到學校裡也不和母親同住：「如果繼續住下去我們兩個都會瘋掉，我們實在爭吵太頻繁了，都快把親情給磨沒了」。朋友同事同學反目、鄰居不相往來、家庭分裂，由此可見今天西方民主政治對家庭、對社會的撕裂和破壞。

上述事實說明，選舉民主要想成功，是有很多條件的。第一首要的是有集體共識。這個共識一般是建立在經濟基礎或者民族之上的。正因為美國南北方沒有共同利益而且尖銳對立，民主選舉就成為矛盾爆發的催化劑而不是解藥。

現在美國，各方的利益分歧日益尖銳，相應的，價值觀對立也日益上升，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將無法再扮演化解問題的角色。特朗普一再說他如果敗選就離開美國，這不僅僅是打同情牌拉票，也是今日美國不包容、不寬容的寫照。從本質上講，自己人才會寬容和包容，現在競選雙方還把對方視為自己人嗎？

應該說不是民主建立共識，而是有了共識才能建設民主。

第二，還需要許多制度建設和文化的條件，民主制度並不是每一個國家直接拿過來用就可以。

現在全球已經擔憂美國是否能夠做到權力和平交接，表面上看是特朗普這個人的原因，但根本上則是制度的基礎已經改變了，沒有共識，何來妥協？哪怕這一次最終實現了和平交接，只要問題不解決，未來矛盾的爆發是必然的。就如同在林肯之前，南北沒有發生戰爭，但最終還是無法避免。第四，主張西方民主制度的學者往往都聲稱，西方的民主可以解決民族問題。但事實卻是美國的種族衝突愈演愈烈，特別是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時代，黑人遭遇的歧視和迫害能夠迅速廣為人知，警方也無法再編造謠言或者理由。今年弗洛伊德被跪壓八分鐘遇害，引爆了全美國的抗議浪潮，期間暴力事件頻發。

不僅美國，法國不同種族之間的仇恨也是到了空前的程度。一位歷史老師因為展示默罕默德的漫畫而被一位祖籍車臣、但在法國接受教育、平時沒有案底也沒有激進化的十八歲穆斯林砍頭殺害。二十一世紀不過才二十年，巴黎騷亂、倫敦騷亂、挪威騷亂，巴黎恐襲、倫敦恐襲、比利時恐襲、馬德里恐襲，一波接一波。
西方的民主制度之所以無法化解種族衝突，原因很多，比如種族歧視和不平等。新冠疫情下，根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2020年拉美裔美國人的死亡率上升53.6%，黑人上升34.6%，白人上升11.9%。但一個原因是政治人物刻意利用這種情緒，為自己謀取政治利益。特朗普拒絕譴責極右，拜登則親自會見受害人家屬出席葬禮。法國政府對遇害老師高調處理，既有給國民一個交待，也有和第一大政黨極右搶奪話語權以及轉移國內疫情和經濟困境的目的。

客觀來說，種族問題在任何國家都是難題。因為這並非理性所能解決的，它和認同、感情有關。奧地利一個極右小黨的副主席積極反猶，後來竟然得知自己是猶太人！於是他退出了這個政黨，並成立一個新政黨，追求族群平等。所有這一切，就只是因為身份變了而已。

所以歐美這種高調和政治利用的方式處理種族問題，無異於提油滅火。

種族議題之敏感，還可從以下例子窺得一斑。法國歷史老師遇害之後，按說華人華僑是第三方，相對中立，本應可以心平氣和的討論。結果我所在的一個均有留學背景或者學者背景的微信群，竟然有多人因觀點不同而一怒退群。還有一位華人不贊成我的觀點，竟給我如下留言：「你簡直就是一個潛在的伊斯蘭極端人物啊！」、「你真是不僅卑鄙，而且是邪惡勢力的支持者」、「你真是個無恥的小人，在這種不僅關乎宗教與言論自由的問題上，而且是正義與邪惡的人類基本問題上，你表現出來的態度，真實得反應出你的可恥小人的醜惡嘴臉」。

一個第三方尚且如激烈，可想當事

對當下美國現實的梳理，自然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所謂的民主，不但選不出優秀的領導人，還無法阻止最壞的結果；既不能有高效和高質量的國家治理，也不能制衡政治人物的濫用權力；既不能促成社會的共識和和解，反而激化矛盾和衝突；即不能推動各民族的平等發展，也不能化解種族對立。正如英國媒體BBC所總結的：陷入合法性危機的似乎不是中國的「威權主義」，而是西方的民主制度。

面對這場選舉，西方不切實際地幻想只要特朗普敗選，這場合法性危機就能結束，還可以藉此展示糾錯能力。但是這個制度既然能選出一個特朗普，就能選出第二個。更何況，不管誰勝選，這些問題都不能解決。美國選出黑人總統，種族問題化解了嗎？美國政治的極端化和對立難道是從特朗普開始的嗎？美國疫情極其嚴重，歐洲的英法德意西比等不也同樣如此嗎？

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乃至全球對美國大選如此擔憂純粹多此一舉。公正地講，美國問題的根源並不是特朗普，他也是美國問題的一部分，他的出現只不過令美國的問題更加突出罷了，因此，美國的問題，真的不是特朗普一個人的錯。

最後要說的是，特朗普這樣修養欠妥的政治人物並非美國首個。1800年美國總統競選，挑戰者傑斐遜誹謗約翰·亞當斯總統，說他是個「令人作嘔的書獃子，可憎的偽君子，暗地裡有着陰陽人的性格，既沒有男人的力量和堅強，也沒有女人的溫和與敏感；作為對他的回擊，亞當斯總統的支持者則稱傑斐遜是一個『卑鄙、未開化的傢伙，是有一半印第安血統的母親的兒子，是來自弗吉尼亞的黑白混血的父親的種。”

西諺云：文化是制度之母。有什麼文化就有什麼制度。這也是理解今天美國政治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