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支持特朗普？

美國大選，本以為是一場巨大的藍色海嘯碾壓特朗普，卻成了旗鼓相當的對決。不過也正如有些人疑惑的那樣：一個性格和人品都有重大瑕疵的人，應對疫情極其失敗，使得美國成為全球最嚴重的災區，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人支持他？

首要的，自然是歷史創造英雄。特朗普的成功離不開美國的歷史大背景。他絕不是偶然的個人現象，而是西方文明和時代演進到今天的必然產物。具體來講，產生特朗普的時代因素有二。

一是全球化、自動化和經濟金融化對西方全面的衝擊。全球化對美國產生的影響，舉個例子來講：蘋果手機是美國發明的，但卻在第三世界生產，只有少數精英是獲益者。自動化和經濟金融化也導致了相似的結果。這些現象導致的最重要的經濟後果就是中產階級的萎縮。於是整個西方最富階層和最窮階層加起來超過50%，過去佔主導地位的中產階級成為絕對少數。

經濟的變化必然產生重大的政治效應：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所謂的“西式民主”，它不僅直接撼動了西方社會的穩定和理性，更直接威脅到傳統西式民主制度的運作。這就導致了政治極端化：對立雙方日益無法妥協、極端政治勢力迅速崛起就成為了西方——不管是歐洲還是美國——的常態。特朗普這樣一個如此極端、如此反傳統、如此肆無忌憚地挑戰和否定西方價值觀的政治素人能夠成為美國總統，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是隨着經濟發展，整個西方生育率迅速下降，早已經大大低於種族傳承所必須的一個家庭至少要有2.11個孩子的底線。與此同時，其他非白人種族生育率依然保持高位。對於歐美傳統白人而言，他們成為少數民族或者消失已經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一個迫在眉睫的現實危機。

按照目前發展的速度，39年後法國將成為一個伊斯蘭共和國；而在荷蘭，50%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家庭，十五年後，一半荷蘭人口將是穆斯林；在比利時，25%的人口已經是穆斯林，50%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家庭；在德國，聯邦統計辦公室說，到2050年，德國將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美國儘管還沒有到歐洲那樣嚴重的程度，但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預測，非拉美裔的白人比例2050年將降至46%。

面對種族危機，西方極右勢力全面崛起，並日益贏得越來越多選民的支持。正如法國總統馬克龍所公開承認的：「極右勢力的回歸不僅發生在德國，而是一個歐洲現象」。

而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和排外主義四面大旗，贏得了方方面面的支持：不僅是底層較少受教育的“可憐的”群體，也有眾多精英。2016年我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整個會場找不到一個黑人，在我隨機的交流中，支持特朗普的人來自各個階層，包括哈佛大學的教授——而且竟然是一位女教授（之所以如此強調此教授的性別，是因為特朗普臭名昭著的女性立場）。

可以說正是因為特朗普了解民眾的焦慮，掌握民眾的情緒，利用了民眾的不滿和恐懼，才一舉打造了二十一世紀美國——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黑天鵝事件。

四年過去了，上述時代背景並沒有發生變化，相反地，仍然在持續惡化中。這個原因當然不是特朗普執政無力，而是因為這是時代潮流，誰也不可能改變。誰能逆轉發展了數百年的全球化？誰能逆轉自動化這種科技進步？誰能逆轉經濟金融化這一發展趨勢？誰能改變西方傳統種族的生育觀念？誰能限制或者剝奪非傳統白人的生育權力？

特別是種族問題，在2020大選年由於佛洛伊德事件而更加突出。這場席捲全美的抗議事件，極大地提升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危機感。但以拜登為首的民主黨全力支持黑人的立場，又令白人群體大為失望。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民主黨提名有非裔和亞裔背景的女性哈里斯為副總統候選人，也激化了這一議題。因為拜登年齡過大，很有可能只做一任，或者由於任內身體原因而把權力交給哈里斯。本來美國還沒有做好接受一個女性領導人的心理準備，更別說還是一位非裔和亞裔背景的女性。8月份在巴黎的一場時事交流會上，我就指出了這一點。

這就是特朗普即使執政不力但仍然獲得了眾多選民支持的最根本原因。或者簡單說，特朗普還是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民意，代表了美國的歷史走向。即使他輸掉這次大選，未來的總統也不能忽視這個強大的民意。

從根本上講，這些議題和執政好壞無關。如果是在正常社會，當然要看業績。但在這種特殊歷史時刻，被某些白人認為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誰還在乎具體的經濟和民生議題呢？

其次就是美國的政治極端化。這一點有目共睹，我也不多做解釋，但政治極端化造成兩個後果。一是中間選民極度萎縮。每個政治人物只要抓住基本盤並有效促使他們出來投票就能贏得勝利。二是候選人是否有人格、性格問題，執政是好是壞都不重要了。選前拜登出現兒子亨特的醜聞，支持他的媒體競相掩蓋，支持他的選民也不相信，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正是這兩個原因，根本性地決定了儘管特朗普應對疫情如此失敗，他的缺陷如此突出，都改變不了支持者的立場。

需要多說一句的是，影響這麼多人生活和健康的疫情為什麼對於特朗普的支持熱度沒有絲毫降溫？這和歐洲同樣糟糕的表現有關。如果認為是特朗普無能或者不負責任才導致美國應對疫情失敗，那麼為什麼歐洲也如此？或許只有當其他大國都和中國一樣時，才能襯托出美國的無能。所以某種程度上講，是歐洲幫了特朗普。

不過美國大選僵局，也暴露了它的一個制度危機。選舉往往被西方民主制度視為問責的主要形式，是對一個政黨和政治人物執政好壞的評判。可這一次儘管特朗普內政、外交都對美國造成巨大損害，但卻仍然不影響他的支持度。選舉問責的功能形同虛設。這次美國疫情危機，沒有一個官員辭職、免職或者撤職。如果選舉也失去了問責的功能，那麼西方民主制度豈不是將成為失控的野馬？

所以毫不意外，在單日新增感染數超九萬、全球最嚴重的疫情狀態下，美國選舉照常舉行。1.5億選民、超過10萬個投票站、上百萬工作人員就這樣冒着風險進行政治活動。

尤其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根據美國聯邦選舉協助委員會的數據，投票站的工作人員年長者佔多數。比如在2016年大選期間，71歲以上的佔了差不多四分之一（24%），加上61歲至70歲的（32%），佔了工作人員的一半還多，而25歲以下的總共只有10%。這些高危人群就成了民主運作風險的主要承擔者。這和中國疫情發生時，兩會推遲舉行形成多麼鮮明的對比。

凡此種種，無怪乎有媒體下結論：特朗普沒輸，是美國輸了。四年執政，信奉「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已經把這個帝國開上了另一個車道，在這條車道上，對立和撕裂不斷加劇，美國再也不是我們認識的那個美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