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1月6日，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和抗議示威者湧入華盛頓特區，暴力衝擊美國國會大廈，並最終衝破了警察防線，造成5人死亡。隨著華盛頓混亂局勢的發展，美國多個州首府的政府議會設施也遭到示威者衝擊。隨後Facebook、Twitter等各大互聯網社交平台對現任總統特朗普的個人社交賬號作出使用限制或永久封號。暴亂發生後，特朗普首次明確表態，將於1月20日和平有序交接權力。這也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四年任期的即將終結，美國將開啓拜登時代。
如何解讀發生於美國國會的暴亂事件？暴亂將會對美國政治帶來怎樣的短期和中長期影響？如何看待互聯網科技巨頭們的做法？特朗普政府執政四年，對於中美關係和全球化進程帶來的最顯著改變是什麼？對於拜登時代的中美關係走向和全球化進程，能有怎樣的預期？海外華僑華人應從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亂象中認識到什麼？《歐洲時報》記者就相關問題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導師、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歐盟「讓·莫內學院」講席教授，中國政治學會青年工作專業委員會副會長王義桅。
美國人民在造反
《歐洲時報》：在號稱西方現代共和制典範和民主燈塔、標榜言論自由的美國，其國會大廈首次遭受到了本國公民的暴力衝擊。這件事帶給您最直接的感受是什麼？
王義桅：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美國人民在造反。造誰的反呢？造政治精英的反，造美國政客的反，造美國制度的反。是誰在造反呢？是白人，主要是支持特朗普的白人男性，他們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們也攻擊美國制度本本身，原來他們是主人，現在他們想要把權力奪回來。所以這次事件，就是民粹造民主的反、大眾造精英的反、白人造美國的反。
出現國會山的暴力衝突事件，還讓我想到另外一點：如果去衝擊國會山的是黑人的話，那可能死亡的就不是5個人了。美國黑人的犯罪率比較高，美國人又擁有槍支，所以警察對付黑人往往會使用強暴手段，這就出現了弗洛伊德現象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訴求。而這次衝擊國會的主要是白人，所以警察就沒有採取強制手段。否則，戒備森嚴的國會山怎麼會讓民眾中的暴亂分子攻佔了呢？這是很奇怪的。如果黑人去衝擊的話，後果絕不會這麼簡單。前些年亨廷頓還寫過一本書叫who are we？（我們是誰），裡面提及了到2040年美國白人作為少數族裔的身份危機。這一點，實際上也在這次事件中得到了體現。
暴亂事件背後是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對抗
《歐洲時報》：有人將此次美國國會暴亂事件與1789年憤怒的巴黎市民攻佔巴士底獄相比擬。您如何看待這一觀點？如果將此次突發事件視為民眾情緒的一個「起爆點」，您認為它映射出的美國社會深層癥結和危機是什麼？
王義桅：法國大革命主要是因為民不聊生，人民都餓得沒有糧食吃了，皇后卻問：「老百姓沒有麵包吃，為什麼不吃蛋糕？」這次美國國會的暴亂，實際上也是因為長期以來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極為懸殊的程度。從這個角度講，它的確是與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的社會背景相類似。當下發生的暴亂事件，其實更多是美國的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在對抗——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資本現在把拜登扶上台，要求繼續搞全球化；而「鏽帶」地區面臨著嚴重的產業空心化和大量失業問題，這一地區的產業資本要求特朗普繼續執政，反對全球化。所以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撕裂的局面。
美國國會山暴亂令西方國家如喪考妣
《歐洲時報》：美國向來被視為西式民主制度設計的典範和標桿。截至目前，多國政要紛紛對特朗普支持者闖入國會事件表態：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說「美國的民主必須得到維護」，英國首相約翰遜稱這是美國國會的「可恥場面」，挪威首相索爾貝格稱「這是對民主的攻擊」，德國外交部長海科·馬斯稱這是「對民主制度的蔑視」，法國總統馬克龍則說「今天在華盛頓特區發生的事情肯定不是美式的，我們相信美國民主的力量。」這些西方領導人的表態，都將此次美國國會的暴亂視為美式民主道路的一個意外和偏頗，是對民主制度的背離。但它卻實實在在地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大本營暴發了；而且，儘管特朗普敗選，他仍是美國歷史上獲得選票支持最多的敗選總統，代表著與當選總統拜登幾可匹敵的選民基礎和「民意」。在您看來，此次美國國會暴亂事件將會對美國的國際形象和影響力帶來何種影響？進而言之，會對西方民主制度帶來怎樣的衝擊和反思？
王義桅：美國國會山的暴亂事件出現以後，西方政客紛紛發表聲明譴責，說這不是民主的、這不代表美國、美國的制度還會糾錯、美國還是「自由的燈塔」，很有點如喪考妣的感覺。美國駐華使館也在測試，看看各方對這件事怎麼評價，看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好像朋友都是在譴責，並希望美國能夠回歸和恢復正常，而敵人則在嘲笑他們。所以他們想以對待這件事的態度來檢驗美國的朋友和敵人，這很有意思。
西方政客都在譴責美國所發生的暴亂，因為他們認為美國繼承的是羅馬帝國的遺產，羅馬帝國雖然解體了，但是羅馬法一直影響了今天的法治。美國自詡為「第三羅馬」，這也是它作為西方領導者的一個道法基礎。我們知道，議會政治是所謂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個象徵，也是最本質的體現。現在，美國國會山都出了這樣的暴亂，而且是民眾在造他們的反，這顯然讓西方國家的有點如喪考妣。其實，其他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也在不同層面上出現了問題，這種事情也可能會發生在任何其他西方民主國家裡。所以這些西方政客紛紛表示譴責，而且他們還相信，這次暴亂並不代表大多數人，不代表民主的本質，還希望美國制度有糾錯的能力。他們把這種現象看得太淡了，以為只是特朗普個人的原因，只要特朗普離開，制度還會修復、還會糾偏。這種想法有些太幼稚了。
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將長期存在
《歐洲時報》：美國大選至今，一波三折，計票與勝選認證工作僵持了兩個多月。直至此次暴亂後，特朗普才首次明確表態，將於1月20日和平有序交接權力。您能否據此評估此次國會暴亂對美國國內政治的短期和中長期影響？
王義桅：我們看到，在過去一段時間，權力交接確實一直不順利。直到這次製造暴力衝突事件以後，特朗普才首次表態承認敗選。但是他能不能在1月20號順利交權，現在大家都很懷疑。所以，現在已經起草了對他的彈劾程序，並且把核按鈕也拿走，這是很少見的。美國是繼續走國際主義的道路，還是回歸民粹、對抗全球化的道路，這次事件就成了一個分水嶺。所以這次衝突和對抗，意味著兩種道路、兩種路線、兩種勢力的博弈已經到了一個爆發點和很關鍵的時刻。本來1月6號是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認可大選結果的時候，在這時，精英民主受到了大眾民粹的嚴重衝擊。
短期內，這次暴亂當然會被平息。但從長期來看，特朗普的7400萬粉絲和選票，絕對不能容忍這樣一個結果，他們一定會在未來不斷地對拜登政府的執政帶來衝擊。所以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將長期存在，美國國內會進一步撕裂。甚至有人建議特朗普去組建新黨來參選，這會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所以美國制度如果不執行根本性的改革，只是靠簡單地譴責暴亂，或者把這次事件歸結於特朗普本人，這絕對是諱疾忌醫，只會把問題引向更加嚴重的地步。
被互聯網巨頭所挾持的美國民主早已失真
《歐洲時報》：截至當地時間1月8日晚，Facebook、Twitter等美國各大社交媒體平台發表聲明，出於對潛在暴力煽動風險的考慮，均對特朗普在個人社交賬號發言做出限制或封號，這意味著超級網紅特朗普的「社交性死亡」。您如何看待這些互聯網科技巨頭的做法？是否是西方民主制度自我糾偏的一部分，抑或只是精英階層內部鬥爭的產物？如何看待西方一直宣揚的互聯網言論自由？
王義桅：Facebook、Twitter等各大互聯網社交平台為什麼紛紛給特朗普噤聲？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這些互聯網科技巨頭都是支持拜登的，因為特朗普打壓全球化的力量，而這些人都依賴全球化的力量，所以硅谷、華爾街都支持拜登，一起把特朗普弄下去了。
第二，這些互聯網巨頭表面上都是私人公司，好像沒有人來協調，但實際上通過資本的代言，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隻隱形的手」，來操控和影響美國的輿論。在所謂的後真相時代，美國所謂的民主、民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真了。最近，《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福山也說，美國的民主已經被互聯網巨頭給挾持了。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資本的挾持，而是資本和技術的結合，這對美國國內政治是一個嚴重衝擊。
實際上，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問題，因為互聯網技術「去權威」，更加那個強調橫向連接，反權威、反精英、反體制在技術層面上更加容易實現。資本造成了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這是縱向的歷史遺留問題，加上橫向的新生技術的問題，這兩者的結合、疊加，就會產生美國的國會山暴亂事件。
這一點對其他國家都有普遍的警示意義——在所謂的後真相時代，如何管理好媒體，尤其是社會媒體，同時約制好資本，使得資本不能無限擴張、不能任性，互聯網技術巨頭也不能壟斷信息，不能造成新的更大層面上的偏好或者強化反理智、反體制的政治偏見，這是整個國際治理都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歐洲時報》：在涉及中國內政問題尤其是2020年香港暴亂問題上，美國乃至西方主流媒體曾一致地將示威者美化成所謂的「民族英雄」，稱之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面對發生在華盛頓的暴亂，這些媒體則眾口一詞譴責「這是暴力事件」，用「暴徒」形容那些示威者。對比美國媒體對這次暴動和對香港暴亂截然不同的態度，您如何看待美國政客和美式民主下的這類「雙標」？
王義桅：美國向來就執行這種「雙重標準」，管自己叫愛國主義、管別人就叫民族主義，管自己叫administration、不喜歡的就叫regime。而且，美國與歐洲的雙重標準還有些不太一樣，美國人還有一種宗教情結，他們自詡為「上帝的選民」——山巔之城（city upon the hill），國會山的這個「hill」就有一種宗教含義。奧巴馬的自傳《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將這種新教思想暴露無遺。美國認為他們是上帝的唯一代言或者化身，認為自己永遠代表正確，歷史已經終結；還以為自己是可以糾偏的，自己的問題只是特朗普的問題，而其他國家尤其是他們不喜歡的一些國家的問題都是體制的問題。這些觀念，讓他們總是看不見自身的問題，不實事求是，所以他們沒有政治改革，或者根本就改不動，因為既被利益集團綁架了，又被宗教觀念與偏見綁架了，新技術又強化了這種綁架。這也是美國政治問題積重難返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政府執政四年，中美關係出現嚴重倒退
《歐洲時報》：此次國會暴亂及特朗普的最新表態，基本終結了美國大選的最後一絲懸念，也意味著特朗普政府任期的終結。特朗普政府執政四年來，美國通過退群、貿易戰、新冷戰與製造業復興等一系列關聯動作尋求美國的「本土重建」，它們幾乎改變了美國處理中美關係、盟友關係及全球化的基本戰略框架和立場，似乎已經塑造了一種新的美國政治話語和共識。據您觀察，特朗政府執政四年間，對於中美關係和全球化進程帶來的最顯著改變是什麼？
王義桅：特朗普執政這四年確實把美國和世界的關係，尤其與它盟友關係和信任都摧毀了，現在歐盟也很難信任美國，所以才跟中國完成了中歐投資協定談判。而且，這四年對中美關係的傷害，也是致命性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回不到過去了。尤其是特朗普把美國政治的本質，那種自私自利、唯我獨尊、把別人做替罪羊等等，暴露無遺。而且，美國並不真心地歡迎所謂的中國崛起，以前他們還比較虛偽，現在是赤裸裸地把面紗撕開了，就像馬克思當年描繪的資本來到人間撕開了溫情脈脈的面紗一樣。
所以，特朗普執政四年對中美關係和全球化帶來的最顯著的改變，就是他們認為全球化是有利於中國、不利於美國的，全球化不再是資本全球擴張造成的，而且更需要產業回流，要逆全球化，這就造成了兩種資本——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對抗。
現在，華爾街和硅谷的金融資本是支持與中國合作的，而產業資本，尤其是鏽帶地區的傳統產業很反對made in China，他們希望打掉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和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希望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所以，現在是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雙重博弈在影響對華政策。拜登執政後的政策，很可能也是特朗普加奧巴馬的一個混合，其中有很多保護主義因素，也有很多高新技術和民主同盟來排斥中國。這個思路與特朗普是一脈相承的，就是在方式方法上，可能更多地會跟盟友協調，會更加溫和、更加系統連貫、更加隱蔽，也可以說更加陰險吧。
總之，特朗普執政四年，讓本就不太互信的中美關係變得更加缺乏信任了，更重要的是，他把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這一壓艙石給破壞掉了，產業鏈、供應鏈都被破壞掉了。經濟上的關係變了，安全定位上視中國為敵手，意識形態上又在全面挑起中美之間的對抗……所以說，這幾年中美關係出現了嚴重的倒退，而且，這種倒退不是拜登上台就能夠簡單修復的。
《歐洲時報》：有學者將過往四年來，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內政外交的重大調整稱之為「特朗普主義」。在您看來，「特朗普主義」的核心遺產是什麼？
王義桅：特朗普主義的核心遺產，就是所謂的「美國優先」。這意味著，美國不能主導的全球化，它就要退出來，它就要另起爐灶，搞一套新的全球化，實際上只是想換一種方式去領導而已，但並不會改變這樣一種本質。所以，美國一定要唯我獨尊、一定要領導，如果不能領導，那就推翻、就退群、就打壓，這是特朗普主義的核心。
中美博弈會更多朝向高標準、高規格層面
《歐洲時報》：美國民主黨歷來奉行全球化戰略，以全球經貿關係和全球民主事業為己任，以全球化、多元化、少數群體權利保護、福利主義公共政策以及相對激進的社會道德主張為治理哲學。此次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勝選，我們是否可以預期，即將執政的拜登政府能為近幾年間摩擦不斷、脫鈎加劇的中美關係帶來一些回調和緩和？對於拜登時代的中美關係走向和全球化進程，您有怎樣的預判？
王義桅：拜登上台後，很可能會像過紅綠燈一樣「一停二看三通過」。他首先要停掉特朗普的一些做法，比如徵收關稅，可能更多采取非關稅壁壘的方式；比如說，對於中美之間的一些交流機制，尤其是人文交流，肯定要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恢復；還要停掉對中國的一些單打獨鬥的做法。但是，他不可能取消關稅，而很可能拿這作為與中國談判的一個籌碼。特朗普的一些違反民主黨理念的做法，可能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被停掉或者取消，但從根本上改變是很難的，既有國內的阻力，而且還需要時機，可能要半年到一年時間才能慢慢修復。此外，還有一些是很難改變的，比如他們對中國的打壓，可能只是會換一種方式而已；尤其是，美國還想繼續領導全球化，拜登政府也只能是為美國服務，而不會相反。
當下和未來，中美之間的博弈會更多朝向高標準、高規格這個層面上，所以拜登很可能會繼續搞所謂的民主同盟、高科技同盟去排斥中國。目前，我國率先宣佈達成RCEP協議和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並宣佈加入CPTPP的談判，實際上就是在謀局。我們講於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同樣也適用於對美鬥爭方面。
向世界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歐洲時報》：近年來，我們一直說當前正值百年未有之變局，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反思近幾年間風雲變幻的國際關係，比如中美貿易摩擦、世紀疫情，以及此次美國國會暴亂包括一波三折的美國大選，您認為中國最應從中認識到什麼？
王義桅：我覺得中國從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亂象中，應得到的最大認識有兩點。
第一，任何的制度和文明，都要像《大學》裡說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就是說，都要不斷地去改革和調整，適應新的環境變化，否則再先進的東西也會變成落後的、反動的東西。正如湯因比曾言:「文明死於自殺，而非他殺。」所以，各國都需要改革，各種文明都需要創新，都要與時俱進。美國現在已經改不動了，所以出現了這麼多的暴亂，將問題怪罪於中國或歸結於特朗普，是諱疾忌醫，掩耳盜鈴。許多問題，比如剛才講的技術的、資本的，還有民眾與精英的矛盾，包括貧富差距問題，在各個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所以我們一定不能簡單地看笑話。我們還是親望親好、鄰望鄰好，希望美國能更好地平靜下來。因為美國的外交經常會變成它內政的犧牲品，如果美國內部不消停，它可能就會拿中國開刀。
第二點，我覺得還是一定要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國際社會不應是那種你死我活的鬥爭，也不是一種零和博弈的生態，更不是意識形態和文明的衝突，所以要強調命運與共、超越意識形態的衝突和分歧。而且，國內要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在林肯講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之外，我們今天還要講的是in the people（跟人民在一起）、before the people（人民的先鋒隊）和after the people（做人民公僕）。這才是中國提供給世界的最重要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就是國內強調「以人民為中心」、世界層面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是我們觀察這些亂象的最根本的兩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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