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特朗普時代」終於落幕了。
當地時間1月20日，美國第46任總統，也是美國歷史上最年長的當選總統喬·拜登（78歲）在國會山正式宣誓就職。
特朗普治下的四年給美國和全世界帶來了怎樣重大的影響和變化？拜登新政府的上台又會如何延續或重寫美國和世界的格局？在2021年及未來四年，中美關係會面臨怎樣的新轉機和挑戰？疫情蔓延後的全球秩序將要發生哪些重大的變化？
1月20日，澎湃新聞專訪了國際知名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特朗普的「遺產」
記者：您如何總結特朗普政府對美國的影響和改變？
鄭永年：未來的歷史學家會這麼說，美國的變化、中美關係的變化，甚至二戰以後世界格局的變化，正式的起點就是從特朗普開始的。他雖然走了，但是已經留下了他自己的“遺產”。
這份「遺產」對美國國內，對中美關係，甚至對國際秩序來說都是很「厚重」的。從傳統的觀點來看，他治理美國並不成功。他既沒有使美國更偉大，也沒有使美國變得更好，但他確實改變了美國，改變了中美關係，也改變了整個世界格局。
對美國國內來說，他確實引入了一場對美國政治的革命。這場革命就是民粹主義革命。從他的執政方式來說，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非精英型的局外人總統。他執政的風格是革命性的、反建制派的，而且也成功了。
他成功使共和黨轉型，此前共和黨主要代表商人階層，這4年他通過煽動民粹主義，使共和黨轉而主要代表中下層白人群體的利益。不要忘記，有差不多一半美國人支持特朗普的共和黨。共和黨被深深烙印上了特朗普的色彩。特朗普走了，他的「遺產」不會走，特朗普主義不會走，還會變得長久。
美國社會自內戰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如此的分化，這便是特朗普的「遺產」。眼下美國無論是階級的分化、種族的分化、地域的分化，從方方面面來看，都是史無前例的對立。
「特朗普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美國的社會與經濟結構變化所導致的。所以，這不是任何人能解決的，也不是拜登能解決的，要花好幾代美國人的時間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記者：從國際角度來看，特朗普對全世界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鄭永年：在二戰以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中，美國是一個主要的角色，而這在特朗普時代遭到了很嚴重的破壞。特朗普四年來不斷「退群」實際上是讓美國從二戰後的聯合國體系內退出來。不僅從世界體系退出來，還從他的盟友體系退出來。儘管所有這些破壞拜登都要修補，但是這個修補並不是三天兩天，也不是一年兩年能恢復過來的。
雖然舊的全球秩序在特朗普時代加速崩潰，但是新的體系會怎麼樣？我們還沒有看到。但是這四年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包括美國的盟友現在對美國都不太信任。尤其是這次新冠疫情下，我觀察到這次是美國進入世界體系100多年以來第一次他的盟友沒有向美國求助，美國在抗疫中也沒有扮演一個正面的角色，而是扮演了一個負面的角色。
經過這次疫情，美國軟實力的衰落是非常明顯的，它是否能在短期內恢復過來？我個人認為很難。
這幾年歐洲國家對美國領導的聯合國及世界體系也有很多的質疑。所以現在歐洲的崛起也非常的明顯。歐洲想要更多的自主權，不再受美國那麼大的制約，不會像二戰以後那樣對美國服服帖帖了。即使拜登想要修復和所謂的盟友的關係，恢復世界領導地位，也不會那麼容易了。
目前全世界正朝着多極化發展，美國、中國、印度、德國等多極是一個大的趨勢。以前我們如果說多極化還是個理想，那麼經過了特朗普治理美國的4年後，一個結果就是世界朝着多極化的方向加速發展。
拜登政府的挑戰
記者 ：拜登政府上任後面臨的主要國內挑戰是什麼？
鄭永年：拜登新政府上台後，管控新冠疫情是最迫切的問題。美國醫療專家估計，最糟糕的時候還沒有到來，如何控制疫情是他最直接的挑戰。
經濟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拜登經濟學」，包括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恢復並擴大中產階層規模，實施向弱勢群體傾斜的政策。不過，我的疑問是他到底可以做多少？
我認為，拜登是一個非常弱勢的總統。當前美國內部非常分裂，拜登的支持力量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和西部沿海地區的高科技公司，他要想彌合美國的分裂，就必須獲得相當一部分共和黨的支持者，也就是美國中部那些農業州的民眾，否則拜登執政的基礎會非常薄弱。
他組建政府的原則，還是他以前傳統的精英主義做法，講政治正確，而並不是說要改變美國，我並不認為拜登經濟學任何一條能做得到。我想他改變不了美國社會分裂的狀態。
記者：從國際上看，您覺得拜登的全球戰略框架會有什麼新的改變嗎？
鄭永年：他對盟友確實會友好一點，如重返《巴黎氣候協定》。雖然他可能會回到精英主義的政策，但是美國的全球戰略在其他方面不會發生任何的變化。
記者：您覺得4年後特朗普有沒有可能捲土重來？
鄭永年：我想他當然還是有機會的，因為他現在做的一切，都是為了4年以後的考量。
然而，4年以後即使不是特朗普本人，也會有特朗普式的人物出來，甚至我們不用等4年，兩年以後的中期選舉我們就可能會看到這類人。過去4年裡，有不少人扛着特朗普主義的大旗進入美國政界。他們會利用特朗普主義以及差不多一半選民的支持力量。
中美關係展望
記者：您如何解讀拜登新政府的中國和亞洲政策團隊成員選擇？
鄭永年：特朗普政府也好，奧巴馬政府也好，拜登政府也好，美國現在的外交重點在亞洲，這一點我們首先要明白。因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域經濟的中心在亞洲，美國的地緣政治和地緣外交所有的中心也都會在亞洲，這個結構性的東西不會變化。
從奧巴馬提出重返亞洲，到特朗普提出印太戰略，美國都把重點放在亞洲上，在這一點上拜登政府不會發生任何的變化。拜登雖然還沒有正式出台亞洲政策，但他的亞洲政策其實已經成型了，就是修訂改良版的印太戰略。
記者：最近在亞洲協會的一場會議中，基辛格、舒爾茨等老一輩美國外交家認為「中美必須找到打交道的方式」，依然堅信中美可以理性對談；而拜登提名的白宮國安會印太地區協調員坎貝爾表示，美中關係最重要的三個品質應該是可預期性、穩定性和明晰性，對此您如何解讀？
鄭永年：首先，我想說，美國現在已經沒有像基辛格那樣的戰略家了。現在已經不是基辛格的時代了。當時的中美蘇三角情況跟現在的關係完全不一樣，美國也還沒有出現能處理現在這個時代的大戰略家。
目前拜登提名的中國和亞洲團隊人選更多體現出技術官僚的特點，他們更多從意識形態層面來看中國。我認為理性和信任並不矛盾，即便沒有信任也是可以合作的。只是有信任的話大家做事容易一點，沒有信任大家做事就困難一點。
拜登代表的是美國內部的精英主義。他對中國的政策還是會比特朗普理性一點。舒爾茨說的理性其實就是坎貝爾說的可預測性。坎貝爾所指的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一點也不可預期，這是不符合精英政治的。特朗普破壞了美國外交所有的遊戲規則，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坎貝爾團隊讓美國的外交政策恢復這種可預測性，也就是理性，那也是中國所樂見的。
雖然中美之間因為有不同的國家利益，一些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一些全球性議題不是哪個國家單打獨鬥就可解決的，氣候問題與新冠疫情都是這樣的例子。所有這些結構性的問題都要求大國之間進行合作，單獨一個國家解決不了。
我對拜登（政府）不抱任何幻想，拜登或許會與特朗普有些差異，但他在某些問題上可能會更強硬。拜登不會像特朗普一樣的不理性。他和特朗普的區別是他是一個理性的美國優先論者。至於對待中國的態度，雖然拜登的目標會和特朗普一樣，但是手段方法會不一樣。
目前，美國社會內部極端分裂，兩邊都非常激進。如果拜登能在短時間內把美國社會穩定下來，那就不得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外交不是他的重點，他不會馬上把精力放到中美之間，而是會優先處理和盟友的關係。我擔心的是，在他內政做不下去的時候，就將國內壓力轉移到外交上，尤其是針對中國。
疫情重塑全球秩序
記者：過去這一年的疫情對全球秩序產生了哪些重大的影響？
鄭永年：首先是經濟秩序——基本上被破壞了。許多國家的內部也發生了變化。一些產業衰落，一些企業倒閉，但另一些產業和公司發展了。新冠疫情造成了西方國家的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貧富分化也加大了。
國家之間關係的變化就更不用說了，尤其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因為中美關係的變化而引起的，而新冠疫情加速了這種變化。
記者：有一種看法認為，這次疫情使得美國這個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下降，全球將逐漸形成華盛頓-北京-柏林為中心的三個全球政治板塊。您怎麼看？
鄭永年：只能說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多極化的趨勢，同時加快了美國的衰落，不過美國在國際上的衰落是相對的衰落，不是絕對的。
雖然美國現在面臨的是一個治理危機。但是美國的經濟體系優勢我覺得仍然存在，美國的創新能力還是最強的。
記者：從二戰到現在，美國一直都有一種擔心自己失去第一位置的心態，從英國到蘇聯再到日本，美國一直都要打壓對它形成威脅的國家。您覺得未來5到10年，中國該怎樣來應對美國的這種打壓？
鄭永年：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分化美國及其盟友之間試圖「圍堵」中國最有效的武器。中國的強項在於開放的潛力，在於市場。
今天美國再也不可能組建一個冷戰時期的西方陣營了，那時候的西方陣營已經一去不復返。
我們要看到自己的短板，不要驕傲，另外也不要自卑。中國不要被美國牽着鼻子走，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能力對付美國的打壓。中國要善於利用自己在一些方面的優勢，不要陷入美國所設定的修昔底德陷阱，你如果相信了美國的論調而往那個方向走的話，那就麻煩了。
記者：2021年，疫情下各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會繼續升溫嗎？
鄭永年：會的。二戰激發了歐洲國家的民族主義，使得歐洲國家之間一點信任都沒有。我們應當客觀而實事求是地說，美國那個時候帶來了很多國際主義，包括二戰期間美國幫助中國也是如此，那麼當現在美國表現得如此民族主義的情況下，中國是不是也可以多一點國際主義，少一點民族主義呢？
記者：2021年，您認為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鄭永年：新冠疫情，還有一個就是中美關係。2021年的國際秩序主要就看中美關係，中美如果找到合作的地方，世界秩序重塑也好，重建也罷，都沒問題。中美如果發生衝突的話，世界秩序就會非常麻煩和糟糕。中美現在的一舉一動，其影響不光只在中美之間，世界的和平都取決於此。我們中國就是扮演了這樣一個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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