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遺址,如今是一座一英畝見方的水池。池邊的護欄上刻着2983個名字。入夜,柔和的黃色燈光會穿過鏤空的字符。每個字符都雕刻精緻,排列也講究:同一架次航班的旅客、同一家公司的員工、同一支隊伍的消防員。至於其他遇難者,設計師拜訪了他們的家屬,考察是否有人曾一起吃飯、一起通勤,儘可能讓每兩個挨在一起的名字都有生前的聯結。
2021年8月30日,美軍從混亂的喀布爾國際機場撤出最後一名士兵,結束了持續20年的反恐戰爭。
20年前的10月7日,在「基地」組織恐怖分子針對美國紐約世貿中心的一起系列恐怖襲擊事件後的將近一個月後,美國及北約聯軍轟炸了包括喀布爾在內的阿富汗多座城市,拉開了這場反恐戰爭。
對於如今的阿富汗亂局,塔利班指責一切混亂都是美軍造成。非塔利班的新政府談判代表及反塔利班的馬蘇德家族,同樣認為美國應當負責。拜登政府駐華大使提名人選、當年曾支持出兵阿富汗的伯恩斯去年也表示,如果歷史能重來,「想必能有比戰爭更好的辦法」。
文明的衝突?
9·11事件發生當天,距離第二架客機撞擊雙子塔才過去26分鐘,時任美國總統小布殊就在佛羅里達州布克小學宣布:「這是恐怖襲擊。」簡短的記者會後,他乘「空軍一號」輾轉三地,一天內發表三次演說,每次都強調「恐怖襲擊」的定性。
彼時,恐怖主義還是模糊的概念,各國政府普遍缺乏反制預案。組建國土安全部、聯合國安理會1377號決議將國際恐怖主義定性為「最嚴重威脅」,都是9·11事件之後的事。
當時,美國國務院出現了兩種觀點。一位時任美國國務院中亞事務顧問的國際關係教授回憶,當時一些人認為這是極端宗教世界與「西方文明世界」的「文明之戰」;另一派則認為這其實是恐怖分子設下的「文明之戰」陷阱,應保持警惕,聚焦於恐怖組織本身,避免文明對立。前一種觀點來自冷戰中興起的「文明的衝突」理論代表人物亨廷頓與伯納德·劉易斯,後一種則源自批判「文明衝突論」忽視伊斯蘭世界內部差異性的知名學者愛德華·薩義德。
1998年,劉易斯在倫敦一份小報上讀到「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對美國宣戰的消息,當即指出,此人操持明顯的「聖戰意識形態」,將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安全威脅。
在阿富汗,這種「意識形態」無處不在:塔利班等信奉哈乃斐派教法的遜尼派穆斯林滿足於實現一地一國的宗教化,而信奉薩拉菲派教法的「基地」組織和後來的「伊斯蘭國」(ISIS)都主張將外國領土視為聖戰地。
直到9·11事件發生,美國政府才重視起劉易斯的警告。霧谷和五角大樓的絕大多數都支持劉易斯的觀點,時任副總統切尼稱讚「在這個新世紀,他的智慧每天都被決策者、外交官、學者和新聞媒體所追求。」而薩義德及其在華盛頓的支持者則因「批評西方」的立場被指責為「恐怖分子的幫兇」。
時年72歲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宗教教授大衛·拉波波特由此突然被華盛頓注意。他基於「文明衝突」的邏輯,在9·11事件兩年前就提出自己對恐怖主義及反恐的定義和思路,其論文《現代恐怖主義的四次浪潮》被後來者譽為「最著名、最有影響、也最有爭議的恐怖主義研究文獻」。
事實上,這仍是冷戰思維的延續。「與其說拉波波特的浪潮理論影響了美國政府,不如說拉波波特的觀點契合了華盛頓的冷戰思維。」前述教授說。和福山對民主「浪潮」的解釋類似,拉波波特將恐怖主義的歷史簡單分期,用單一因素解讀恐怖主義在人類不同歷史時期的興衰。其中,1979年至今的恐怖主義浪潮被他歸結為「以宗教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換言之,其本質是文明衝突論,即一種文明對其他文明的極端攻擊。
9·11事件之後的20年,回到國內並成為阿富汗政府高官的拉德馬得常與美國外交官討論他們眼中的恐怖主義與反恐戰爭。拉德馬得在阿富汗戰爭初期以難民身份逃往伊朗,他認為,除了冷戰思維外,將反恐戰爭擴展為「文明之戰」,也是實用主義的選擇,因為大多數美國官員「根本搞不清楚伊斯蘭文化,甚至不知道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信奉的是不同教派」,直到9·11事件發生十年後,美軍仍沒有摸清「基地」組織的邊界,而是將之定義為「一個由各種關聯網絡組成的恐怖辛迪加」。
猛藥未奏效
拉德馬得2002年回到家鄉喀布爾後,作為新政府內少數英語流利的人才輾轉各部門及總統府任職。政府內的美方顧問對他說:只要走上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恐怖主義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他成為卡爾扎伊政府分管地方治理體系改革的負責人後,發現所有政策都來自各部門外國顧問的提議。
拉波波特的理論認為,國際恐怖主義浪潮都根植於本土政治社會生態,如果當地社會生態改變了,浪潮失去了土壤,就將逐漸平息。他預期,在充分干預的情況下,極端宗教帶來的恐怖主義浪潮會在2025年前後衰退。
但即使是伯納德·劉易斯,也反對直接將外來制度強加給阿富汗基層社會的方式。他說,有些東西「不能強加於人」,西方式的直接民主「是一劑很猛的藥」,必須以小劑量、逐漸遞增的方式給病人服用,否則有殺死病人的風險。
「大多數政策提議並非照搬西方制度,而是曾在南亞或東南亞國家成功落地。」拉德馬說,「問題在於,阿富汗社會和那些社會也不相同。」他認為,如果一定要比較,阿富汗其實更接近中亞、西亞地區的蘇聯加盟共和國,蘇聯解體使其原有治理體系被連根拔起,但新的體系或未能建立,或上下脫節。
阿富汗的問題還更深遠,「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現代化改革以來,喀布爾和部落間的舊秩序就被打破了」,蘇聯入侵期間及蘇聯撤軍後的軍閥內戰、教派衝突進一步撕碎了基層部落的傳統秩序,而美國政府及其支持的反塔利班領導人們一開始就沒有試圖改變這種狀況。
2002年到2004年的政府過渡、權力爭奪時期,唯一在阿富汗村鎮及山區有廣泛影響力的領袖、阿富汗王國末代國皇查希爾沙主動退出權力競爭,其餘領導人都只能代表自己群體的利益。
拉德馬得透露,在塔利班政權遭推翻、新政府建政之初,他們曾做過統計,中央政府在喀布爾市民中的支持率大約有五成,在其他北方城市也不低,但在農村地區只有一成。阿富汗社會總體對西方概念的認識也遠遜於大多數南亞國家。新政府曾試圖通過對清真寺伊瑪目收編、發放薪水控制宗教系統,但伊瑪目們根本沒有「工資薪金」的概念,將此視為賄賂,反而激發了他們反對世俗政府的熱潮。
2011年, 9·11事件10周年時,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學者建立了五個不同的模型驗證拉波波特的觀點,發現美國的干預不僅沒有消滅,反而推動了當地恐怖主義活動的發展。在美國政府宣布消滅了一地的主要恐怖組織後,該地區的恐怖主義思潮流行在此後的五到十年都難以好轉。
美軍撤離阿富汗之際,美國國會研究處(CRS)2021年8月17日更新的報告顯示,目前至少有包括「基地」組織、「基地」組織印度分支、巴基斯坦塔利班、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伊斯蘭國呼羅珊省分支(ISIS-K)等大大小小數十個恐怖組織活躍在阿富汗境內的20多個省區。僅ISIS-K組織,就有十多個國家的激進分子和聖戰者參加。
回歸「傳統」反恐戰爭模式
2006年,阿富汗什葉派領袖巴勒希訪問美國,與時任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對話。阿富汗人詢問美國為何不越境打擊阿富汗周邊國家的極端組織,阿米蒂奇稱,這些國家對美國「做出了反恐承諾,所以我們資助他們」。
「我又問:如果有一天你得出結論,你的資助被用於支持恐怖主義,你會做出什麼決定?」巴勒希回憶稱,「阿米蒂奇說:那是我們的戰略盟友。」
「我們既要像阿富汗的鄰國施壓,推動他們打擊恐怖組織,但又要獲得他們的許可,才能建立軍事基地,並通過他們的領空進入阿富汗。」美國國務院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務特使米勒說,「這就給了這些國家在極端組織與美國之間尋找平衡的機會。」
過去20年,除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外,美國政府在涉及盟友的跨國反恐戰爭中普遍採用獲取東道國政府授權、輔助當地安全部門的方式,對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恐怖組織進行定點清除和非對稱打擊,但不介入大規模戰爭。對並非盟友、但經評估沒有必要大規模部署軍隊的國家,則直接對相關目標進行非對稱攻擊。
美軍撤出阿富汗後,美國政府再次強調,非對稱作戰方式將成為今後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主要手段。在拜登的概念中,這意味着以無人機行動為主導,偶爾輔以小規模武裝部署,不再介入阿富汗、伊拉克式的全面戰爭。
當前,聯合國安理會主導的全球反恐戰略由四類措施組成,即國家反恐建設、譴責恐怖主義活動、對恐怖主義實體實施制裁、制訂有普遍約束力的其他措施。問題在於,即使9·11事件已經過去20年,安理會的反恐決議依然滯後。僅就反恐制裁而言,這種方式在9·11事件後被廣泛使用,最多時有超過200個個人和實體被列入清單,但卻沒有制定明確的篩選標準。
2008年時,國際法權威學者、牛津大學教授伊恩·布朗利強調,國際社會尚不存在「恐怖主義法」,因為反恐的國際秩序框架涉及管轄權、國際刑法、國家責任法等多個部門,這種複雜狀況使得完整的反恐法律框架很難在制度上得到確立。而美國政府一直忙於制訂自己的反恐制度,直到9·11事件的政治熱潮退去,也沒有試圖在國際層面取得突破。
2011年,隨着美國政府重回「傳統」反恐戰爭模式,美國及北約國家開始嘗試通過反恐立法擴大使用武力的授權。2011年北約審議應對綜合風險的新戰略框架時首次提出,考慮到充滿多樣化的恐怖主義威脅及非對稱作戰的現實安全形勢,軍事活動應當跳出上世紀的陳舊觀念,而「隨着軍事理論的這種變化,法律範式的變化將是不可避免的」。
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和歷史名譽教授安德魯·巴塞維奇近日撰文反思稱,美國社會對世貿中心遭到襲擊是絕對震驚的,但這種震驚的直接後果是反應過度。「換句話說,小布殊政府開始了他被誤導的全球反恐戰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長而徒勞的戰爭就直接體現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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