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這是毛澤東主席在得知人民軍隊佔領南京後，揮筆寫下氣勢磅礴的一首詩。
南京國民黨政權的徹底覆滅，標誌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新中國的誕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件，也是20世紀世界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後100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
從此，深受三座大山壓迫、奴役的中國人民翻身成了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中國歷史開啟新紀元，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揭開了新的篇章。
如今中共建黨一百週年，放眼未來，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實現中國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沒有任何反華勢力可以阻止這一歷史進程。
在放眼未來同時，我們不妨回顧歷史，特別是關於體制的問題。
在網上，從博客時代開始，作為老網民都有體會，一些名博、意見領袖、大V，總是喜歡將一切社會問題與體制掛鈎，彷彿這樣才能顯示他們的深度，「這國怎？虧總民，我陷思，定體問」。
現在再來「這國怎？虧總民，我陷思，定體問」這一套，已經成了一種反諷，因為這種深刻「反思」顯然更適合美國、日本、歐洲、印度……
任何一種體制，任何一種政治模式，是否有利一個國家的發展？必須根據本國客觀實際出發，「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
而西方及其代言人們卻連如此簡單明了的道理都假裝不懂，年年月月苦口婆心勸中國人「削足適履」。如果中國真的生搬硬套他們嘴裡的「優越體制」，那麼，被「削足」的中國，還怎麼走路？連站都站不穩。這些「好心人」想要看到的不就是這種情況嗎？
5月25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中國專場」（視頻會議）上發表演講時曾說過：
特別是近代以來，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侵略掠奪下一度瀕臨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為了救亡圖存，中國人民嘗試了幾乎所有的政治模式，包括君主立憲、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等，但均沒有成功。最後，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團結帶領全體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
當年，什麼樣的政治模式中國沒嘗試過？
無論選擇哪一種政治模式？歸根結底都是為了讓中國變得獨立、強大、富裕，讓中國人民不再受列強奴役、讓國家財富不再任人掠奪、讓子孫後代能夠有尊嚴地活在這個世界上。否則，渾渾噩噩地混着便是了。
那一百多年來，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劇變一共有三次：
太平天國運動，反皇帝，不反帝制；
維新變法，反帝制，不反皇帝；
辛亥革命，既反皇帝，又反帝制。
但共和實現之後呢？孫袁南北對立，袁世凱死後到南京政府崩潰前，中央權力就再也沒有集中過，軍閥割據，各自為王。就像魯迅所寫的：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從晚清以來，中國知識界、思想界一直想為中國尋求一條發展之路，知識分子們為選擇哪種政治模式而爭論不休。
君主立憲制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知識分子為了搶救一下大清皇朝，進行了一些變革，試圖建立一支新式軍隊、建立新式教育體系、禁絕鴉片、發展經濟、建立全國交通網（鐵路、公路、水路），恢復對地方的控制。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君主立憲制目的是想讓中國在科技方面趕上西方，實現工業化，但保留封建體制。
科學技術，以中國人的智慧，不是沒有辦法解決。1867年「同文館」就增設了天文、算數、化學、物理、生物、冶金、機械、醫學、政治、經濟、萬國公法等新式學科。
1872年派出留美童生，還有一些人去歐洲接受科技教育，1905年廢除科舉。
自隋代以來，歷朝歷代讀書人，想要成為社會管理者，只有科舉一條路，因此他們必須依附封建制度，才能出人頭地。當依附關係消失之後，他們必定會做出另一種政治選擇。
清皇朝在廢除科舉六年之後就結束了，中國也告別了封建體系，君主立憲派失去了基礎。
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
辛亥革命後，中國的行政機構效率比清王朝更加無力，袁世凱抱怨總統權力還不如他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時候。
各省督軍表面上擁戴大總統，實際上軍事和財政正在走向獨立。
這時的中國，有總統、有參議院、有地方議會，1912年3月11日頒布《臨時約法》，是法國式內閣制的翻版（約束總統權力）。
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的憲法和憲法草案多達六部，夠「民主」吧？夠「憲政」吧？結果政治上還是一團亂麻，社會上一盤散沙，經濟上舉步維艱，地方實力派還動不動搞一下「護法運動」。
袁世凱一死，中國便進入軍閥割據時代，各派系都在爭奪總統大位。
1923年，曹錕「競選」總統，許多議員們玩失蹤，不去北京投票，讓國會無法取得法定選舉人數，逼得曹錕掏錢買票，只要議員來北京投票，一人5000大洋，這就是曹錕賄選的起源。
而奉系、皖系軍閥又想把議員們拉到上海，甚至計劃把國會遷滬，使北洋政府失去合法性，以控制政局。
拿了曹錕大洋的議員又可以到上海，再拿每月300元補貼，聰明的議員就讓人把圖章帶去北京，打五折，2500大洋就可以蓋章支持曹錕，人又不用擔心被扣押，這樣比較安全。
五花八門小黨派推選出來的國會議員、地方議員，個個成了「政治生意人」，嘴裡罵著曹錕，心裡卻希望個個總統都要像曹錕這樣出手大方。
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隨着北伐戰爭勝利，便偃旗息鼓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被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外國列強選中的「革命將軍」常凱申，殺得政治合作者–共產黨和國民黨革命青年們人頭滾滾，建立了法西斯式的統治。
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手段，也引起了知識分子們的爭論。
作為美國實用主義理論家杜威的追隨者，胡適呼籲實行「民主」，蔣介石不愛聽，胡適又改為主張「好人政府」，緩和社會矛盾。
但胡適的美式「民主」，遭到了許多人的批評。
梁漱溟公開警告稱：若是中國現在就開始實行民主，這個國家將進一步被削弱，惡化不安定的狀況。
蔣廷黻則說：只有專制，才能把中國轉變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
他的論據是，如果沒有都鐸皇朝的專制統治，就不可能有精神和物質上結為一體的大英帝國。還有法蘭西的波旁皇朝，俄國的羅曼諾夫皇朝。中國要想走向富強，必須經過這一歷史過程，把各民族結為一體。
胡適認為蔣廷黻膚淺，思想倒退。
而哈佛大學法學家錢端升為蔣廷黻辯護，他在1934年說：我不能不對這樣一種政府形式感興趣，即這種政府組織良好，富有理想，並且是能夠為民眾利益考慮，哪怕這種政府是個專制政府。
陳之邁（哥倫比亞大學畢業，駐美公使）聲稱：我們沒有時間去考慮舊式的西方思想，我們應立即拋棄對民主的迷信。
張奚若（清華大學政治系主任）說胡適的觀點才恰恰是幼稚膚淺的。
而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則主張無政府主義，看誰都不順眼。
中國知識界的大人物們就這麼懟來懟去，今天那些民國粉卻以為「民國大師」都是「民主派」，其實並非如此。
而蔣介石誰的話都不想聽，南京政府的政治模式是一個混亂不堪的大雜燴。如果說他有什麼清晰的政治目標，那就是–消滅紅軍，將共產黨趕盡殺絕。
只要支持他這個目標的人，不管是北洋舊政客，還是親日勢力，都可以進入南京政府。相反，一律排斥，甚至入獄、暗殺。
軍閥時代名義上在北伐之後結束了，但除了南京控制的那點地盤之外，地方實力派仍保留着軍事和財政獨立，而縣一級政權落到鄉紳、宗族手中，經濟上則由買辦集團操縱。
蔣介石強調革命，所謂「國軍」原先就叫國民革命軍，反對革命是有罪的，還設立了「反革命罪」。但蔣介石非但是個假革命，而且還是個反革命，他的政治模式只是為了維護個人小集團利益以及選中他的階級的利益。
南京十年（1927-1937）國民黨政府的特點是效率低下、派系林立、腐敗橫行，官員最理想的生活狀態是-南京當官，上海生活，至於人民，他們是沒有時間考慮的，這就是所謂的「黃金十年」。
1931年為了懲治貪官，嚴肅紀律（掩人耳目），才設立了監察院，由於右任當院長。
6年時間，監察院調查過的腐敗案件有69500起，但走司法程序免職入獄的貪官僅僅只有13人，還不如蔣介石法外下令槍斃的人數多。
于右任幾乎處理不了任何官員，他每天就是書法、畫畫，因為辦蔣介石的人，蔣介石這邊會過來請託說情；辦汪精衛的人，汪精衛這邊也是如此。
比如，1934年鐵道部長顧孟余涉嫌侵吞公款，于右任想辦他，汪精衛就出面干涉，蔣介石也不想為了這種「小事」得罪汪精衛而去支持于右任，最終不了了之。所以，于右任乾脆以「佛心」管理監察院。
南京政府的財政預算有80%用在軍事（圍剿紅軍）和償還外債上，對農村投入不到13%。國民黨如此對待農民，那麼，農民也會如此對待國民黨。
國民黨還嘗試過法西斯主義，1933年希特拉掌權，1934年蔣介石搞了三年「新生活運動」，這場運動是由他的「蓋世太保」-藍衣社推動的。
不過，國民黨從法西斯模式上也沒學到什麼東西，只是建立了以戴笠、康澤、賀衷寒、徐恩曾等人為首的特務統治，並帶到了台灣省。
以上種種政治模式，都無法真正讓舊中國脫胎換骨，也註定失敗。有人卻再想回到那個時代，想再試一下那些政治模式，裝模作樣地思考，是吃飽了撐的嗎？
自「五四」運動興起的各種思潮和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政治模式變化相伴相隨，但誰能讓中國人民覺醒並找到一條真正的出路？只有中國共產黨。
這是歷史的答案，也是人民的選擇。
國內外那些想破壞中國復興之路的跳樑小丑，再怎麼蹦噠，也只是蚍蜉撼樹、螳臂當車。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
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
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
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多少事，從來急；
天地轉，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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